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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新闻，你一读到它，便忍不住会想，这城里怎么聚集这么多坏蛋啊？
比如，2008年11月13日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惨剧。好端端的一个房子，说强拆就强拆了，而且闹出了人命。类似的悲剧，这些年来层出不穷。所以我说，不怕坏蛋坏，就怕坏蛋勤劳又勇敢。
2010年初，深圳警方通报发生在当地的一系列绑架富人孩子的案件。据称，虽然有些家长交纳了赎金，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被绑匪提前撕票了；而绑匪多是“半路出家”而且80%的案件均为熟人作案。由于天下不太平，深圳一些家长决定再忙也要每天亲自接送孩子。
家长接送孩子，大概也只是城里才有的景观了。为此，许多街道，一到孩子上下课的时候都会变得拥挤不堪。校门口，一堆神情焦灼的父母和他们的各式坐驾（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在校门口守着，而学校通常也是戒备森严，有的地方甚至都用上了指纹识别系统，以防坏蛋混进去兴风作浪。
遥想我在乡下读小学时，谁会为这些破事担忧！从六岁开始，虽然从家里到学校也有几公里远，但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自己走。当然，那是个熟人社会，又有同村孩子作伴，走在路上倒是很少有人害怕，而且乡间道路也没有斑马线和斑马线杀手。至于绑架，更是闻所未闻。一方面，农民生活简单，平时不会与别人结下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农民家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勒索。谁会为了勒索几只母鸡去绑架农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他何不直接去偷鸡？
这一切，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不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豪杰林立、鱼龙混杂，急功近利者多如牛毛。像农民那样埋一粒种子到土地里“放长线钓大鱼”者少之又少；异想天开发大财，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桩桩绑票案来做的却是大有人在。
交了赎金还要撕票，绑架者之暴力加失信，真是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了。从逻辑上说，交纳赎金者也在喂养这个绑架链，它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确信绑架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撕票者之撕票，又像是过河拆桥，让将来被绑架了孩子的父母在绝望中干脆报警，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如此这般，绑架者也不要责怪有这样的前辈，毕竟你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说到绑架，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电影来。其中有通过意识形态与仇恨实行绑架的，如库斯图里察著名的地下；有通过爱情绑架的，如捆着我，绑着我；有不要赎金而只是要让被绑架者接受其道德教育的监禁。除此之外，还有恶搞绑架者的电影，如绑架训练。
绑架训练是部韩国黑色喜剧片。主人公东哲因为炒股失败，又为高利贷所逼，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和一位同伴做起了绑架小孩的营生。虽罪大恶极，他们还是自我安慰，所谓绑架小孩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个人家的孩子罢了。然而，第一次绑架就把这两个倒霉蛋弄得灰头土脸。按照从电影里学来的绑架流程，在绑了一个小孩后他们给孩子家打电话要求赎金。谁知道，打了108次电话家长就是不接，更别说找他们勒索钱财了。就这样，两位绑匪的恐吓无用武之地，几近崩溃，最后只好把那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孩子给放了。
影片情节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上面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绑架为什么流行与流产。
绑架和一切博弈一样，首先都是一场心理战，这也是我常说“悲观是卧底”、“恐惧是卧底”之原由。作为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绑匪也是深谙此理的。绑匪打电话给被绑架者的亲人，一是索要钱财，二是在他们内心植入恐惧的种子，好让他们听任绑匪的摆布，比如不许报警，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纳足额的赎金，等等（为此，他们会虐待人质，甚至威胁撕票）。正是这些恐惧，里应外合，帮助绑匪掌控全局，使受害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谁知那位家长足智多谋，假装对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自己的沉默彻底打乱了绑匪的计划。有趣又有希望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被绑架者父母不与恶势力谈条件，不接受他们施恶的暗示，不但让两位绑匪乱了方寸，而且还完成了对他们的反戈一击。
读到这里，一定有读者对我有意见了。需要强调的是，我写作本文，既不是为了责备那些因丢了孩子而心急如焚的父母，也不为提供一份针对被绑架孩子的营救指南。我只是强调恐惧对人类生活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暴力是最古老的征战工具，而恐惧使我们失去自由。而且，这里说的恐惧，有的是真实存在，有的则是因为幻象。
m.沙马兰曾经拍过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影片中，村民们过着19世纪的美国移民一样的生活。村子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村外丛林生活着可怕的猛兽，因此人们不敢也不想离开村庄。直到电影快结束时，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些村民并非生活在19世纪，而是现在。他们都是现代城市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隐居世外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而维持这个社区完整的关键就是制造恐惧。事实上，在这部影片中，森林中的猛兽并不存在，它只是年长者创造出来以阻止年轻人离开这个社区的幻象（见史文德森著恐惧的哲学）。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里无处不在的神秘敌人，想起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制造敌人的艺术”想起发生在我们周身的种种不自由，想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那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有些新闻，你一读到它，便忍不住会想，这城里怎么聚集这么多坏蛋啊？
比如，2008年11月13日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惨剧。好端端的一个房子，说强拆就强拆了，而且闹出了人命。类似的悲剧，这些年来层出不穷。所以我说，不怕坏蛋坏，就怕坏蛋勤劳又勇敢。
2010年初，深圳警方通报发生在当地的一系列绑架富人孩子的案件。据称，虽然有些家长交纳了赎金，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被绑匪提前撕票了；而绑匪多是“半路出家”而且80%的案件均为熟人作案。由于天下不太平，深圳一些家长决定再忙也要每天亲自接送孩子。
家长接送孩子，大概也只是城里才有的景观了。为此，许多街道，一到孩子上下课的时候都会变得拥挤不堪。校门口，一堆神情焦灼的父母和他们的各式坐驾（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在校门口守着，而学校通常也是戒备森严，有的地方甚至都用上了指纹识别系统，以防坏蛋混进去兴风作浪。
遥想我在乡下读小学时，谁会为这些破事担忧！从六岁开始，虽然从家里到学校也有几公里远，但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自己走。当然，那是个熟人社会，又有同村孩子作伴，走在路上倒是很少有人害怕，而且乡间道路也没有斑马线和斑马线杀手。至于绑架，更是闻所未闻。一方面，农民生活简单，平时不会与别人结下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农民家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勒索。谁会为了勒索几只母鸡去绑架农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他何不直接去偷鸡？
这一切，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不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豪杰林立、鱼龙混杂，急功近利者多如牛毛。像农民那样埋一粒种子到土地里“放长线钓大鱼”者少之又少；异想天开发大财，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桩桩绑票案来做的却是大有人在。
交了赎金还要撕票，绑架者之暴力加失信，真是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了。从逻辑上说，交纳赎金者也在喂养这个绑架链，它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确信绑架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撕票者之撕票，又像是过河拆桥，让将来被绑架了孩子的父母在绝望中干脆报警，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如此这般，绑架者也不要责怪有这样的前辈，毕竟你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说到绑架，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电影来。其中有通过意识形态与仇恨实行绑架的，如库斯图里察著名的地下；有通过爱情绑架的，如捆着我，绑着我；有不要赎金而只是要让被绑架者接受其道德教育的监禁。除此之外，还有恶搞绑架者的电影，如绑架训练。
绑架训练是部韩国黑色喜剧片。主人公东哲因为炒股失败，又为高利贷所逼，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和一位同伴做起了绑架小孩的营生。虽罪大恶极，他们还是自我安慰，所谓绑架小孩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个人家的孩子罢了。然而，第一次绑架就把这两个倒霉蛋弄得灰头土脸。按照从电影里学来的绑架流程，在绑了一个小孩后他们给孩子家打电话要求赎金。谁知道，打了108次电话家长就是不接，更别说找他们勒索钱财了。就这样，两位绑匪的恐吓无用武之地，几近崩溃，最后只好把那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孩子给放了。
影片情节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上面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绑架为什么流行与流产。
绑架和一切博弈一样，首先都是一场心理战，这也是我常说“悲观是卧底”、“恐惧是卧底”之原由。作为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绑匪也是深谙此理的。绑匪打电话给被绑架者的亲人，一是索要钱财，二是在他们内心植入恐惧的种子，好让他们听任绑匪的摆布，比如不许报警，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纳足额的赎金，等等（为此，他们会虐待人质，甚至威胁撕票）。正是这些恐惧，里应外合，帮助绑匪掌控全局，使受害者俯首贴耳，言听计从。
谁知那位家长足智多谋，假装对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自己的沉默彻底打乱了绑匪的计划。有趣又有希望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被绑架者父母不与恶势力谈条件，不接受他们施恶的暗示，不但让两位绑匪乱了方寸，而且还完成了对他们的反戈一击。
读到这里，一定有读者对我有意见了。需要强调的是，我写作本文，既不是为了责备那些因丢了孩子而心急如焚的父母，也不为提供一份针对被绑架孩子的营救指南。我只是强调恐惧对人类生活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暴力是最古老的征战工具，而恐惧使我们失去自由。而且，这里说的恐惧，有的是真实存在，有的则是因为幻象。
m.沙马兰曾经拍过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影片中，村民们过着19世纪的美国移民一样的生活。村子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村外丛林生活着可怕的猛兽，因此人们不敢也不想离开村庄。直到电影快结束时，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些村民并非生活在19世纪，而是现在。他们都是现代城市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隐居世外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而维持这个社区完整的关键就是制造恐惧。事实上，在这部影片中，森林中的猛兽并不存在，它只是年长者创造出来以阻止年轻人离开这个社区的幻象（见史文德森著恐惧的哲学）。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里无处不在的神秘敌人，想起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制造敌人的艺术”想起发生在我们周身的种种不自由，想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那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