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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身为后辈,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逼近时,那感受是新鲜的。也许
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他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
在纠缠一具死骸。 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
试血。
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
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托命一支之笔以来,我曾非
常注意向文人寻找,但结论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见识过活动变人形(王蒙)、
慈航(诗,昌耀)、边城(沈从文);艾依特玛托夫(苏联)、斯坦贝克
(美国)和冈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艺术,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毛泽东和鲁迅
的李志华(李新华?)的小文——因此,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 ’
这样,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
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
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我不愿重读。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日觉
鲜烈的印象;也许错,也许对,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许不过是自我
感觉——都无关紧要。 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 我只选上述几篇。其中
野草和故事新编只选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篱下,身无分文,资料全远
在彼岸中国,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红楼梦研究一样,我也只凭自己的内
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
曹雪芹固然伟大,但是太中国人味了。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但满人比汉人更
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中国从来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
表;但中国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人。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遥远的东方有一
条龙”之类陈言滥调。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
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先生弱也,丈夫气短。但是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属于这个类型,因此,我遵循
中国人称“主席”则不言而喻即专指毛泽东主席、称“总理”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
来之用语习惯,以上以下,文中以“先生”二字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
2
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他的
意思我懂,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政治论战、投枪口首有余,而纯粹艺术意味
的文学性不足。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觉得,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写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
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就纯粹艺术意味而言,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
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
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同时,区别——他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
同时文豪们(比如郭沫若、林语堂)共伍,就如;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
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与那种媚世无节的“民俗学者”共伍一样
——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
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不错,就是能力二字。从狂人日记中可以判断他的
现代主义能力,从故事新编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伤逝显示了他的“基
本小说”的创作能力,没有对此种能力的确认一个作家会丧失自信。(若容忍举一
劣例,我想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
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更重要的是故乡,闰土这个
形象关键无比——前面失礼罗列的名人们是不会牢牢记住闰土的。让闰土成为自己
心底充盈的深情,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我在同样意义上尊重王蒙
的在伊犁)。此外还有学者式的能力;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
见者不见几人。沈从文后日潜心服饰史,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钱钟书一部
管锥篇,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具备全部能力者,言则过严——但确实仅
有先生一人。以我人微,作此大说必招大嫌。但是我在破题时决心已定。
由于种种原因,无力无暇写自己的人生之作,却眼见对手(文学战场上,总有
高低较量)新书大著层出不穷——先生的苦涩,包括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是
他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
——这里引出一个深具意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呢?艺术性是否绝对是第
一前提呢?
我也长久地为这个问题痛苦着。
暂时,我觉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吃亏了。比如他花费精力援助过不少年轻人,
让他们成为作家。但是年轻人未必有青春,年轻人易于背叛。萧红萧军都未必是先
生同类。先生放弃了一部分纯粹艺术性,也浪费了已有的条件。先生不知道:当年
阜成门内的大四合院,以及上海的上层物质条件,对于他的后来同类来说,已是不
可企及。除此以外,政府对先生的特殊容忍,在中国史上也是罕见的。他缺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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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身为后辈,却真切地感到某种把握在沉静中逼近时,那感受是新鲜的。也许
确实应当放纵这种瞬间的感受。他身边纠缠着那么多无聊至极的异类,如成群苍蝇
在纠缠一具死骸。 1991年的我突然觉得应当站出来了,应当有人将心比心,以血
试血。
这原因是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都以失望告终。我
习惯了以血统区别和判断,因为我曾这样认识了自己。托命一支之笔以来,我曾非
常注意向文人寻找,但结论是否定的。否定之中,又见识过活动变人形(王蒙)、
慈航(诗,昌耀)、边城(沈从文);艾依特玛托夫(苏联)、斯坦贝克
(美国)和冈林信康(日本)的各式艺术,以及有一篇仅一页的兼论毛泽东和鲁迅
的李志华(李新华?)的小文——因此,我同样不能否认他人的潜力。 ’
这样,对自己的“类”的孤立的自信和无力感,便在每一夜中折磨灵魂。
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
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我不愿重读。中学生教室里念一遍而如今却日觉
鲜烈的印象;也许错,也许对,也许是关于先生上述作品的印象,也许不过是自我
感觉——都无关紧要。 如果我有能力出版先生一本选集, 我只选上述几篇。其中
野草和故事新编只选半部左右——我此刻寄人篱下,身无分文,资料全远
在彼岸中国,但是我有如上把握。
就像王蒙依据他作家的内心体验戏作红楼梦研究一样,我也只凭自己的内
心体验写这篇关于先生的随笔。
曹雪芹固然伟大,但是太中国人味了。或许曹雪芹是满洲人,但满人比汉人更
北京化、更市井化、更充溢着孔孟之道的霉味。中国从来只能由曹雪芹型的人物代
表;但中国需要的却是另一种人。腐朽的古文明不该再增添什么“遥远的东方有一
条龙”之类陈言滥调。中国需要公元前后那大时代的、刚刚混血所以新鲜的“士”;
需要侠气、热血、极致。
先生弱也,丈夫气短。但是现代中国仅先生一人属于这个类型,因此,我遵循
中国人称“主席”则不言而喻即专指毛泽东主席、称“总理”则不言而喻意在周恩
来之用语习惯,以上以下,文中以“先生”二字尊称特指鲁迅先生一人。
2
有过一个非常善意的外国人问我:“鲁迅真可以被称做文学家吗?”——他的
意思我懂,他是指先生文章犀利有余;政治论战、投枪口首有余,而纯粹艺术意味
的文学性不足。
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也觉得,先生确实一直没有能够写成一部代表作。他缺一
部或几部长篇小说——就纯粹艺术意味而言,我似乎早在他那些阴暗文字中品味过
某种有苦难言的滋味。是责任感和区别意图——真的对祖国大前途的沉重责任逼他
的文章不得不理论化与学术化;同时,区别——他不愿与活得轻松甚至妙趣横生的
同时文豪们(比如郭沫若、林语堂)共伍,就如;当代中国在牧区和田野忍受辛苦
沉入底层的民族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不愿与那种媚世无节的“民俗学者”共伍一样
——他没有宁静下来或疯狂起来,著作一部大书的余裕和心境。
而我盯住了他的能力。不错,就是能力二字。从狂人日记中可以判断他的
现代主义能力,从故事新编中可以判断他的变形力。伤逝显示了他的“基
本小说”的创作能力,没有对此种能力的确认一个作家会丧失自信。(若容忍举一
劣例,我想说,我本人若没有写过西省暗杀考和北望长城外两个篇什,我
将长久自卑而不能自拔,尽管我有过不少铅字)。更重要的是故乡,闰土这个
形象关键无比——前面失礼罗列的名人们是不会牢牢记住闰土的。让闰土成为自己
心底充盈的深情,这种能力对一个大作家来说价值连城(我在同样意义上尊重王蒙
的在伊犁)。此外还有学者式的能力;做学者态的文人古而有之,身具真知灼
见者不见几人。沈从文后日潜心服饰史,但并不见他有控制古代之力。钱钟书一部
管锥篇,未必经得住后人推敲。——具备全部能力者,言则过严——但确实仅
有先生一人。以我人微,作此大说必招大嫌。但是我在破题时决心已定。
由于种种原因,无力无暇写自己的人生之作,却眼见对手(文学战场上,总有
高低较量)新书大著层出不穷——先生的苦涩,包括无法表白自己能力的苦涩,是
他文章阴郁沉重的原因之一。
——这里引出一个深具意味的问题:究竟什么是文学呢?艺术性是否绝对是第
一前提呢?
我也长久地为这个问题痛苦着。
暂时,我觉得: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吃亏了。比如他花费精力援助过不少年轻人,
让他们成为作家。但是年轻人未必有青春,年轻人易于背叛。萧红萧军都未必是先
生同类。先生放弃了一部分纯粹艺术性,也浪费了已有的条件。先生不知道:当年
阜成门内的大四合院,以及上海的上层物质条件,对于他的后来同类来说,已是不
可企及。除此以外,政府对先生的特殊容忍,在中国史上也是罕见的。他缺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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