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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忾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蕞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太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人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龢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这次战争，在陆上，中国在朝鲜布防，不过一万五千人，而日本是四万人猛攻；在海上，中国在黄海军舰，已经六年没添新船，英国人建议必须先买两条快船，可是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了，快船乃被日本买去，其中一艘变成了“吉野”号，就凭这条船，日本打沉了中国海军的主力。
另一方面，战争时的同仇敌忾心态，在中国方面，也是一绝的。在战争开始时候，日本方面，自天皇以下，大家忙着听军情；可是中国方面，却自西太后以下，大家忙着听戏。好像仗是别人打的。这种心态，等而下之起来，也就笑话百出。以海军而论，中国海军分派系，分出北洋系、南洋系、闽南系、粤洋系，各搞各的。甲午战争前，中国举行海军大检阅，粤洋系派来“广甲”、“广乙”、“广丙”三条船。不料检阅没完，战争突然爆发，这三条船就被留下，以壮声势。战争下来“广甲”搁浅、“广乙”打沉、“广丙”投降。战争过后，粤洋系的头子竟写信给日本受降将军，说这三条船都有“广”字头，是属于广东的船，本就和这次战争不相干，请你看在我们广东是局外人的面上，把“广”字头的船还给我们！
甲午战后，有外国人评论，说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不是中国跟日本的战争，这是李鸿章跟日本的战争。以李鸿章一个人跟日本三千万人作战，自然胜负分明！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蕞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太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人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龢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