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舞台上的革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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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做噩梦时的那种孤独感弥漫在整个大厅。前排就座的文学课教师努丽耶女士，她每次去安卡拉都一定去民族剧院看演出，为这部戏逼真的效果所陶醉，她不由自主地第一次站了起来，向舞台上的演员们鼓掌。而奈吉甫也就在这时像是想说什么似的站了起来。
紧接着士兵们开始了第四次射击。事后，安卡拉来的特派员——一个少校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几个星期秘密细致的调查，他整理出的报告中表明，在这次射击中打死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额头和眼睛中弹的奈吉甫。但我也听到别的说法，所以没法说奈吉甫就是死于那一刻的。坐在中间和前排的人的观点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奈吉甫也是在第三次射击后才发现空中飞着子弹。在被击中前两秒他了站起来，许多人都听到了他的喊叫（但录像里没有录到）：
“停下，别开枪，枪里面有子弹！”
大厅里每个人实际上心里都已经明白，可理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就这样被说了出来。第一次射击时的五颗子弹，其中有一颗击中了包厢顶上石膏粉做的月桂树叶子，二十五年前苏联驻卡尔斯最后一位总领事曾和他的狗一起在这里看过电影。因为开这一枪的那个希依尔特的库尔德人不想打死任何人。另一颗子弹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笨拙地打在了剧院的天花板上，一百二十年前的石灰和颜料像雪花一样落在了慌乱的人群身上。另外一颗子弹打在剧院最后面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摄像机下面的木栅栏上，过去那些贫穷而又喜欢幻想的亚美尼亚姑娘们，为了看从莫斯科来的剧团演出、杂技和室内音乐会，只买便宜的站票，扶着的就是这些栅栏。第四颗子弹打穿了离摄像机稍远一个角落里的座椅靠背，拖拉机和农机配件商穆赫亭先生和他妻子、守寡的小姨子坐在后面，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一开始他以为是刚才的石灰片掉在了身上而朝上看了看。第五颗子弹打碎了坐在宗教学校学生后面的一个老大爷的左眼镜玻璃，穿过了他脑袋，他是从特拉布松来看在卡尔斯服役的孙子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发现正在打瞌睡的老人已经被悄悄地杀死了，子弹从他的后颈出来，穿过座位的靠背，留在了一个十二岁库尔德小孩儿手里拎着的塑料袋中又大又圆的鸡蛋里，当时卖长面包和鸡蛋的他正在这个座位后给人递零钱。
我写这些细节是为了能解释民族剧院里的大部分人为什么在遭到射击时还那么一动不动。士兵们第二次射击时，一个学生的太阳穴、脖子和心脏偏上的地方被击中了，在这之前，这个学生显得太勇敢了，因此这时人们还以为他的举动是这恐怖戏剧中搞笑的一部分呢。另外两颗子弹中的一颗打中了坐在后面根本没怎么出声的一个宗教学校学生（他表姐是市里的第一个“自杀女子”）的胸部，另一颗则击中了位于放映机上方两米处的墙上的挂钟表面，那个挂钟已经六十年没走了，上面盖满了灰和蜘蛛网。第三次射击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这同一个地方，这向少校特派员证明了，傍晚被选中的一位狙击手士兵并没有遵守之前他手按古兰经所起的誓，在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杀死任何人。少校在他的报告中还讲到了一个类似事件，第三次射击中被打死的一个狂热的宗教学校学生，后来知道他是效力于国家情报局卡尔斯分局的一个勤奋爱岗的密探，他家人控告了政府，而少校的报告却在括号中注明了给他家人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两颗子弹，打中了勒扎先生和搀扶他走路的佣人，勒扎先生曾出钱让人在堡内街区打了口水井，受到了卡尔斯所有保守分子和宗教狂们的爱戴。难以解释的是，尽管这两人同时被击中，同时在大厅中间挣扎呻吟，大部分人却还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重新装弹上膛的士兵们。“我们坐在后排的人，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事情发生多年后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养殖场场主说“要是我们动了，引起他们注意的话，我们害怕糟糕的事情会找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就那样默不作声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第四次射击，其中一颗子弹到底击中了哪儿，少校特派员也没能弄清楚。一颗子弹打伤了从安卡拉来卡尔斯的一个年轻的推销员（两小时后因为流血过多死了），他来这里是为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百科全书和剧本的。另外一颗子弹在一个包厢下面的墙上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洞，20世纪初，亚美尼亚富翁皮革商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和他家人穿着裘皮大衣来剧院时就经常坐在这个包厢里。据夸张的说法，另外两颗子弹击中了奈吉甫的一只绿眼睛和他宽阔洁净的额头正中，但他并没有立刻死去，据说年轻人那一刻还看着舞台说了句“我看到了！”
朝门口跑的人们、惊叫着的人们、喊叫着的人们，在这最后一次射击之后，全部都蹲了下来。进行直播的摄影师一定是躲在了墙根下，刚才还在左右晃动着的摄像机现在一动也不动了。卡尔斯人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舞台上的人和前排坐着的平静而有地位的观众。大部分市民还是从电视里传来的枪声、惊叫声和喧嚣声中，明白了民族剧院一定出什么事情了。大半个晚上，许多人觉得舞台上的表演无聊而开始昏昏欲睡，但最后十八秒中，枪声响后，他们就一直盯着电视屏幕。
苏纳伊？扎伊姆非常有经验，他能觉察到人们最关注的这一时刻。“英勇的军人们，你们尽了自己的职责。”他说。他优雅地转向还躺在地上的冯妲？艾塞尔，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弯下身向她伸出了手。女人也抓住了拯救者的手站了起来。
坐在前排的一个退休官员站起身来向他们鼓掌。前排中还有几个人也加入了进来。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因为习惯了要对别人的鼓掌加以附和，从他们后面也传来了一些掌声。大厅其他的地方则一片死寂。大家都像是刚醒了酒似的，有些人尽管看到地上正在挣扎着的躯体，可却断定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舞台戏剧的组成部分，心情轻松，脸上也有了些隐隐约约的微笑；一些人则刚从躲藏着的角落里伸出他们的脑袋，这时，苏纳伊的话吓了他们一跳。
“这不是在演戏，这是一次革命，”他用教训的语气说。“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你们要相信光荣的土耳其军队！士兵们，把他们带走。”
两个士兵将舞台上两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保守派”带了下去。其他士兵把枪上好膛后走向观众的时候，有个奇怪的人跳上了舞台。说他奇怪，因为他不像是军人也不像是演员，这从他上舞台时那种不恰当的匆忙和缺乏美感的动作中可以马上看出来。许多卡尔斯人期待着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个笑话，都在盯着他看。
“共和国万岁！”他大喊着。“军队万岁！土耳其民族万岁！阿塔图尔克万岁！”幕布开始缓缓拉上。他和苏纳伊？扎伊姆则一起向前跨出一步，留在了幕布的外面。他手中有一把克勒克卡莱造手枪，身上穿着便装，却穿着军人的皮靴。“让宗教狂们见鬼去吧！”他说着，从台阶上下来走进了观众当中。他身后又出现了两个拿枪的人。军人们在拘捕宗教学校学生的时候，这三个拿枪的人在观众恐惧的目光中趾高气扬地喊着口号，不紧不慢地跑向了出口。
他们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参加这次卡尔斯的小型革命、这次演出，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讨价还价之后，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决定。来到卡尔斯第一个晚上苏纳伊就经人介绍和他们认识了，他想到自己上演的“艺术作品”将被这些手里拿着武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冒险分子们玷污，他坚持反对了一整天，可是最后一刻他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因为他们给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面对不理解艺术的底层，可能会需要手拿武器的人。后来的数个小时里，对这个决定他感到很后悔，因为这些衣着朴素的人们流了血而良心备受煎熬，可像许多事情一样，这些也只是传言而已。
多年后我去卡尔斯时，阿尔切利克代理商穆赫塔尔先生，带我去看了看民族剧院，剧院一半已坍塌，一半已是阿尔切利克的仓库。就那天晚上和后来几天的恐怖，我提了些问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给我说了从亚美尼亚时期直到今天发生在卡尔斯的许多谋杀和灾难。可是我如果想让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们稍稍幸福一些的话，在我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一定要写这里洁净的空气、善良的人们，而不是卡尔斯过去的罪恶。剧院的大厅已经变成一个阴暗、潮湿的仓库，他在冰箱、洗衣机和炉子的影子中间指给我看了那天夜里留下的惟一的一个痕迹：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看戏时所坐的包厢墙上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很大的弹孔。
一样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人们做噩梦时的那种孤独感弥漫在整个大厅。前排就座的文学课教师努丽耶女士，她每次去安卡拉都一定去民族剧院看演出，为这部戏逼真的效果所陶醉，她不由自主地第一次站了起来，向舞台上的演员们鼓掌。而奈吉甫也就在这时像是想说什么似的站了起来。
紧接着士兵们开始了第四次射击。事后，安卡拉来的特派员——一个少校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几个星期秘密细致的调查，他整理出的报告中表明，在这次射击中打死了两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额头和眼睛中弹的奈吉甫。但我也听到别的说法，所以没法说奈吉甫就是死于那一刻的。坐在中间和前排的人的观点中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奈吉甫也是在第三次射击后才发现空中飞着子弹。在被击中前两秒他了站起来，许多人都听到了他的喊叫（但录像里没有录到）：
“停下，别开枪，枪里面有子弹！”
大厅里每个人实际上心里都已经明白，可理智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就这样被说了出来。第一次射击时的五颗子弹，其中有一颗击中了包厢顶上石膏粉做的月桂树叶子，二十五年前苏联驻卡尔斯最后一位总领事曾和他的狗一起在这里看过电影。因为开这一枪的那个希依尔特的库尔德人不想打死任何人。另一颗子弹也是出于同样的担心，笨拙地打在了剧院的天花板上，一百二十年前的石灰和颜料像雪花一样落在了慌乱的人群身上。另外一颗子弹打在剧院最后面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摄像机下面的木栅栏上，过去那些贫穷而又喜欢幻想的亚美尼亚姑娘们，为了看从莫斯科来的剧团演出、杂技和室内音乐会，只买便宜的站票，扶着的就是这些栅栏。第四颗子弹打穿了离摄像机稍远一个角落里的座椅靠背，拖拉机和农机配件商穆赫亭先生和他妻子、守寡的小姨子坐在后面，子弹击中了他的肩膀，一开始他以为是刚才的石灰片掉在了身上而朝上看了看。第五颗子弹打碎了坐在宗教学校学生后面的一个老大爷的左眼镜玻璃，穿过了他脑袋，他是从特拉布松来看在卡尔斯服役的孙子的，实际上人们根本没发现正在打瞌睡的老人已经被悄悄地杀死了，子弹从他的后颈出来，穿过座位的靠背，留在了一个十二岁库尔德小孩儿手里拎着的塑料袋中又大又圆的鸡蛋里，当时卖长面包和鸡蛋的他正在这个座位后给人递零钱。
我写这些细节是为了能解释民族剧院里的大部分人为什么在遭到射击时还那么一动不动。士兵们第二次射击时，一个学生的太阳穴、脖子和心脏偏上的地方被击中了，在这之前，这个学生显得太勇敢了，因此这时人们还以为他的举动是这恐怖戏剧中搞笑的一部分呢。另外两颗子弹中的一颗打中了坐在后面根本没怎么出声的一个宗教学校学生（他表姐是市里的第一个“自杀女子”）的胸部，另一颗则击中了位于放映机上方两米处的墙上的挂钟表面，那个挂钟已经六十年没走了，上面盖满了灰和蜘蛛网。第三次射击时一颗子弹击中了这同一个地方，这向少校特派员证明了，傍晚被选中的一位狙击手士兵并没有遵守之前他手按古兰经所起的誓，在这次行动中他没有杀死任何人。少校在他的报告中还讲到了一个类似事件，第三次射击中被打死的一个狂热的宗教学校学生，后来知道他是效力于国家情报局卡尔斯分局的一个勤奋爱岗的密探，他家人控告了政府，而少校的报告却在括号中注明了给他家人赔偿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最后两颗子弹，打中了勒扎先生和搀扶他走路的佣人，勒扎先生曾出钱让人在堡内街区打了口水井，受到了卡尔斯所有保守分子和宗教狂们的爱戴。难以解释的是，尽管这两人同时被击中，同时在大厅中间挣扎呻吟，大部分人却还是一动不动地注视着重新装弹上膛的士兵们。“我们坐在后排的人，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事情发生多年后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养殖场场主说“要是我们动了，引起他们注意的话，我们害怕糟糕的事情会找到我们头上，所以我们就那样默不作声地看着发生的一切！”
第四次射击，其中一颗子弹到底击中了哪儿，少校特派员也没能弄清楚。一颗子弹打伤了从安卡拉来卡尔斯的一个年轻的推销员（两小时后因为流血过多死了），他来这里是为了以分期付款的方式销售百科全书和剧本的。另外一颗子弹在一个包厢下面的墙上打开了一个很大的洞，20世纪初，亚美尼亚富翁皮革商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和他家人穿着裘皮大衣来剧院时就经常坐在这个包厢里。据夸张的说法，另外两颗子弹击中了奈吉甫的一只绿眼睛和他宽阔洁净的额头正中，但他并没有立刻死去，据说年轻人那一刻还看着舞台说了句“我看到了！”
朝门口跑的人们、惊叫着的人们、喊叫着的人们，在这最后一次射击之后，全部都蹲了下来。进行直播的摄影师一定是躲在了墙根下，刚才还在左右晃动着的摄像机现在一动也不动了。卡尔斯人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舞台上的人和前排坐着的平静而有地位的观众。大部分市民还是从电视里传来的枪声、惊叫声和喧嚣声中，明白了民族剧院一定出什么事情了。大半个晚上，许多人觉得舞台上的表演无聊而开始昏昏欲睡，但最后十八秒中，枪声响后，他们就一直盯着电视屏幕。
苏纳伊？扎伊姆非常有经验，他能觉察到人们最关注的这一时刻。“英勇的军人们，你们尽了自己的职责。”他说。他优雅地转向还躺在地上的冯妲？艾塞尔，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弯下身向她伸出了手。女人也抓住了拯救者的手站了起来。
坐在前排的一个退休官员站起身来向他们鼓掌。前排中还有几个人也加入了进来。不知是出于恐惧还是因为习惯了要对别人的鼓掌加以附和，从他们后面也传来了一些掌声。大厅其他的地方则一片死寂。大家都像是刚醒了酒似的，有些人尽管看到地上正在挣扎着的躯体，可却断定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舞台戏剧的组成部分，心情轻松，脸上也有了些隐隐约约的微笑；一些人则刚从躲藏着的角落里伸出他们的脑袋，这时，苏纳伊的话吓了他们一跳。
“这不是在演戏，这是一次革命，”他用教训的语气说。“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祖国。你们要相信光荣的土耳其军队！士兵们，把他们带走。”
两个士兵将舞台上两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保守派”带了下去。其他士兵把枪上好膛后走向观众的时候，有个奇怪的人跳上了舞台。说他奇怪，因为他不像是军人也不像是演员，这从他上舞台时那种不恰当的匆忙和缺乏美感的动作中可以马上看出来。许多卡尔斯人期待着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个笑话，都在盯着他看。
“共和国万岁！”他大喊着。“军队万岁！土耳其民族万岁！阿塔图尔克万岁！”幕布开始缓缓拉上。他和苏纳伊？扎伊姆则一起向前跨出一步，留在了幕布的外面。他手中有一把克勒克卡莱造手枪，身上穿着便装，却穿着军人的皮靴。“让宗教狂们见鬼去吧！”他说着，从台阶上下来走进了观众当中。他身后又出现了两个拿枪的人。军人们在拘捕宗教学校学生的时候，这三个拿枪的人在观众恐惧的目光中趾高气扬地喊着口号，不紧不慢地跑向了出口。
他们非常高兴，非常激动。因为参加这次卡尔斯的小型革命、这次演出，是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讨价还价之后，在最后一刻才作出的决定。来到卡尔斯第一个晚上苏纳伊就经人介绍和他们认识了，他想到自己上演的“艺术作品”将被这些手里拿着武器、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的冒险分子们玷污，他坚持反对了一整天，可是最后一刻他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因为他们给了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面对不理解艺术的底层，可能会需要手拿武器的人。后来的数个小时里，对这个决定他感到很后悔，因为这些衣着朴素的人们流了血而良心备受煎熬，可像许多事情一样，这些也只是传言而已。
多年后我去卡尔斯时，阿尔切利克代理商穆赫塔尔先生，带我去看了看民族剧院，剧院一半已坍塌，一半已是阿尔切利克的仓库。就那天晚上和后来几天的恐怖，我提了些问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他给我说了从亚美尼亚时期直到今天发生在卡尔斯的许多谋杀和灾难。可是我如果想让生活在这里的穷人们稍稍幸福一些的话，在我返回伊斯坦布尔之后，我一定要写这里洁净的空气、善良的人们，而不是卡尔斯过去的罪恶。剧院的大厅已经变成一个阴暗、潮湿的仓库，他在冰箱、洗衣机和炉子的影子中间指给我看了那天夜里留下的惟一的一个痕迹：齐尔高尔？齐兹麦基扬看戏时所坐的包厢墙上被子弹击中后留下的很大的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