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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说，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集结了武装部队，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缅甸不愿两面作战，就向中国请求和解，承认作中国的藩属。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正在进退维谷，也乐得就此结束。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缅甸腊戍以北一带）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
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并不是真心的低头，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两国敌对如故。一直到了十八年后，一个曾经当过和尚，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中国政府于一七九年，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跟缅甸同样情形的，还有尼泊尔王国。
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河内）复位的那一年——一一七八八。就在这一年，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传说不一，可信的一个传说是，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脸上被刺字），逃到尼泊尔。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一直不肯偿还。尼泊尔早已愤怒，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遂采取强硬手段。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理藩院侍郎）巴忠，代表皇帝，担任监军。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不等四川兵团抵达，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换得尼泊尔撤军。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自动退出中国国境。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只字不提，而只秘密通知达赖，请达赖按时送去。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一七九一年，再度进攻，攻陷日喀则，班禅逃到拉萨。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抢劫一空。
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就跳井自杀。我们无法了解，天下竟有这种浑人，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能够一手掩盖。
中国远征军于次年（一七九二）抵达西藏，尼泊尔军队败走。远征军尾追，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进入尼泊尔国境。尼泊尔军再败走，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加德满都），旦夕可下。司令官（大将军）福康安，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对自己的用兵如神，大为满意，他自比为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手拿羽毛扇（这是诸葛亮的标帜），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从容指挥作战。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疏于戒备之际，发动猛烈反攻，远征军大败，死伤惨重，福康安狼狈逃命，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
然而，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稳定局势，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愿作中国的藩属，定期进贡。福康安喜从天降，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撤军回国。事后才知道，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而是另有原因，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以免妨碍通商，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没有个完。
——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就发现了好处，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还向中国进贡不辍。
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除了琉球王国外，还有暹罗王国。现代暹罗——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它的开国国王郑昭，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驱逐缅甸占领军后，他立即派遣使节到北京，请求中国加封。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发生政变。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于是改名郑华，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于一七八六年，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中国不知道内情，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
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当本世纪（十八）最后一年（一七九九），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一位是朝鲜使节，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为皇帝服丧。
——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而自称为拉玛一世，并解释说，他并没有叛变，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由他敉平。
九藩属外的进贡国
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战争一结束，军队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中国在下世纪（十九）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自上世纪（十七）明王朝灭亡，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只能算是假中国。中国的灵魂，即真中国，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已变成了夷狄，朝鲜、越南才是中国。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直到本世纪（十八）结束时，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
次一级的是琉球、暹罗。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而喜悦它们的恭顺，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最得实惠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每次从中国回去，都满载而归。
第三级是缅甸、尼泊尔。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有时候又比较疏远。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就很高兴了。
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进贡”的意义，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完全不同。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但仅只进贡，并不一定是藩属，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就习惯于这种奉承，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我们回溯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除了丰富的赏赐，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必然顺便（事实上却是主要的）携带大批货物，乘机做一次大买卖。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
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多不胜数，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世纪为最多，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这种州，称为羁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本世纪（十八）时，这种情形依旧，如哈萨克王国、布鲁特汗国（塔吉克）、布哈尔汗国（乌孜别克布哈拉）、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阿富汗王国、不丹王国、哲盂雄王国（锡金）、巴克达山汗国（阿富汗东北部）、柬埔寨王国，都是进贡国家。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远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是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
——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下世纪（十九），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十华侨
除了疆土的开拓，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国人移殖朝鲜，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才迅速增加。然而，中国人向外发展，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离开父母之国，远赴蛮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可是中国沿海一带，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东南亚却地广人稀，而且属于热带气候，谋生比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躲过官员们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开始，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建立家园，跟上著人民，相处得十分亲密。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
一、十七世纪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正行断头政治），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被西班牙屠杀。
二、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清军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三十余年间，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死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为贱民阶级，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
三、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明王朝灭亡的次年），郑成功占领台湾，驱逐荷兰人，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中国人武装自卫，至死不屈，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结果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
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西班牙如此，荷兰也不例外。本世纪（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使河水都变成血水，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
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东南亚（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断，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到了本世纪（十八）末期，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估计有二百余万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最著名的诸如：
一、广东省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总统（大统制），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选举。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二、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三、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
——下世纪（十九）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四、福建省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
——下世纪（十九）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还不包括在内。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到了下世纪（十九），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狱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三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四大黑暗再度来临。
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
十二大黑暗的反扑
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观念。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弘历，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后半段时间，开始对政治厌倦，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游荡生活中，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
玄烨大帝曾到过江南六次，每次都很俭朴，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弘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杨广、完颜亮一样，同染着大头症，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列于下表：
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宁
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
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宁
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宁、杭州
第五次一七八年到杭州、海宁
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宁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十六世纪的朱厚照，跟本世纪（十八）的弘历。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声势之大，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每次都有万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苏省教育厅长（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皇家教师（侍读学士）纪晓岚，是儒家学派巨子，他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弘历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
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
二一七五五年平准部
三一七五七年再平准部
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
五一七六九年平缅甸
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
七一七八八年平台湾
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
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尔
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尔
认真的研究结果，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然而，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从70年代起，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当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北京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
和珅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后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和司法上的冤狱。有些总督和省长（巡抚）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弘历也大大地震怒，不断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诛杀越严厉，贪污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文官如此，武官更为恶劣，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横加屠杀。
和珅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
本世纪最后一年（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页)琰——弘历的儿子，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和珅当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不过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历跟和珅两个满洲肥佬，密切合作，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官逼民反（上）
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水灾旱灾，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
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十八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弘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一七九八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页)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官逼民反。”(禺页)琰教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禺页)琰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禺页琰)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健康。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上世纪（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无处申诉。本世纪（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他不久就战死，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他们的口号是：驱逐汉人，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对白莲教、天地会一样，采取高压手段。不过清政府的军队，包括满洲兵团、蒙古兵团，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都已腐烂不堪。当六十年代对乌什（新疆乌什）事变用兵时，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盐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对白莲教、苗人用兵时，即令在荒山穷谷，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需要银币二百余两（注意当时的购买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时间相隔只三十年，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这种军队，跟上世纪（十七）明政府的军队一样，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所以当本世纪（十八）结束时，中国又处处混战。
十四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
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回到文学世界。
中国在十六世纪一口气产生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使中国文学迈进了小说时代。诗虽然照常发展，甚至远播到海外，像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各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对中国诗都有很深的造诣。它们派到中国的使节，几乎每一位都是诗人，这可以从他们跟中国皇帝和跟中国官员们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获得证明。但诗在当时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所专用。而小说自从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诞生后，它的领域跟外太空一样的广阔，供文学家骋驰。
十六世纪的三部小说，只是数百年大众化白话文尝试的一个总结，经过二百年的辛苦耕耘，到了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出现奇葩，一部辉煌的一百余万字的巨著红楼梦问世。
红楼梦共一百二十章（回），包括角色二百余人。叙述男主角贾宝玉跟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间的三角爱情故事，后来贾宝玉跟薛宝钗结婚，林黛玉在他结婚之夕病死。接着贾家破产，富贵荣华和那些绝顶聪明美丽的女郎，或死或散。贾宝玉无法忍受这种打击，也无法抹去他对林黛玉的怀念，于是离家远去，失踪在茫茫大地上，据说是到一个人迹所不能到的所在，削发为僧。没有几个人能把全书一口气读完，感情丰富的读者在读到林黛玉死时，便伤心掩卷。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是满洲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皇家纺织厂厂长（江宁织造）四十四年之久。纺织厂是直属皇宫的最大的生产机构之一，负责宫廷绸缎的供应。所以曹家拥有可观的由贪污得来的财富，玄烨大帝厂次南游时，有五次都住在曹家，由曹家负责招待（接驾）。这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显示曹宅具有豪华的建筑和设备，才能容纳和供应皇帝出巡时所带的千万人组成的蝗虫集团。曹雪芹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时，辞掉（或被免除）纺织厂的职务，迁到北京定居，不久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他没有谋生能力，终于衣食无着，这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开始写作，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图，写下红楼梦一书。他于四十七岁的本世纪（十八）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据说他逝世时红楼梦只写了八十章，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鹗代他续完。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会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生活背景，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小说家。曹雪芹逝世时，环境是凄凉的，而且他绝没有想到，他为他的国家留下无价之宝。
我们用下列三项说明红楼梦的崇高价值：
第一、在文学上，红楼梦的成功至为惊人，迄至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一部小说可以超过它。它布局的气魄像汪洋大海，描写的细腻深刻，像脂粉一样的沁人肌肤。二百余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互不相同，只要听他们的说话，就可分辨出他们是谁。只要分辨出他们是谁，就可知道他们对刺激产生什么反应。每一个情节都含有深长的意义，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最艰难的的一种技巧。曹雪芹始终把握住一个原则，即用言语和动作去表达心理——跟专注重心理描写的笨重手法，恰恰相反，使读者在淡淡的声调下，发生澎湃的感情。世界上还找不到一本小说能像红楼梦一样，包括这么多人，而又观察得如此入微。
第二、在言语上，红楼梦使用的是纯北京话。北京话音调悦耳而词汇丰富，这些优美的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很多人物都以善于词令而被称赞，像贾宝玉的丫头小红，她能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乱言语，以闪电般的速度，表达清楚。红楼梦问世一百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北京话始终被法律定为中国的标准国语。
第三、在社会史上，红楼梦是一个包罗万象，蕴藏丰富的宝藏。因为本世纪（十八）之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变化很少。红楼梦可以说是自纪元前三世纪西汉王朝直到十九世纪西洋文化冲击前，二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总解剖。至少它显现出来大黑暗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横断面。我们可以透过这部引人入胜的巨著，认识专制政体和儒家思想下，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行为规范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意识形态，以及奴隶制度、政治制度、地主跟佃农的关系，士大夫阶层的组成，贪污贿赂的艺术，司法黑暗和人权被蹂躏的内容，贵族生活的内容，权力在亲情中的地位，儒家伦理基础“孝”的实质意义，宗法与多妻制度以及嫡子庶子的冲突；古中国的男女爱情观念、婚姻基础、妾的地位，等等问题，都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说明。红楼梦不但是一部具有无限重读性的作品，而且随着年龄智慧的增长，心理背景及社会背景的不同，每一次阅读，都有一次新的发现。
红楼梦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问世，立即受到满洲贵族和儒家系统猛烈抨击，满族人认为它暴露了满洲贵族的靡烂生活，儒家系统认为它诲淫诲盗，坏人心术。但它却受到广大欢迎，不久就兴起一种称为“红学”的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部巨著对普通读者的感染力之大，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男青年还都以贾宝玉自居，女青年还都以林黛玉自居。
十五东西方世界
一七三三年（玄烨大帝第四次下江南），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定都圣彼得堡。
一七四八年（清政府第一次讨伐大小金川），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
一七六二年（弘历第三次下江南），俄国皇后卡德琳二世，杀掉她的沙皇丈夫彼得三世，自称卡德琳大帝。
一七六九年（中国与缅甸战役结束），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气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从此西方跟东方，分歧为两个世界
一七七六年（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束，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美国宣布独立。
一七八九年（中国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法国大革命爆发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监狱，释放政治犯，发表人权宣言（距上世纪（十七）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恰一百年）。
一七九二年（中国跟尼泊尔战争结束），法国改建共和国（第一共和），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
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和珅在狱中自杀），拿破仑解散执政四，称法国共和政府第一执政。
消息说，暹罗王国故土上的中国侨民郑昭，集结了武装部队，正攻击缅甸的占领军。缅甸不愿两面作战，就向中国请求和解，承认作中国的藩属。远在北京的弘历皇帝，正在进退维谷，也乐得就此结束。但缅甸的态度十分强硬，当中国远征军代表跟缅甸军司令眇旺模谈判，中国要求缅甸归还所侵占的木邦（缅甸腊戍以北一带）等三个部落的土地时渺旺模左顾右盼，没有听完就掉头而去，远征军代表只好瞪着眼睛回来。
缅甸当时的目的只求停战，并不是真心的低头，所以当中国退军之后，两国敌对如故。一直到了十八年后，一个曾经当过和尚，跟前任王室没有关系的国王孟云即位，他为了取得大国的支持，于一七八八年主动向中国进贡。中国政府于一七九年，加封盖云为缅甸国王，才正式确定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跟缅甸同样情形的，还有尼泊尔王国。
缅甸开始向中国进贡的那一年，也正是中国护送大越皇帝黎维祁返回东京（河内）复位的那一年——一一七八八。就在这一年，遥远的喜玛拉雅山南麓的小国尼泊尔，突然向比它大一百倍的庞大的中国进攻。尼泊尔王国为什么如此，传说不一，可信的一个传说是，后藏喇嘛教领袖班禅的一个部属丹津班珠丹，因为受到不公平的酷刑（脸上被刺字），逃到尼泊尔。这时正当班禅积欠尼泊尔太多的贸易借款，一直不肯偿还。尼泊尔早已愤怒，得到丹津班珠丹作向导，遂采取强硬手段。清政府一面派四川兵团入藏应战，一面派藩属事务部副部长（理藩院侍郎）巴忠，代表皇帝，担任监军。不知道什么原因，巴忠竟做出一件使人连做梦都梦不到的荒唐怪事，他是由青海那条大道直接到拉萨的，不等四川兵团抵达，就先行跟尼泊尔代表谈判，承诺每年付给尼泊尔一万五千两赠款，换得尼泊尔撤军。但巴忠却向皇帝弘历报告说，尼泊尔已被他巧妙的辩才和义正词严的立场所折服，自动退出中国国境。对于每年一万五千两的赠款，只字不提，而只秘密通知达赖，请达赖按时送去。谁知道达赖一口拒绝，尼泊尔当然不肯甘心。一七九一年，再度进攻，攻陷日喀则，班禅逃到拉萨。尼泊尔军队把班禅宫中所有的珍宝和日喀则民间的财物，抢劫一空。
巴忠听见尼泊尔索取赠款的消息，就跳井自杀。我们无法了解，天下竟有这种浑人，他怎么会想到他可以对如此重大的国际交涉，能够一手掩盖。
中国远征军于次年（一七九二）抵达西藏，尼泊尔军队败走。远征军尾追，越过喜玛拉雅山聂拉木山口，进入尼泊尔国境。尼泊尔军再败走，远征军队进攻它的首都阳布（加德满都），旦夕可下。司令官（大将军）福康安，这位被誉为皇帝弘历手下第一名将，对自己的用兵如神，大为满意，他自比为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手拿羽毛扇（这是诸葛亮的标帜），坐在四人抬的轿子上（效法诸葛亮的四轮车），一副戏台上人物的模样，从容指挥作战。尼泊尔乘他正自命不凡，疏于戒备之际，发动猛烈反攻，远征军大败，死伤惨重，福康安狼狈逃命，几乎成了第二个带汁诸葛亮。
然而，当福康安好容易脱离追兵，稳定局势，恐惧尼泊尔下一个攻势时，尼泊尔却派遣使节到军前请求和解，愿作中国的藩属，定期进贡。福康安喜从天降，迫不及待的立即接受尼泊尔的请求，撤军回国。事后才知道，并不是尼泊尔突然发作了神经病，而是另有原因，它曾向邻近的驻在印度东部加尔各答的英国军队求救，英国那时还不愿跟中国结怨，以免妨碍通商，而尼泊尔政府的另一个敌人披楞部落，正在南方国境发动攻击。尼泊尔政府不愿受到前后夹击，而尤其恐惧中国的远征军会源源而来，没有个完。
——尼泊尔当了中国的保护国之后，就发现了好处，成为中国最后丧失的藩属，直到二十世纪初叶，还向中国进贡不辍。
不和中国土地相接的藩属，除了琉球王国外，还有暹罗王国。现代暹罗——二十世纪时改称泰国，它的开国国王郑昭，是中国广东省澄海县人，驱逐缅甸占领军后，他立即派遣使节到北京，请求中国加封。可是当使节还在中途时，发生政变。郑昭被他最亲信的暹罗籍的部将却克里所杀。却克里显然恐惧中国对郑昭之死发生反应，于是改名郑华，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于一七八六年，再派遣使节前往北京，陈述他继承王位的合法性。中国不知道内情，当然加封他为暹罗国王。
暹罗和琉球都是没有经过不愉快的战争场面而归附的藩属，暹罗跟中国的密切关系，远超过缅甸和尼泊尔。举一个例子可作说明，当本世纪（十八）最后一年（一七九九），中国太上皇弘历逝世时，正在北京进贡朝见的两位使节，一位是朝鲜使节，另一位就是暹罗使节，他们适时的代表他们的国王，为皇帝服丧。
——却克里对中国虽坚称是郑昭的儿子，但对他的臣民因无法隐瞒真相的缘故，而自称为拉玛一世，并解释说，他并没有叛变，乃是另外一个将领叛变，由他敉平。
九藩属外的进贡国
中国跟藩属间的关系，可以分为若干等级。
最密切的一级自然是朝鲜。中国为了朝鲜的利益和维护朝鲜的独立的跟领上的完整，所付出的牺牲是可惊的。但中国对朝鲜毫无所求，战争一结束，军队即行撤退。
越南也包括在这一级之中，中国在下世纪（十九）也为援越而对法国作战。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意识形态方面，自上世纪（十七）明王朝灭亡，朝鲜和越南同时认为满族人不过夷狄之辈，中国在中国故土已经消灭，满族人所篡夺的只是中国的躯壳，只能算是假中国。中国的灵魂，即真中国，已转移到朝鲜和越南的国土——朝鲜人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越南人也坚持他们是正统的中国。那就是说，中国已变成了夷狄，朝鲜、越南才是中国。两国对满族人的清王朝，在武力上虽然不能不低头，但从心眼里却十分地瞧它不起。这种心理持续约一百余年，直到本世纪（十八）结束时，才逐渐把清王朝跟中国合而为一。
次一级的是琉球、暹罗。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印象，认为他们是那么遥远和那么恭顺。中国皇帝怜恤它们的遥远，而喜悦它们的恭顺，所以对于两国几乎是有求必应，最得实惠的还是他们的那些使节，赏赐他们也特别丰富，每次从中国回去，都满载而归。
第三级是缅甸、尼泊尔。这两个国家有时候跟中国靠得很近，有时候又比较疏远。中国对他们当然也不肯付出像对朝鲜、越南那样的热烈感情，只求这两个邻国不再在边界制造麻烦，就很高兴了。
除了上述的六个藩属国外，中国还拥有数不清的贸易性质的进贡国。“进贡”的意义，在藩属国来看是定期地向宗主国的一种呈献，在中国来看是一种荣誉——这跟欧洲那种勒索或剥削性的进贡，完全不同。藩属国最大的要件之一，就是定期的向宗主国进贡。但仅只进贡，并不一定是藩属，中国是当时亚洲唯一的庞然大物，矗立在万邦之中，四周相邻的一些小国家小部落，面积人口都处于绝对的劣势，文化物产也都显然落后，免不了对中国巴结奉承，向中国政府呈献该国的一些特产，诸如珠宝奇珍、奇异的动物植物，以及美女株儒，表示他们的崇拜和友谊，希望用以钓出更大的利益。中国从纪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起，就习惯于这种奉承，认为是一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为了表示天朝大国的气度，对进贡国的那些使节团，一向有完善的照顾。我们回溯八世纪时，那些到了中国就不肯离开的使节，累积下来竟达四千余名之多，以致宰相李泌不得不下令驱逐，就可了解他们所受的待遇优渥到什么程度。有些品格恶劣的使节，甚至还利用这种优待，进入中国国境后，就像强盗一样，沿途横暴，为非作歹。中国政府总念及他们来自遥远的蛮夷之邦，缺少教养，倍加原谅。所以外国进贡的使节，有时候竟成为交通要道上的一大祸害。在进贡了之后，中国政府一定用丰富的赏赐作为回报，价值往往超过贡物的数倍。朝鲜就不断地对中国赏赐的绸缎过多而发出抱怨，因为它促使朝鲜的纺织业破产，严重地打击他们的农村经济。除了丰富的赏赐，使节团在进贡的同时，必然顺便（事实上却是主要的）携带大批货物，乘机做一次大买卖。所以若干国家不惜采取战争的压力，以要求增加进贡的次数。
在这种情形下，向中国进贡的非藩属国和大小部落，多不胜数，而以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世纪为最多，当时唐政府对所有进贡的国家或部落，一律封他们的国王或可汗为某州都督。这种州，称为羁縻州，唐政府既不一定知道州在什么地方，被封为都督的那些国王可汗，对中国文字也不认识，只不过仅是中国史学家在纸上记下的一笔而已。本世纪（十八）时，这种情形依旧，如哈萨克王国、布鲁特汗国（塔吉克）、布哈尔汗国（乌孜别克布哈拉）、浩罕王国（乌孜别克浩罕）、阿富汗王国、不丹王国、哲盂雄王国（锡金）、巴克达山汗国（阿富汗东北部）、柬埔寨王国，都是进贡国家。
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他们进贡的性质，位于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市东北，有一个小小的坎巨提王国，它每三年向中国进贡一次，每次进贡砂金一两五钱（它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人两星期的伙食费用），并不送到北京（那太远了），而由新疆地方政府代表接受，回报他们的是绸缎、银币，和茶叶。假使世界上有一种一本万利的交易，那就莫过于向中国进贡了。这并不是中国呆如木瓜，而是一种荣誉心和类似父母或长兄、长姊，那种天下共主责任感的综合反应，即永不愿使依靠中国的友邦失望。
——外国人不会了解这种恢宏的心胸。下世纪（十九），中国为朝鲜、为越南而跟新兴的帝国主义者作战，以致受到严重的挫折，割地赔偿。外国人便嘲笑中国人莫名其妙，竟为了一个宗主国的虚名，而接受实质的灾难。但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反抗强权、扶危济困的主要精神。
十华侨
除了疆土的开拓，和藩属国进贡的增多，中国人也大量向海外移民。
中国人移殖朝鲜，以及经过朝鲜进入日本，早在纪元前就开始了。但大规模移向东南亚——包括菲律宾群岛、印尼群岛、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可能迟至第七世纪才开始。到十五世纪郑和下西洋时，才迅速增加。然而，中国人向外发展，不但不能像欧洲人那样，受到政府的支持保护，恰恰相反的，反而受到严厉的禁止。儒家思想是保守而尊祖的，对于为了追求财富而抛弃祖先坟墓，离开父母之国，远赴蛮夷番邦的人，十分痛恨。因而称他们是海贼奸民，用法律和监狱取缔他们，在这种情形下，华侨在海外遂成为被遗弃的可怜孤儿。可是中国沿海一带，人口稠密而土地贫瘠，东南亚却地广人稀，而且属于热带气候，谋生比较容易。沿海人民遂用逃避或贿赂的方法，躲过官员们的干涉，大批向海外涌出，这些贫苦无依的亡命之徒，以做小生意开始，不久就在蛮荒的各地，建立家园，跟上著人民，相处得十分亲密。
十六世纪之后，欧洲人向东侵略。西班牙最先占领菲律宾（一五四二）。十七世纪时，荷兰继又占领爪哇（一六一九）。这批帝国主义者以主人自居，对中国人采取压迫政策。华侨不能忍受时，起而反抗，因为没有国家力量作后盾的缘故——不但不作后盾，明、清王朝政府，还希望外国人早一点把中国逃到那里的海贼奸民铲除。所以华侨每一次反抗，都受到惨重地打击。像西班牙，曾在菲律宾对中国人作过三次充满了原始兽性的大屠杀，每次都使用灭绝种族的手段：
一、十七世纪一六三年（明王朝酒肉皇帝朱翊钧在位，正行断头政治），菲律宾华侨二万余人，被西班牙屠杀。
二、十七世纪一六三九年（清军攻明王朝，第五次入塞），菲律宾自第一次屠杀后，三十余年间，中华移民陆续增加到三万二千人。西班牙又作第二次屠杀，死二万余人，仅一万余人得以幸存，但被列为贱民阶级，每人要缴纳负担不起的六元的人头税，而且必须改信他们所信奉的天主教（信教一项难不任甲国人，甲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信什么教什么神都不在乎，这一点使西班牙人大惑不解）。
三、十七世纪一六六二年（明王朝灭亡的次年），郑成功占领台湾，驱逐荷兰人，胜利消息使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中国人大为振奋。于是引起西班牙第三次大屠杀，中国人武装自卫，至死不屈，但无法抵抗西班牙正规军的炮火攻击。结果全体中国人，包括所有的妇女和儿童，被西班牙人屠杀罄尽。
帝国主义者的心肠都是凶恶的，西班牙如此，荷兰也不例外。本世纪（十八）一七四年，在爪哇首府巴达维亚（雅加达）屠杀中国侨民，使河水都变成血水，史学家称为“红河惨案”
中国人虽然受到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的可怕的迫害，但向东南亚（包括三次灭种大屠杀的菲律宾和红河盈血的爪哇）的移民不断，这是中国人弹性精神的发挥。到了本世纪（十八）末期，散布在东南亚各地的华侨，估计有二百余万人，而且建立了很多城邦式的独立王国，最著名的诸如：
一、广东省人罗芳伯，在婆罗洲（加里曼丹岛）西端坤甸，建立芳伯共和国，自任总统（大统制），继任元首由当地的中国移民选举。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二、广东省人吴元盛，在婆罗洲北部建立戴燕王国，自任国王，王位世袭，立国百余年。
——下世纪（十九），亡于荷兰。
三、广东省潮州人张杰绪，在安波那岛（纳土纳岛）建立没有特定名号的王国，自任国王。
——下世纪（十九）张杰绪逝世，内部发生纷争，王国瓦解。
四、福建省人吴阳，在马来半岛建立另一个没有特定名称的王国。
——下世纪（十九）被向东扩张的英国消灭。
这只是几个英雄人物，而屹立到二十世纪今天的暹罗王国的开国国王郑昭，还不包括在内。
华侨的历史是一篇血泪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移民，受到过像中国移民所受到的那种永无终止的可怕灾难。就像被父母遗弃而又走进蛇窟的孤儿一样，除了自己保护自己外，没有人保护他们。当中国国力最强大时，如本世纪（十八）初叶，对他们不但毫无帮助，反而巴不得他们在海外死尽灭绝。到了下世纪（十九），国势衰弱，又逢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力汹涌而至，东南亚华侨的处境，就更艰难。所有中国移民的据点，都被白种人现代化的武器抹去，中国人被当作猪仔一样，被贩卖到更遥远的地球的那一边的美国去做苦工——美国铁路至少一半以上都洒着中华人的汗和泪。东南亚成为白种人的天下，贫苦的中华人常出卖自己一段时间对年或十五年）给白种人当奴隶，期满之后，再用自己卖身的代价，经营小本生意，他们所受的压迫剥削，并不比运往美国的同胞好。一位对东南亚相当熟习的英国作家，曾感叹说：“做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刑。”这句话说明华侨的悲惨遭遇，但也显示中国人倔强的一面。中国人有中国人的秘密武器，这秘密武器是：高度的含垢忍辱，高度的勤劳吃苦和高度的警觉。使他们在万难之中崛起，而且壮大，竟掌握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大权，大大地出乎那些手执屠刀的帝国主义国家意料之外。
十一文字狱
清政府为中国开疆拓土是它光荣的一面，但它也有不光荣的一面，那就是它所发动的先后持续一百余年之久的文字狱措施。
中国每一个王朝几乎都有文字狱，这是极权政治的特色之一，不过都是一些偶发事件。直到十四世纪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才把文字狱作为一种合法的谋杀手段，这手段到了清政府手中，更进一步地作为一种镇压汉人反抗的血腥工具。
产生文字狱的心理背境，十分简单。当权者内心有潜在的罪恶感和自卑感时，自顾形惭之余，对别人的一言一语，都会硬拉到自己头上，恼羞成怒，采取强烈的报复。尤如一个秃子一听别人提到电灯泡就七窍生烟一样，朱元璋因为自己曾当过小偷，就总以为知识分子都要揭他的疮疤，满族人总以为汉人会借着文字来转弯抹角的表示对他们的轻视。
所以，每一个文字狱，都是当权者神经衰弱、做贼心虚的一种反应。
我们将清王朝最著名的一些文字狱，列为下表，以代表冗长的叙述：
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了解文字狱的本质，即有权人物对文字所加的奇异曲解。像贾士芬的咒语“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不过是巫师们一贯的“口中念念有词”的勾当，竟然成为谋反的证据，可以当作文字狱的典型说明。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这是一句古老的成语，但弘历却酸溜溜地说：“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竟想用政治手段制造自己的文学地位，可谓异想天开。
文字狱的审判是中国历史性司法黑暗——人权毫无保障的再一次的大暴露。每个案件发生时，皇帝先交给高级官员组成的专案小组研究如何处理，向皇帝提出所谓的“公论”——当时的术语称“九卿公议”专案小组所提出的“公论”当然千篇一律的认为那倒楣的被告罪大恶极，坚决的要求用酷刑“凌迟”处死，家属全部砍头。皇帝立即表示他的宽大恩典，特别加恩，免去凌迟，改处绞刑（或改处斩首），全族（或全家）男女老幼，改为发配到黑龙江（黑龙江黑河）或宁古塔（黑龙江宁安）给穷披甲人为奴。
这种审判像一幕漫画家笔下的卡通，包括皇帝在内，不过一群小丑。没有人敢提出较轻处罚的建议，更不要说为当事人呼冤了，而且即令对当事人一句有利的话都不敢说，否则不但救不了被告，反而使自己也陷了进去。王锡侯案，江西省长（巡抚）海成，仅建议草去他“举人”的身份，弘历就勃然大怒，下了一道杀气腾腾的谕旨说：“海成请仅革去王锡侯的举人，所谓人臣尊君敬上的心安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杀之的大义又安在？海成真是天良丧尽，辜负我命他当官的大恩。”海成还是幸运的，没有被砍头。徐述夔案的江苏省民政厅长（藩司）陶易，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曾经拒绝受理对徐述夔的检举，结果判处死刑。
文字狱的奇异谋杀，产生下列几项影响：
一汉人知识分子本已拘限于儒家学派狭小的范围，现在在这狭小的范围中，史学、文学，以及对儒家学派经典的评论阐扬，都受到不可测的咒语禁制。知识分子只好走两条路，其中一条路是更加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努力做官。八股文的特征是在纸面上写尽仁义道德，在纸面上坚持人生以仁义道德为根本，而仁义道德又以帝王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标准，于是全国士大夫——现任官、退休官，和以当官为唯一盼望、但尚未当上官的读书人，全体用帝王所喜悦的方式，阿谀帝王。
二另一条路是使知识分子专心一意从事考据工作。所谓考据，就是用这本古书去考证那本古书，用这本古书上的字去考证那本古书上的字，把平生精力钻在古书的旧纸堆里，成为一个工匠，不需要想像力，也不需要理解力，只要钻得年代稍久，就可以自称或被称为学者。这种学术，自然不会触怒任何人。
三人民对现实政治和政府前途，更漠不关心。因为不关心，所以就没有爱心——也可以说因为没有爱心，所以就不关心，不关心和没有爱心就不担忧它的覆亡，既不担忧它的覆亡，就不会作任何批评。人们所听到看到的，全是歌功颂德。这是中国历史上人民对政治和政府冷漠的重要原因，文字狱使政府跟人民间的距离，更加扩大。
四大黑暗再度来临。
本世纪（十八）的西方，被赞扬为理性的世纪，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以及人性的尊严和人权的保障，都有突破性的进展。而中国人却酱在反理性的恐怖之中，连作诗的想像力，都被酱死。
十二大黑暗的反扑
事实上，起自十四世纪的大黑暗，并没有衰退，它只是被清政府万丈光芒的武功逼到一旁。第三个黄金时代主要的是指对外的开疆拓土，它对国内的贡献，仅只限于维持了社会的秩序。第三个黄金时代像一个暂时天朗气清的台风眼一样，满族人以入关初期那种旺盛的活力，一鼓作气地为中国扩张出广大的空间。但在内政上，他们没有可以跟他们军事力量相称的政治能力，以致把明政府的罪恶传统，大多数都接受下来。所以大黑暗的凶潮毒雾，仍在台风眼四周滚动澎湃。任何政权都是一个有机体，清政府的青春期一过，大黑暗四面八方反扑面至，只刹那间，中国社会又陷于明王朝时代那种伸手不见五指之境，文字狱是促成大黑暗迅速反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它促使官员们丧失了理性、道德和法律观念。发现保持官位的方法，只在于俯首帖耳，不在于明辨是非。
大黑暗重临的按电钮人物，就是在文字狱浪潮中表现最癫狂的弘历，这个在位六十年之久的皇帝，在后半段时间，开始对政治厌倦，但并不是对权力厌倦，他沉湎在“下江南”的游荡生活中，这种生活是对大黑暗发出的邀请书。
玄烨大帝曾到过江南六次，每次都很俭朴，目的在察看堤防和了解东南地区的社会。弘历到江南也有六次，誓言他的目的也是如此。问题在于，他的目的恰恰不是如此，他跟杨广、完颜亮一样，同染着大头症，六次下江南不过发泄他的自炫欲。六次下江南的时间和目的地，列于下表：
第一次一七五一年到杭州、海宁
第二次一七五七年到杭州
第三次一七六二年到杭州、海宁
第四次一七六五年到海宁、杭州
第五次一七八年到杭州、海宁
第六次一七八四年到杭州、海宁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那就是七世纪的杨广；十六世纪的朱厚照，跟本世纪（十八）的弘历。弘历下江南所组成的南巡集团，声势之大，不亚于他的两位前辈，每次都有万人之多，像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江苏省教育厅长（学政）尹会一，曾上奏章劝阻，奏章上说：“民间疾苦，怨声载道。”弘历光火说：“民间疾苦，你指出什么地方疾苦？怨声载道，你指出什么人载道？”皇家教师（侍读学士）纪晓岚，是儒家学派巨子，他因主编四库全书而被人尊重，曾趁便透露江南人民的财产已经枯竭，弘历大怒说：“我看你文学上还有一点根基，才给你一个官做，其实不过当作娼妓一样豢养罢了，你怎么敢议论国家大事？”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政府的清廉和行政效率，完全消失。
弘历最得意的是宣称他有下列十大武功，因而自称“十全老人”
一一七四九年平大小金川
二一七五五年平准部
三一七五七年再平准部
四一七五九年平回部
五一七六九年平缅甸
六一七七六年再平大小金川
七一七八八年平台湾
八一七八九年平越南
九一七九一年平尼泊尔
十一七九二年再平尼泊尔
认真的研究结果，弘历的武功只不过一个——征服准噶尔汗国，但他却把一个分为三个——平准部、再平准部、平回部。一百九十万平方公里疆土的开辟，仅此就可在历史上占不可磨灭的一页，弘历的大头症却使他非凑足十项不可，结果反而使他的丑态毕露。大金（四川金川）、小金川（四川小金）是藏民族部落间的纷争，清政府加以干涉；台湾是汉人林爽文的抗暴革命；这三大武功都是血腥的对内镇压。平缅甸是一场败仗；平越南也是一场败仗；平尼泊尔是一场丢丑的陋剧和另一场败仗。无论如何，我们都看不出什么武功和大武功，但我们却可看出死伤狼藉，以及军事和政治的腐败。
然而，最严重的是弘历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从70年代起，他把大权交给一位侍卫出身的满族花花公子和珅，擢升和珅当宰相（大学士军机大臣）兼北京治安总司令（九门提督）。
和珅十六世纪明政府的宰相严嵩，先后辉映，具有同一类型的特殊机缘和做官技巧，用谄媚和恭谨的外貌，把自以为聪明绝顶的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和珅上台后不久，就建立起全国性的贪污系统，全国官员发现，如果不向上级行使巨额的贿赂，就要被无情的排除，甚至被投入监狱，他们不得不适应这种政治形势。所用的贿赂全部来自贪污——工程上的中饱（像克扣治理黄河的费用）和司法上的冤狱。有些总督和省长（巡抚）因贪污太狠而被告到弘历那里，弘历也大大地震怒，不断地使用死刑。但烈火不除去，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子里，根本无济于事。一切都恢复到十六世纪明王朝末期的原状，诛杀越严厉，贪污越严重，他们唯恐被检举和被检举后不能掩饰，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文官如此，武官更为恶劣，他们无法利用工程和冤狱，于是就克扣战士的粮饷和利用军事行动直接向人民抢劫，当人民阻止他们抢劫时，他们就指人民是盗匪，横加屠杀。
和珅像一个无底的洞，全国官员们的贿赂巨款，瀑布般地倾注到里面。
本世纪最后一年（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冰山倒了，和珅也跟着倒下去。新任皇帝(禺页)琰——弘历的儿子，立即把和珅逮捕处死，清算他的财产时，总数有九亿两，这还不包括他家人们贪污的庞大数字。那时国库全年的总收入，才八千万两，和珅当权二十年，贪污的数目等于十二年的全国总收入，使人惊骇。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于本世纪（十八）一七一五年逝世时，全部财产仅二千万法元（法郎），已招全国的唾骂，以当时的币值，一两折合三点七五法元计算；这位欧洲雄主的财产，不过中国一个贪官财产的一百七十分之一。而十六世纪的贪官严嵩，只贪了二百万两，不过和珅的四百五十分之一。
弘历跟和珅两个满洲肥佬，密切合作，倾所有的力量，把清王朝的根基凿空，把大黑暗招回。
十三官逼民反（上）
本世纪（十八）五十年代弘历第二次下江南之后，大批农民即破产流离，水灾旱灾，以及因贪污而富有的士大夫和地主们的兼并，引起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我们从当时诗人郑板桥的一首逃荒行，可看出在所谓“十全老人”弘历领导下的社会悲惨画面：
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长路迂以远，关山杂豺虎。嗟予皮发焦，骨断折腰臂。见人目先瞪，得食咽反吐。道旁见弃婴，怜拾正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身安心转悲，天南渺何许。万事不可言，临风泪如注。
这位卖尽儿女、日暮途穷的农民，当他临风泪尽而仍不能活下去时，他可能跟他拣到的孩子一齐饿死，但也可能变成另一种人，跟其他同一命运的农民结合在一起抗暴。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开始，各地即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的事件。七十年代后，又增加了和珅的能源，全国民变，遂更风起云涌。我们选择十多个重要的民变领袖，列如下表：
白莲教流行在北方，天地会流行在南方，都是一种宗教性的秘密组织。因为经常聚会的缘故，对官员的贪污暴虐和政治上的迫害，容易把愤怒化成集体的反抗行动。
七十年代，白莲教领袖之一的刘松，在河南鹿邑县起兵抗暴失败，被杀。他的门徒之一刘之协逃亡。十八年后九十年代，刘之协忽然在河南扶沟县出现，但立刻就又失踪。弘历又惊又怒，命令严厉搜捕。这时和珅当权已久，贪污已经成为社会的一种正常风气，搜捕逃犯正是弘历赐给官员们的发财良机，千千万万大小官员就乘此良机，高喊捉拿白莲教，而对人民作有计划的敲诈勒索，被称中国心脏地区的各省，如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四川、甘肃，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在冤狱手段下，几乎全部破产。至于无产可破的贫苦家庭，只有三条路可以选择：，是被捕入狱，在酷刑下自动承认自己是白莲教匪徒，被绑赴刑场处死；一是像诗人所叙述的那位农民一样，抛弃家园，流离他乡，或终于饿死，或侥幸没有饿死；另一是愤怒而起，武装抗暴。聂杰人、王三槐，以及远在台湾的天地会领袖之一的林爽文，都是首先发难人物。
在这些变民领袖中，王三槐事件，可使我们对民变性质加强认识。一七九八年，四川总督勒保向王三槐招降，发誓保证他的安全。王三槐相信勒保的誓言，可是勒保却把王三槐逮捕，宣称是在剿匪战役中生擒的。皇帝(禺页)琰命将王三槐送到北京，亲自审问他为什么要叛变，王三槐回答四个字。“官逼民反。”(禺页)琰教他举例说明，王三槐就把官员们贪污暴虐的情形，一一说出。(禺页)琰大为震动，追问说：“四川全省，难道没有一个不贪污的官员？”王三槐回答说：“只有一个，就是刘青天。”指的是四川南充县长刘清。我们可以想到这些被称为盗匪的朴实农民内心所怀的痛苦。他们只求官员不贪污或少贪一点污就心满意足，但这种最低的愿望，竟无法实现，这是大黑暗时代最明显的一个特征。(禺页琰)虽然对官员的贪污大为震动，但形势已经造成，他已无力改革，对于被人民称为“青天”的刘清，也不能保护，刘清在稍稍擢升后，被贪官群排挤革职——排挤的理由光明正大，但真正的理由则是当众人都害麻风时，不允许某一个人健康。王三槐仍被酷刑磔死，以警告全国人民，无论官员如何贪污残酷，只能接受，不能反抗，反抗就是叛乱，罪不可道。
然而，杀了王三槐不过使变民少了一个领袖，王三槐的部众由他的助手冷天禄率领，继续跟清政府战斗。其他的革命群众因勒保的背信，使他们的反抗行动更为坚强。
和白莲教、天地会同时并发的，还有苗民族的抗暴。
苗民族在纪元前二十七世纪，被汉民族领袖姬轩辕击败后，辗转退到贵州、湖南两省广大的山区，而跟外界隔绝。他们没有文字，文化程度远落在汉人之后。上世纪（十七）二十年代，清政府下令取消苗民族部落酋长（土官）世袭制度（土司），改由政府派遣的官员（流官）治理。苗人纯朴诚恳，把官员当作神明。
于是苗人区域遂成为贪污官员的乐园，汉民族的败类奸商和地主，跟满族官员勾结，用诈欺或威迫的手段，侵占苗人的土地。而且更进一步掳掠苗人的儿童和妇女，贩卖到远处当奴隶或妓女，反正法律永远是站在有权势这一边的，苗人有无限的悲恸和痛苦，无处申诉。本世纪（十八）一七三五年，曾因驻防军队抢夺苗人妇女贩卖，激起一场广大的暴动，被清政府用武力镇压下去。一七九五年，同样的暴行激起同样的暴动，上表所列的石柳邓不过是最先发难的领袖之一，他不久就战死，但是事实上全体苗人都参加叛变，他们的口号是：驱逐汉人，索回被骗和被霸占去的土地。
清政府跟对白莲教、天地会一样，采取高压手段。不过清政府的军队，包括满洲兵团、蒙古兵团，跟以汉人为主的绿营兵团，都已腐烂不堪。当六十年代对乌什（新疆乌什）事变用兵时，高级将领每顿饭不过费用银币半两，只有一斤鲜肉和几样咸肉（盐酪）。而到了八十年代，对白莲教、苗人用兵时，即令在荒山穷谷，每顿饭无不山珍海味，需要银币二百余两（注意当时的购买力：五口人家的生活，一年的费用不过四十两，高级将领一顿饭的费用，够二十五个人吃一年）。时间相隔只三十年，风气已败坏到如此不可收拾之境。
这种军队，跟上世纪（十七）明政府的军队一样，只能作为制造革命的工具。所以当本世纪（十八）结束时，中国又处处混战。
十四最伟大的一部小说——红楼梦
让我们再一次从砍杀声中，回到文学世界。
中国在十六世纪一口气产生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使中国文学迈进了小说时代。诗虽然照常发展，甚至远播到海外，像日本、朝鲜、越南、琉球各国的知识分子，差不多对中国诗都有很深的造诣。它们派到中国的使节，几乎每一位都是诗人，这可以从他们跟中国皇帝和跟中国官员们的互相酬答的作品上，获得证明。但诗在当时仍属于高级知识分子所专用。而小说自从三部巨著突破性的诞生后，它的领域跟外太空一样的广阔，供文学家骋驰。
十六世纪的三部小说，只是数百年大众化白话文尝试的一个总结，经过二百年的辛苦耕耘，到了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出现奇葩，一部辉煌的一百余万字的巨著红楼梦问世。
红楼梦共一百二十章（回），包括角色二百余人。叙述男主角贾宝玉跟女主角林黛玉、薛宝钗间的三角爱情故事，后来贾宝玉跟薛宝钗结婚，林黛玉在他结婚之夕病死。接着贾家破产，富贵荣华和那些绝顶聪明美丽的女郎，或死或散。贾宝玉无法忍受这种打击，也无法抹去他对林黛玉的怀念，于是离家远去，失踪在茫茫大地上，据说是到一个人迹所不能到的所在，削发为僧。没有几个人能把全书一口气读完，感情丰富的读者在读到林黛玉死时，便伤心掩卷。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他是满洲贵族，祖父、父亲、叔父，连续担任江宁（江苏南京）皇家纺织厂厂长（江宁织造）四十四年之久。纺织厂是直属皇宫的最大的生产机构之一，负责宫廷绸缎的供应。所以曹家拥有可观的由贪污得来的财富，玄烨大帝厂次南游时，有五次都住在曹家，由曹家负责招待（接驾）。这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显示曹宅具有豪华的建筑和设备，才能容纳和供应皇帝出巡时所带的千万人组成的蝗虫集团。曹雪芹就在这种环境中长大。
曹家大概在曹雪芹二十岁左右时，辞掉（或被免除）纺织厂的职务，迁到北京定居，不久因为贪污案发而破产，曹雪芹开始贫穷潦倒。他没有谋生能力，终于衣食无着，这对一个从富贵中长大的人来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巨变。于是他开始写作，以他过去的生活作为蓝图，写下红楼梦一书。他于四十七岁的本世纪（十八）一七六四年除夕逝世，据说他逝世时红楼梦只写了八十章，最后的四十章由另一位作家高鹗代他续完。我们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世界上很难在同一时间和同一空间，会出现两个从气质见识到生活背景，从文学修养到心理状态，都完全相同的伟大小说家。曹雪芹逝世时，环境是凄凉的，而且他绝没有想到，他为他的国家留下无价之宝。
我们用下列三项说明红楼梦的崇高价值：
第一、在文学上，红楼梦的成功至为惊人，迄至二十世纪，中国还没有一部小说可以超过它。它布局的气魄像汪洋大海，描写的细腻深刻，像脂粉一样的沁人肌肤。二百余角色每人都有他的性格，互不相同，只要听他们的说话，就可分辨出他们是谁。只要分辨出他们是谁，就可知道他们对刺激产生什么反应。每一个情节都含有深长的意义，而且用的是白描技巧，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中最艰难的的一种技巧。曹雪芹始终把握住一个原则，即用言语和动作去表达心理——跟专注重心理描写的笨重手法，恰恰相反，使读者在淡淡的声调下，发生澎湃的感情。世界上还找不到一本小说能像红楼梦一样，包括这么多人，而又观察得如此入微。
第二、在言语上，红楼梦使用的是纯北京话。北京话音调悦耳而词汇丰富，这些优美的特点在红楼梦里充分发挥出来。很多人物都以善于词令而被称赞，像贾宝玉的丫头小红，她能把一群身份和关系互不相同的一些凌乱言语，以闪电般的速度，表达清楚。红楼梦问世一百余年后的二十世纪，北京话始终被法律定为中国的标准国语。
第三、在社会史上，红楼梦是一个包罗万象，蕴藏丰富的宝藏。因为本世纪（十八）之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和结构上，变化很少。红楼梦可以说是自纪元前三世纪西汉王朝直到十九世纪西洋文化冲击前，二千年间中国社会的总解剖。至少它显现出来大黑暗时代的中国社会的横断面。我们可以透过这部引人入胜的巨著，认识专制政体和儒家思想下，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家庭结构、行为规范和各种奇形怪状的意识形态，以及奴隶制度、政治制度、地主跟佃农的关系，士大夫阶层的组成，贪污贿赂的艺术，司法黑暗和人权被蹂躏的内容，贵族生活的内容，权力在亲情中的地位，儒家伦理基础“孝”的实质意义，宗法与多妻制度以及嫡子庶子的冲突；古中国的男女爱情观念、婚姻基础、妾的地位，等等问题，都有非常丰富和详细的说明。红楼梦不但是一部具有无限重读性的作品，而且随着年龄智慧的增长，心理背景及社会背景的不同，每一次阅读，都有一次新的发现。
红楼梦于本世纪（十八）六十年代问世，立即受到满洲贵族和儒家系统猛烈抨击，满族人认为它暴露了满洲贵族的靡烂生活，儒家系统认为它诲淫诲盗，坏人心术。但它却受到广大欢迎，不久就兴起一种称为“红学”的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这部巨著对普通读者的感染力之大，直到二十世纪初期，男青年还都以贾宝玉自居，女青年还都以林黛玉自居。
十五东西方世界
一七三三年（玄烨大帝第四次下江南），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定都圣彼得堡。
一七四八年（清政府第一次讨伐大小金川），法国学人孟德斯鸠出版法律的精神，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理论。
一七六二年（弘历第三次下江南），俄国皇后卡德琳二世，杀掉她的沙皇丈夫彼得三世，自称卡德琳大帝。
一七六九年（中国与缅甸战役结束），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气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发明，从此西方跟东方，分歧为两个世界
一七七六年（第二次大小金川战役结束，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美国宣布独立。
一七八九年（中国封阮光平为安南国王），法国大革命爆发七月十四日，攻陷巴士底监狱，释放政治犯，发表人权宣言（距上世纪（十七）英国发表权利法案，恰一百年）。
一七九二年（中国跟尼泊尔战争结束），法国改建共和国（第一共和），斩国王路易十六于断头台。
一七九九年（弘历逝世，和珅在狱中自杀），拿破仑解散执政四，称法国共和政府第一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