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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当我感到震惊时,我是抽身出来,做了一个旁观者。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是旁观者清。只要痛苦有间隙,而最后的结局尚未临头,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伤。倒是在旁观者眼里,苦难永远直接呈现,一眼望到了头。
在一刹那间,我用旁观者的眼光异乎寻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难,于是感到震惊。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样?这种清醒除了绝望还能带来什么?那么,冷漠岂非生命本能的一种自卫?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分外震惊。
12
一个过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会感到荒谬。荒谬是清醒的人的感觉。这个失去了目的的过程长久延续下去,人就会疲乏,麻木,而荒谬感也就被无聊感取代了,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现出来。
然而,什么是无聊感呢?它岂不就是打着磕睡的荒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仅仅是表面上。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无聊感麻痹我们对于灾难结局的注意力,阻断我们的悲伤,驱使我们在眼前的过程中寻求消遣,从而疏通和保护了我们尚存的生命力。
13
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许多民族的宗教都规定了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实,没有这些规定,哀伤也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荷马告诉我们,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杀尽之后,也曾经停止恸哭,饥饿使她端起了饭碗。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忘就得忘,难道要记一辈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一段对话,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14
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苦难。
艺术家自我对肉身说: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难,都只是我的体验。人生不过是我借造化之笔写的一部大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时也许写得很投入,但我不会忘记,作品是作品,我是我,无论作品的某些章节多么悲惨,我依然故我。
哲学家自我对肉身说:我站在超越时空的最高处,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一切。我看见了你身后的世界,在那里你不复存在,你生前是否受过苦还有何区别?在我无边广阔的视野里,你的苦难稍纵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动心。
宗教家自我对肉身说:你是卑贱的,注定受苦,而我将升入天国,永享福乐。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无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对苦难的贬低甚于不能忍受苦难,于是怒喊道:“我宁愿绝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象都沉默下来了。
15
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
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用终极的虚无淡化日常的苦难,用彻底的悲观净化尘世的哀伤,这也许是悲观主义的智慧吧。
然而,我终究是过程中人,除了过程一无所有,我不能不执著于过程。人生如梦,却不是梦,诞生和死亡竟都沾满着血污,这血污不是仰望星空的眼睛回避得了的。
16
世上一切宗教和哲学中,佛教最彻悟人生的真相。它看破有,安于无,谓之空。
西方人始终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基督教执著于有,强以无为有。西方虚无主义求有不得,但不安于无,故充满焦虑。
流俗中的佛教已经与佛的本义南辕北辙。佛要破除对是非利害祸福的执著,俗众却要借佛的法力求是舍非,趋利避害,乞福去祸。佛以无制有,俗众却以有制有。佛以出世法断祸福之因果,俗众却祈求以福补偿祸,从而埋下新的祸根,永被因果所困。
用佛理看我遭受的苦难,百惑皆消。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小生命,因缘送来,因缘带走,何至于悲痛欲绝?我自己也只是一个随缘生灭的空相,如何执著得了?空空世界里的一阵风,一片云,聚散无常,笑什么,哭什么?
然而,毕竟身在因缘之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我自知太爱人生,难成正果,宁愿受苦,不肯悟入空境。也许终我一生,佛只是一门学问,不能成为我的信仰了。
17
爱是痛苦之源。爱得越深,痛苦也越烈。于是,佛指点灭苦之道:断绝爱欲,看破红尘。
然而,我不能不爱,不愿不爱。我的爱不理睬佛的教导。
大爱者大痛苦,有的人肩负着大痛苦前行。小爱者小痛苦,有的人被小痛苦摧毁了。可见爱者必痛苦,痛苦者却未必毁灭。
佛的智慧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18
我设想,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始终坚持自己对它们的独立性,在内心深处做到不动心,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苦难能够伤害他了。
这个我爱得如痴如醉的女人要弃我而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在茫茫人海中,她与我的相遇纯属偶然,我们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漠不相干地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我有何必要为她的离去痛不欲生呢?
我的某个亲人快要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无论配偶、父母还是孩子,他们成为我的亲人也都是纯属偶然,我完全可能同另一个人结婚,父母完全可能不生我,我完全可能不生这个孩子,如此等等。既然如此,我为丧失这样偶然的一种关系而悲痛欲绝,岂不痴愚?
这样想时,除了直接施于我的肉体的打击之外,一切皆成为身外遭遇,我就可以做到刀枪不入,风雨如磐了。
可是,这样想时,我也就成为一个没有亲人、没有爱、没有心的东西,不再是人,而是一块石头了。
事实上,我哪里做得到。到头来我总发现,我所爱的人使我如此牵肠挂肚,我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决非我的身外遭遇,而恰恰是我的生命的基本内容。除去它们,我的生命便成了一个空壳,我也就不复是我了。
那么,就让我继续为爱而受苦吧,也胜似做这样一个任何苦难伤害不到的空壳。
19
黄昏,沿小河散步,看见情侣们依然缠绵,孕妇们依然安闲,牵着孩子小手的父母们依然快乐。正当灾祸笼罩着我的时候,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依然绚丽。在不幸者四周,生活在照常展开。
当然,这是正常的。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很容易藉移情作用而发生同情,有时候旁观者的想象甚至会超过当事人的身受。但是,移情毕竟不是身受,所以真同情是很难的。
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最怕的还是自己的死。于是我勉励自己:就把我所爱的人的死当作我自己的死来对待吧,只要我能怀着自尊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也就能平静地面对这个悲剧了。可是,我立即发现,我的自尊包含着自欺,因为这终究不是我的死,我无法真正感受这个即将死去的小生命的可怕解体。如果我真做到了平静,也只是对另一个生命的疾苦业已麻木了而已。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我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20
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不幸者对不幸者又会如何呢?
一个丧子的母亲获悉另一个曾与她比邻而居的母亲不久后也丧了子,同病相怜的悲悯敌不过幸灾乐祸的欢欣,她在屋子里又笑又闹,接着警觉到自己的失态,便大声问道:“尽管我很同情她,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我不应该吗?”
可怜的女人,当然不应该。不幸者理应互相同情,要不你们还能从哪里获取同情呢?何况别人的苦难并不能消除你的苦难,她的孩子死了,你的孩子难道能因此复活?
不对,即使杀死她的孩子就能救活我的孩子,我也决不肯这样做。但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感到高兴。我是一个坏女人吗?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了,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21
我总是羞愧地躲开那些遭了不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悲伤不该受到搅扰,也因为一旦相见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向不幸者说同情话更难堪的了。
现在,我自己遭到了不幸,那些和我性情相似的人也躲开了我。在这小心翼翼的回避背后,我能感觉到那一份体贴和窘迫。
有一天,我把他们请到家里。
“什么也不用说,或者随便说些什么。”我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渐渐活跃起来,说着平时关心的种种话题。
送走他们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终于把他们在沉默中分担的我的不幸全部收归己有了。
sp; 当我感到震惊时,我是抽身出来,做了一个旁观者。对于人生的苦难,也是旁观者清。只要痛苦有间隙,而最后的结局尚未临头,身受者就不可能一味悲伤。倒是在旁观者眼里,苦难永远直接呈现,一眼望到了头。
在一刹那间,我用旁观者的眼光异乎寻常地看清了我身受的苦难,于是感到震惊。
然而,看清了又能怎样?这种清醒除了绝望还能带来什么?那么,冷漠岂非生命本能的一种自卫?
对于一切悲惨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的死,我们始终是又适应又不适应,有时悲观有时达观,时而清醒时而麻木,直到最后都是如此。说到底,人的忍受力和适应力是惊人的,几乎能够在任何境遇中活着,或者——死去,而死也不是不能忍受和适应的。到死时,不适应也适应了,不适应也无可奈何了,不适应也死了。
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分外震惊。
12
一个过程突然失去了目的,人会感到荒谬。荒谬是清醒的人的感觉。这个失去了目的的过程长久延续下去,人就会疲乏,麻木,而荒谬感也就被无聊感取代了,仅在某些清醒的片刻浮现出来。
然而,什么是无聊感呢?它岂不就是打着磕睡的荒谬感?
表面上一切正常,仅仅是表面上。
我们不可能持之以恒地为一个预知的灾难结局悲伤。悲伤如同别的情绪一样,也会疲劳,也需要休息。
以旁观者的眼光看死刑犯,一定会想象他们无一日得安生,其实不然。因为,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谁不是被判了死刑的人呢?
无聊感麻痹我们对于灾难结局的注意力,阻断我们的悲伤,驱使我们在眼前的过程中寻求消遣,从而疏通和保护了我们尚存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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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疲倦,遗忘,生活琐事苦难有许多貌不惊人的救星。人得救不是靠哲学和宗教,而是靠本能,正是生存本能使人类和个人历尽劫难而免于毁灭,各种哲学和宗教的安慰也无非是人类生存本能的自勉罢了。
许多民族的宗教都规定了为死者哀悼的期限。其实,没有这些规定,哀伤也不会无止境地延续下去。荷马告诉我们,尼俄柏在她的七子七女被杀尽之后,也曾经停止恸哭,饥饿使她端起了饭碗。
人都是得过且过,事到临头才真急。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仍然不知道疼。砍下来,只要不死,好了伤疤又忘疼。最拗不过的是生存本能以及由之产生的日常生活琐事,正是这些琐事分散了人对苦难的注意,使苦难者得以休养生息,走出泪谷。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忘就得忘,难道要记一辈子?”
我想起很久以前的这一段对话,不禁微笑了。如果生命没有这样的自卫本能,人如何还能正常地生活,世上还怎会有健康、勇敢和幸福?古往今来,天灾人祸,留下过多少伤疤,如果一一记住它们的疼痛,人类早就失去了生存的兴趣和勇气。人类是在忘却中前进的。
14
面对苦难,我们可以用艺术、哲学、宗教的方式寻求安慰。在这三种场合,我们都是在想象中把自我从正在受苦的肉身凡胎分离出来,立足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上,居高临下地看待苦难。
艺术家自我对肉身说:你的一切遭遇,包括你正遭受的苦难,都只是我的体验。人生不过是我借造化之笔写的一部大作品,没有什么不可化作它的素材。我有时也许写得很投入,但我不会忘记,作品是作品,我是我,无论作品的某些章节多么悲惨,我依然故我。
哲学家自我对肉身说:我站在超越时空的最高处,看见了你所看不见的一切。我看见了你身后的世界,在那里你不复存在,你生前是否受过苦还有何区别?在我无边广阔的视野里,你的苦难稍纵即逝,微不足道,不值得为之动心。
宗教家自我对肉身说:你是卑贱的,注定受苦,而我将升入天国,永享福乐。
但正在受苦的肉身忍无可忍了,它不能忍受对苦难的贬低甚于不能忍受苦难,于是怒喊道:“我宁愿绝望,不要安慰!”
一切偶象都沉默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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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终点是死,是空无,在终点找不到意义。于是我们只好说:意义在于过程。
可是,当过程也背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又把眼光投向终点,安慰自己说:既然结局一样,何必在乎过程?
着眼于过程,人生才有幸福或痛苦可言。以死为背景,一切苦乐祸福的区别都无谓了。因此,当我们身在福中时,我们尽量不去想死的背景,以免败坏眼前的幸福。一旦苦难临头,我们又尽量去想死的背景,以求超脱当下的苦难。
生命连同它的快乐和痛苦都是虚幻的——这个观念对于快乐是一个打击,对于痛苦未尝不是一个安慰。用终极的虚无淡化日常的苦难,用彻底的悲观净化尘世的哀伤,这也许是悲观主义的智慧吧。
然而,我终究是过程中人,除了过程一无所有,我不能不执著于过程。人生如梦,却不是梦,诞生和死亡竟都沾满着血污,这血污不是仰望星空的眼睛回避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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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一切宗教和哲学中,佛教最彻悟人生的真相。它看破有,安于无,谓之空。
西方人始终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基督教执著于有,强以无为有。西方虚无主义求有不得,但不安于无,故充满焦虑。
流俗中的佛教已经与佛的本义南辕北辙。佛要破除对是非利害祸福的执著,俗众却要借佛的法力求是舍非,趋利避害,乞福去祸。佛以无制有,俗众却以有制有。佛以出世法断祸福之因果,俗众却祈求以福补偿祸,从而埋下新的祸根,永被因果所困。
用佛理看我遭受的苦难,百惑皆消。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小生命,因缘送来,因缘带走,何至于悲痛欲绝?我自己也只是一个随缘生灭的空相,如何执著得了?空空世界里的一阵风,一片云,聚散无常,笑什么,哭什么?
然而,毕竟身在因缘之中,不是想跳就能跳出来的。无我的空理易明,有情的尘缘难断。我自知太爱人生,难成正果,宁愿受苦,不肯悟入空境。也许终我一生,佛只是一门学问,不能成为我的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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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痛苦之源。爱得越深,痛苦也越烈。于是,佛指点灭苦之道:断绝爱欲,看破红尘。
然而,我不能不爱,不愿不爱。我的爱不理睬佛的教导。
大爱者大痛苦,有的人肩负着大痛苦前行。小爱者小痛苦,有的人被小痛苦摧毁了。可见爱者必痛苦,痛苦者却未必毁灭。
佛的智慧把爱当作痛苦的根源而加以弃绝,扼杀生命的意志。我的智慧把痛苦当作爱的必然结果而加以接受,化为生命的财富。
任何智慧都不能使我免于痛苦,我只愿有一种智慧足以使我不毁于痛苦。
18
我设想,一个人只要对自己的身外遭遇保持距离,始终坚持自己对它们的独立性,在内心深处做到不动心,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苦难能够伤害他了。
这个我爱得如痴如醉的女人要弃我而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在茫茫人海中,她与我的相遇纯属偶然,我们完全可能在不同的人群中漠不相干地生活一辈子。既然如此,我有何必要为她的离去痛不欲生呢?
我的某个亲人快要死了?好吧,让我冷静地想一想,无论配偶、父母还是孩子,他们成为我的亲人也都是纯属偶然,我完全可能同另一个人结婚,父母完全可能不生我,我完全可能不生这个孩子,如此等等。既然如此,我为丧失这样偶然的一种关系而悲痛欲绝,岂不痴愚?
这样想时,除了直接施于我的肉体的打击之外,一切皆成为身外遭遇,我就可以做到刀枪不入,风雨如磐了。
可是,这样想时,我也就成为一个没有亲人、没有爱、没有心的东西,不再是人,而是一块石头了。
事实上,我哪里做得到。到头来我总发现,我所爱的人使我如此牵肠挂肚,我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决非我的身外遭遇,而恰恰是我的生命的基本内容。除去它们,我的生命便成了一个空壳,我也就不复是我了。
那么,就让我继续为爱而受苦吧,也胜似做这样一个任何苦难伤害不到的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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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沿小河散步,看见情侣们依然缠绵,孕妇们依然安闲,牵着孩子小手的父母们依然快乐。正当灾祸笼罩着我的时候,他们头顶上的天空依然绚丽。在不幸者四周,生活在照常展开。
当然,这是正常的。
对于别人的痛苦,我们很容易藉移情作用而发生同情,有时候旁观者的想象甚至会超过当事人的身受。但是,移情毕竟不是身受,所以真同情是很难的。
我们最爱的还是自己,最怕的还是自己的死。于是我勉励自己:就把我所爱的人的死当作我自己的死来对待吧,只要我能怀着自尊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也就能平静地面对这个悲剧了。可是,我立即发现,我的自尊包含着自欺,因为这终究不是我的死,我无法真正感受这个即将死去的小生命的可怕解体。如果我真做到了平静,也只是对另一个生命的疾苦业已麻木了而已。
人们爱你,疼你,但是一旦你患了绝症,注定要死,人们也就渐渐习惯了,终于理智地等待着那个日子的来临。
然而,否则又能怎样呢?望着四周依然欢快生活着的人们,我对自己说:人类个体之间痛苦的不相通也许正是人类总体仍然快乐的前提。那么,我的灾难对于亲近和不亲近的人们的生活几乎不发生任何影响,这就对了。
20
幸运者对别人的不幸或者同情,或者隔膜,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侥幸:幸亏遭灾的不是我!
不幸者对别人的幸运或者羡慕,或者冷淡,但是,比两者更强烈的也许是委屈:为何遭灾的偏是我!
不幸者对不幸者又会如何呢?
一个丧子的母亲获悉另一个曾与她比邻而居的母亲不久后也丧了子,同病相怜的悲悯敌不过幸灾乐祸的欢欣,她在屋子里又笑又闹,接着警觉到自己的失态,便大声问道:“尽管我很同情她,但我还是感到高兴,我不应该吗?”
可怜的女人,当然不应该。不幸者理应互相同情,要不你们还能从哪里获取同情呢?何况别人的苦难并不能消除你的苦难,她的孩子死了,你的孩子难道能因此复活?
不对,即使杀死她的孩子就能救活我的孩子,我也决不肯这样做。但我说不清为什么,就是感到高兴。我是一个坏女人吗?
你不是坏女人。我明白了,不幸者需要同伴。当我们独自受难时,我们会感到不能忍受命运的不公正甚于不能忍受苦难的命运本身。相反,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仿佛减轻了不公正的程度。我们对于个别人死于非命总是惋叹良久,对于成批杀人的战争却往往无动于衷。仔细分析起来,同病相怜的实质未必是不幸者的彼此同情,而更是不幸者各以他人的不幸为自己的安慰,亦即幸灾乐祸。这当然是愚蠢的。不过,无可告慰的不幸者有权得到安慰,哪怕是愚蠢的安慰。
21
我总是羞愧地躲开那些遭了不幸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悲伤不该受到搅扰,也因为一旦相见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向不幸者说同情话更难堪的了。
现在,我自己遭到了不幸,那些和我性情相似的人也躲开了我。在这小心翼翼的回避背后,我能感觉到那一份体贴和窘迫。
有一天,我把他们请到家里。
“什么也不用说,或者随便说些什么。”我微笑着说。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渐渐活跃起来,说着平时关心的种种话题。
送走他们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终于把他们在沉默中分担的我的不幸全部收归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