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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
就在几天前，有位熟知我的朋友在网上和我说：“你总是能找到乐观的理由。说实话，读你的文章有时也受鼓舞，一旦面对现实就重新陷入绝望。”我笑着对她说：“你这是把绝望当休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积极地做事情，只是隔段时间就会和我这样叹气。
平常，我总是听到有人说绝望啊绝望，其实没有多少人是真绝望。
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我想我还是一个勤奋的人。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忙碌一天，到了深夜，虽已筋疲力尽，却又不舍得睡，总觉得这一躺下，美好的一天就终结了。
也怪我天生睡眠少，如果哪天能够接连六七个小时，便算是睡得非常豪华了。
可就是这样，每天还是有做不完的事。
正如此刻，万籁俱寂，凌晨四点，继续昨晚没有写完的后记。
每天有做不完的事，还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有层出不穷的创意与灵感，而我不可能将这思考与写作的任务交给他人分担。
我承认，这是我的烦恼。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正常，足以令我感恩。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思考与写作，正如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做ài一样。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并感受万千生活，有些事情需要社会分工，有些事情只能是各干各的，只能是亲力亲为，享受或者承担，这样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
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享受并捍卫自己做ài的权利，不愿让别人给自己戴绿帽子，却又慷慨地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拱手让给他人，一讲道理就会给自己戴上几顶“某某教导我们”“某某说过”的红帽子。
言归正传，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本书。最近两年，由于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写中国乡村的书稿上面，一事一议的时事评论已经写得很少了。
只是不希望原先用心写出的文字，淹没于时光长河，我一直想着按照一定的线索，将至今仍有价值的内容整理出来，奉献给读者。
而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相较十六世纪法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波哀西抨击的“自愿奴役”而言，在一个正经受着新旧交替的国家，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一种“习惯奴役”即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并非人们自愿，而在于适应与沿袭，得过且过。
至于如何走出这种日常的甚至为许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状态，既有赖于个人的勇气，也关系到个人对时代与自由的理解，以及时代本身的演变。
之所以有此补充，也和重新发现社会的一点缺憾有关，该书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
事实上，相较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
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性与心灵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而非直接切入国家与社会等宏大叙事。
但这并不突兀，既符合“个体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逻辑，看来也更有希望。
胡适先生说得好，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不自由的状态，并不局限于政治层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为了追求自由，有人甘愿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甚至躲进地下室里生活，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了。
诗人兰波说，生活在他处。同样，很多人都认为自由在他处。他们想方设法将自己从一个空间运到另一个空间，包括改变身份。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职业：记者（又名旅客）。
戴维德？洛克是伦敦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奉命在北非采访。此时，他正面临一场人生危机，无趣的生活让他厌倦了自己的家庭，熟悉的周遭，甚至包括他熟悉的记者这个行当，他要挣脱牢笼。就在这时，他发现有个与他长得很像的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旅馆里。一念之间，他和这个死去的人交换了身份。
他让戴维德？洛克死去，并以军火商罗伯森的身份继续生活。
然而，即使是改变了身份，他也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反而不得不纠缠于新旧两种身份之间，面临双重追捕。既要面临妻子的寻找，又面临当地政府的追杀，直到后来仓惶地死在一家小旅馆里。这是一部有关自由与不断逃离的影片。
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的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上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
而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想要着重表达的正是以下诸信念：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the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大趋势。
与此同时，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好的前途，毕竟，人不只是爱自己，还爱自救，没有谁不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既是一切共识的基础，也是我信心之来源。
我常在想，自由并不复杂。美好之世界，美好之人生，不外乎各人顺其性情做好分内之事。
而我之积极做事，也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尽责与从容而已。
我一直认为“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是一句非常有禅机、非常朴素庄严的话，即勤勉于当下，努力于今朝，修行于日常。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民间话语里，它竟然被曲解为“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了。
人生是一个过程。环顾四周，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只管尽心尽力做吧。
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
而今之日我们所不乐见的种种恶果，多不在你我罪错，而在于上几代人甚至更远已经种下恶因。
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社会，但今日能种下善因，我们即已修得善果。
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终日欢乐。即使世事无常，我也要在无常中得人生之大圆满。
悲观绝望于事无补，如有朋友感慨，这个社会充满了不耐烦，有些人是连个绿灯都没有等，就绝望，实在不应该。
就在昨晚，借着2011年新京报的元旦社论，我同样表达了自己心存希望、积极做事的态度。
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虽说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当务之急，但我们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份心安么？2010年的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离开了我们。
这位“诚心诚意的漂泊者”一个“职业生病，业余写作”的人，带着他关于生命的追问，走向另一段旅程。
他是那么坚强，他是那么自由，以至于在他离去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理由悲伤。
对于所有认真生活的人，爱惜生命的人，致力于丰富人心、改良社会的人，我们只有诚挚的相惜与敬意。
早安，2011年。虽然今天天寒地冻，阳光依旧照窗台。
美好年华，送往迎来，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也都在革故鼎新。
过去的一年，将到的一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为自己更自由与幸福，为社会更开放与开阔，为中国离未来更近一点。
回到本书的出版，和以前一样，仍需要感谢许多时代同路人。
在这里，尤其感谢新星出版社，感谢新浪网、新周刊、中央电视台、新京报、南方报业等媒体朋友以及南开大学文学院诸多师友所给予的鼓励与帮助。
这个名单的确很长，我只在心里默默记下了我的感恩。
除此之外，我还要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即希望我可爱的孩子将来能够读懂我写在这本书里的自由与自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比我们更多的自由，并懂得珍惜与盘活。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静静的新年早晨，想起beyond的海阔天空，想起“海阔天空你与我，谁没在变”想就这样一直写下去，自由自在。
最后，还是要听自己的劝“勤劳的人要节制勤劳”为了更遥远的未来与自由，先写到这，有缘再会。
2011年元旦，作者谨识
忧虑。
就在几天前，有位熟知我的朋友在网上和我说：“你总是能找到乐观的理由。说实话，读你的文章有时也受鼓舞，一旦面对现实就重新陷入绝望。”我笑着对她说：“你这是把绝望当休息。”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位朋友一直在积极地做事情，只是隔段时间就会和我这样叹气。
平常，我总是听到有人说绝望啊绝望，其实没有多少人是真绝望。
很多时候，绝望只是一种修辞，甚至和幽默一样，只为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
我想我还是一个勤奋的人。我的一天通常是这样度过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忙碌一天，到了深夜，虽已筋疲力尽，却又不舍得睡，总觉得这一躺下，美好的一天就终结了。
也怪我天生睡眠少，如果哪天能够接连六七个小时，便算是睡得非常豪华了。
可就是这样，每天还是有做不完的事。
正如此刻，万籁俱寂，凌晨四点，继续昨晚没有写完的后记。
每天有做不完的事，还因为我的脑子里总有层出不穷的创意与灵感，而我不可能将这思考与写作的任务交给他人分担。
我承认，这是我的烦恼。然而这一切又是那么正常，足以令我感恩。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思考与写作，正如我无法让别人代替我做ài一样。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经历并感受万千生活，有些事情需要社会分工，有些事情只能是各干各的，只能是亲力亲为，享受或者承担，这样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
有趣的是，人人都知道享受并捍卫自己做ài的权利，不愿让别人给自己戴绿帽子，却又慷慨地将自己思考的权利拱手让给他人，一讲道理就会给自己戴上几顶“某某教导我们”“某某说过”的红帽子。
言归正传，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本书。最近两年，由于将主要精力花在了写中国乡村的书稿上面，一事一议的时事评论已经写得很少了。
只是不希望原先用心写出的文字，淹没于时光长河，我一直想着按照一定的线索，将至今仍有价值的内容整理出来，奉献给读者。
而这本书的主要线索，就是生活自由与思想自由，以及个体如何超拔于一个不尽人意的时代之上，收复我们与生俱来的身心自由，盘活我们已经拥有的自由。
相较十六世纪法国早期民主主义思想家拉波哀西抨击的“自愿奴役”而言，在一个正经受着新旧交替的国家，我看到更多的则是一种“习惯奴役”即这种不自由的状态并非人们自愿，而在于适应与沿袭，得过且过。
至于如何走出这种日常的甚至为许多人所不自知的奴役状态，既有赖于个人的勇气，也关系到个人对时代与自由的理解，以及时代本身的演变。
之所以有此补充，也和重新发现社会的一点缺憾有关，该书着力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而对个人自由涉及较少。
事实上，相较关注国家与社会如何功能正常地运行，我更关心的是人的状态，这也是我至今对文学保留了些兴趣的原因。
更准确地说，我思维的乐趣与激情，更在于对具体的人的命运的关注，对理性与心灵的关注，对人类普遍的不自由状态的关注，而非直接切入国家与社会等宏大叙事。
但这并不突兀，既符合“个体先于社会，社会先于国家”的逻辑，看来也更有希望。
胡适先生说得好，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真正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立起来的。
不自由的状态，并不局限于政治层面，它涉及到方方面面。
为了追求自由，有人甘愿将自己关在屋子里不出门，甚至躲进地下室里生活，这的确是一个悖论了。
诗人兰波说，生活在他处。同样，很多人都认为自由在他处。他们想方设法将自己从一个空间运到另一个空间，包括改变身份。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安东尼奥尼的电影职业：记者（又名旅客）。
戴维德？洛克是伦敦一家电视台的记者，奉命在北非采访。此时，他正面临一场人生危机，无趣的生活让他厌倦了自己的家庭，熟悉的周遭，甚至包括他熟悉的记者这个行当，他要挣脱牢笼。就在这时，他发现有个与他长得很像的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旅馆里。一念之间，他和这个死去的人交换了身份。
他让戴维德？洛克死去，并以军火商罗伯森的身份继续生活。
然而，即使是改变了身份，他也没有因此获得自由。反而不得不纠缠于新旧两种身份之间，面临双重追捕。既要面临妻子的寻找，又面临当地政府的追杀，直到后来仓惶地死在一家小旅馆里。这是一部有关自由与不断逃离的影片。
身份让我们不自由，名字让我们不自由，制度让我们不自由但真正让我们不自由的，是我们的迷失的内心，是我们只知道协调自己与周遭的关系，而忘了更要让自己的人生走向高地，走上世界的屋顶，尤其要走上肖申克监狱的屋顶。
而我在自由在高处一书想要着重表达的正是以下诸信念：相信没有人能剥夺你的自由，相信“youthefreedom”（你即自由）；相信时代在变，相信中国正在朝着一个自由而开阔的道路上走，没有谁能改变这个大趋势。
与此同时，相信人类会有一个好的前途，毕竟，人不只是爱自己，还爱自救，没有谁不希望过上美好的生活。
这既是一切共识的基础，也是我信心之来源。
我常在想，自由并不复杂。美好之世界，美好之人生，不外乎各人顺其性情做好分内之事。
而我之积极做事，也不过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尽责与从容而已。
我一直认为“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是一句非常有禅机、非常朴素庄严的话，即勤勉于当下，努力于今朝，修行于日常。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民间话语里，它竟然被曲解为“得过且过、敷衍了事”了。
人生是一个过程。环顾四周，有那么多人在关心这个社会，为何还要悲观绝望？只管尽心尽力做吧。
所谓“菩萨畏因，凡夫畏果”我们每天都在改造这因，自然也会收获那果。
而今之日我们所不乐见的种种恶果，多不在你我罪错，而在于上几代人甚至更远已经种下恶因。
即使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一个可以期许的美好社会，但今日能种下善因，我们即已修得善果。
我只求因而不求果，故而终日欢乐。即使世事无常，我也要在无常中得人生之大圆满。
悲观绝望于事无补，如有朋友感慨，这个社会充满了不耐烦，有些人是连个绿灯都没有等，就绝望，实在不应该。
就在昨晚，借着2011年新京报的元旦社论，我同样表达了自己心存希望、积极做事的态度。
萧伯纳说“我希望世界在我去世的时候，要比我出生的时候好。”虽说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当务之急，但我们所有的努力，不都是为了获得这样一份心安么？2010年的最后一天，作家史铁生离开了我们。
这位“诚心诚意的漂泊者”一个“职业生病，业余写作”的人，带着他关于生命的追问，走向另一段旅程。
他是那么坚强，他是那么自由，以至于在他离去的时候我们竟然没有理由悲伤。
对于所有认真生活的人，爱惜生命的人，致力于丰富人心、改良社会的人，我们只有诚挚的相惜与敬意。
早安，2011年。虽然今天天寒地冻，阳光依旧照窗台。
美好年华，送往迎来，每一天都在灰飞烟灭，每一天也都在革故鼎新。
过去的一年，将到的一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只为自己更自由与幸福，为社会更开放与开阔，为中国离未来更近一点。
回到本书的出版，和以前一样，仍需要感谢许多时代同路人。
在这里，尤其感谢新星出版社，感谢新浪网、新周刊、中央电视台、新京报、南方报业等媒体朋友以及南开大学文学院诸多师友所给予的鼓励与帮助。
这个名单的确很长，我只在心里默默记下了我的感恩。
除此之外，我还要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即希望我可爱的孩子将来能够读懂我写在这本书里的自由与自救，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比我们更多的自由，并懂得珍惜与盘活。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静静的新年早晨，想起beyond的海阔天空，想起“海阔天空你与我，谁没在变”想就这样一直写下去，自由自在。
最后，还是要听自己的劝“勤劳的人要节制勤劳”为了更遥远的未来与自由，先写到这，有缘再会。
2011年元旦，作者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