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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师爷、幕僚、谋士、智库等词都不够用了。有学者、网站审时度势,推出了“战略知识分子”之新词与专题。论其特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

    读来让人激动。不过这与其说是有关群体特征的描述,不如说是一封万方来朝的表扬信。未见半点事迹,却被告知可以横扫千军万马!信中多是国家至上、道德至上的评价,与知识更无关系。

    同样奇怪的是“挺战派”竟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诸葛亮视为战略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恕我愚钝,可以“违令者斩”的蜀国军师,掌握百万军队的重臣,诸葛孔明几时回乡做起了知识分子?

    提笔之前,我还特别在微博上问及此事,谁料竟有超过九成的人对此概念持反对意见。有人建议,我们是不是还要“战备知识分子”?有人嘲笑,这里只有“有机会知识分子”有人直言,这不过是知识群体给自己推个战略产品,只等标价上市。也有人悲叹,回顾中国历史,只有站对与站错的知识分子,哪有什么战略知识分子?

    据说首次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陶文昭教授。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战术性的,局限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所以中国还要有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他们“有鹰一般的宽广视野、鸭一般的敏锐先知、鸡一般的社会关怀”

    战略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战斗机,他们的功绩远在战术知识分子之上。上述排比同样充满喜感——以战略眼光看,就是要求战略知识分子能够以禽为师,具备禽界空军的视野与禽界步兵的敏感。

    说中国需要政治谋臣,需要国家智库,我都不反对;希望他们有些战略性的思维,不鼠目寸光,也在情理之中。但若硬要贴个知识分子的标签,并且分出战略知识分子与战术知识分子,我就要打问号了。

    喜欢对号入座的知识分子一定犯难了——“我究竟是‘一战知识分子’呢,还是‘二战知识分子’?”所谓“一战”是说他要么属于战术,要么属于战略;而“二战”则是说他能同时写两类文章,能两线作战,既在战术上批评过宜黄县两位“建国”大人强拆民宅时的胡作非为,又在战略上大谈下一个千年中美关系如何。

    推衍开来,我所熟知的评论界要不要为中国装备一批战略评论员?而像章子怡那样被外国媒体用来解读中国形象的演员,是否也该由“战术演员”转向“战略演员”?国家战略为重,以后两栖明星指的当是既懂战略又懂战术的明星。

    我一直相信,能让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样东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识,知识分子以思考为业,不仅捍卫常识,对社会、对世界更要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独立,他不应附属于任何战略。这种独立并非一种姿态,其价值正在于保护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对推进美好人生、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参与,正如左拉一样,他从自己的参与中找到知识的意义,其所体现者即公共精神。

    而知识分子一旦被拉上战略的战车,只为了某个战略而生,为其私用,就像诸葛亮一样,他便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若是非要命名收编,你不妨称之为“知识战略分子”在平常的争论中,这样大谈战略的人我也是见过一些的。他们的世界被简化为两种东西:一是“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模式;二是一张代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地图。在“地图知识分子”的世界中,只有我者与他者,只有“我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而无共同的利益。“我们的利益”至高无上,却也只是隐藏在地图上,而不是在我们的房舍、田地、街道以及收成之中。

    由此“战略”二字被赋予了两种内涵:一是“因战而略”为了达到“战”之目的而不计其余。二是“有战无略”只知夸夸其谈。做起事来,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自己站不稳,却要中国站起来,要做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回想历史与近年周遭的种种,我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绝非“战略知识分子”、“战术知识分子”这样华而不实的概念,而是真正“入狱身先,悲智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良知,以独立之精神,做合群之事业,参与社会建设与政治改造,关心每个人的具体的命运。得此精神与担当,增进中国福祉的什么“战略”、“战术”都不会缺少;无此精神与担当,再神奇的“战略知识分子”在世人眼里也只能是——“战战兢兢,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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