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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很有兴味地读完了英国医生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孤独一书。在我的概念中,孤独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体验,为哲学家、诗人所乐于探究或描述。我曾担心,一个医生研究孤独,会不会有职业偏见,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病态呢?令我满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有着相当人文修养的精神科医生,善于把开阔的人文视野和精到的专业眼光结合起来,因此不但没有抹杀、反而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孤独在人生中的价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疗作用。
事实上,精神科医学的传统的确是把孤独仅仅视为一种病态的。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唯一源泉。反之,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进程受阻,亦即存在着某种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疗。斯托尔写这本书的主旨正是要反对这种偏颇性,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为孤独“正名”他在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泉。
其实,对孤独的贬损并不限于今天的精神科医学领域。早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把无家无邦的人斥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据以发挥,断言人是最合群的动物,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话本身说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开来大做文章,压根儿不再提后半句。后来培根引用这话时,干脆说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纯属邪说。既然连某些大哲学家也对孤独抱有成见,我就很愿意结合着读斯托尔的书的心得,来说一说我对孤独的价值的认识。
二
交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由于性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交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温尼考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满足他的主观性的场所,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因为事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居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则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是动物的本能“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的祸害并不亚于“感觉剥夺”总之,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了对内在世界的整合。斯托尔的结论是:内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容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他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所谓“个性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性。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个性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问题之思考的前提。
三
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象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太史公所说“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 -->>
一
我很有兴味地读完了英国医生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孤独一书。在我的概念中,孤独是一种具有形而上意味的人生境遇和体验,为哲学家、诗人所乐于探究或描述。我曾担心,一个医生研究孤独,会不会有职业偏见,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病态呢?令我满意的是,作者是一位有着相当人文修养的精神科医生,善于把开阔的人文视野和精到的专业眼光结合起来,因此不但没有抹杀、反而更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孤独在人生中的价值,其中也包括它的心理治疗作用。
事实上,精神科医学的传统的确是把孤独仅仅视为一种病态的。按照这一传统的见解,亲密的人际关系是精神健全的最重要标志,是人生意义和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唯一源泉。反之,一个成人倘若缺乏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的能力,便表明他的精神成熟进程受阻,亦即存在着某种心理疾患,需要加以治疗。斯托尔写这本书的主旨正是要反对这种偏颇性,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为孤独“正名”他在肯定人际关系的价值的同时,着重论证了孤独也是人生意义的重要源泉,对于具有创造天赋的人来说,甚至是决定性的源泉。
其实,对孤独的贬损并不限于今天的精神科医学领域。早在伊利亚特中,荷马已经把无家无邦的人斥为自然的弃物。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据以发挥,断言人是最合群的动物,接着说出了一句名言:“离群索居者不是野兽,便是神灵。”这话本身说得很漂亮,但他的用意是在前半句,拉扯开来大做文章,压根儿不再提后半句。后来培根引用这话时,干脆说只有前半句是真理,后半句纯属邪说。既然连某些大哲学家也对孤独抱有成见,我就很愿意结合着读斯托尔的书的心得,来说一说我对孤独的价值的认识。
二
交往和独处原是人在世上生活的两种方式,对于每个人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是必不可少的,只是比例很不相同罢了。由于性格的差异,有的人更爱交往,有的人更喜独处。人们往往把交往看作一种能力,却忽略了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比交往更为重要的一种能力。反过来说,不擅交际固然是一种遗憾,不耐孤独也未尝不是一种很严重的缺陷。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唯有经过这一整合的过程,外来的印象才能被自我所消化,自我也才能成为一个既独立又生长着的系统。所以,有无独处的能力,关系到一个人能否真正形成一个相对自足的内心世界,而这又会进而影响到他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斯托尔引用温尼考特的见解指出,那种缺乏独处能力的人只具有“虚假的自我”因此只是顺从、而不是体验外部世界,世界对于他仅是某种必须适应的对象,而不是可以满足他的主观性的场所,这样的人生当然就没有意义。
事实上,无论活得多么热闹,每个人都必定有最低限度的独处时间,那便是睡眠。不管你与谁同睡,你都只能独自进入你的梦乡。同床异梦是一切人的命运,同时却也是大自然的恩典,在心理上有其必要性。据有的心理学家推测,梦具有与独处相似的整合功能,而不能正常做梦则可能造成某些精神疾患。另一个例子是居丧。对丧亲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他人的同情和劝慰,而是在独处中顺变。正像斯托尔所指出的:“这种顺变的过程非常私密,因为事关丧亲者与死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种关系别人没有分享过,也不能分享。”居丧的本质是面对亡灵时“一个人内心孤独的深处所发生的某件事”如果人为地压抑这个哀伤过程,则也会导致心理疾病。
关于孤独对于心理健康的价值,书中还有一些有趣的谈论。例如,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是动物的本能“不反应的能力”则是智慧的要素。又例如“感觉过剩”的祸害并不亚于“感觉剥夺”总之,我们不能一头扎在外部世界和人际关系里,而放弃了对内在世界的整合。斯托尔的结论是:内在的心理经验是最奥妙、最有疗效的。容格后期专门治疗中年病人,他发现,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很能适应社会,且有杰出的成就“中年危机”的原因就在于缺少内心的整合,通俗地说,也就是缺乏个性,因而仍然不免感觉人生的空虚。他试图通过一种所谓“个性化过程”的方案加以治疗,使这些病人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我怀疑这个方案是否当真有效,因为我不相信一个人能够通过心理治疗而获得他本来所没有的个性。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即个性以及基本的孤独体验乃是人生意义问题之思考的前提。
三
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都适用,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藉,莫尔的纾解忧愁之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的囚禁期内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象力。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太史公所说“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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