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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千里自杀，群众中有人很愤慨，说他"耍死狗"。可是那天主持会议的主席却向范凡自我检讨，怪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场，因为他是临时推出来当主席的，不知道朱千里的底细。他责备自己不该让朱千里散布混淆真假的谬论，同时也不该任群众乱提问题，尤其是"打倒千里猪"的口号，显然不合政策。关于这点，罗厚一散会就向主席提出抗议了。范凡随后召开了一个吸取经验的会，提请注意别犯错误，思想工作应当细致。
丁室挂看到朱千里的检讨作得这么糟糕，吓得进退两难。他不做检讨吧，他是抢先报了名的。小组叫他暂等一等，让朱千里先做，他不能临阵逃脱。做吧，说老实话难免挨克，不说老实话又过不了关。怎么办呢？
丁宝桂是古典组唯一的老先生。他平时学习懒得细读文件，爱说些怪话。说他糊涂吧，他又很精明；说他明白吧，他又很糊涂。大家背后——甚至当面都称他"丁宝贝"。现当代组和理论组的组长都是革命干部，早都做了自我检讨。这位丁先生呢，召集人都做不好，勉强当了一个小组长。他也没想到要求检讨，所以自然而然地落单了。只好和外文组几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同洗澡。
他光不抗议，说自己没有资产，只是个坐冷板凳的，封建思想他当然有，可是和资产阶级挂不上钩，他家里连女婿和儿媳妇都是清贫的读书人家子女。年轻人告诉他："既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话他仿佛也学习过，可是忘了为什么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却又不敢提识破，只反问："你们洗澡不洗澡呢？"他们说："大家都要改造思想，丁先生不用管我们。这会儿我们帮丁先生洗澡"
丁先生最初不受启发，群众把他冷搁在一边。他后来看到别人对启发的态度，也开了窍，忙向群众声明他已经端正了态度。队后他也学朱千里把群众启发的问题分门别类，归纳为自己的儿款罪状。帮助他的小组看破他是玩弄"包下来"的手法，认为他不是诚心检查，说他"狡猾"。丁宝桂正不知如何是好。那天他听了杜丽琳的检讨和主魔的总结，悟出一个道理：关键是不要护着自己，该把自己当作冤家似的挑出错儿来，狠狠地骂，骂得越凶越好。挑自己的错就是"老实"，骂得凶就是"深刻"。他就抢着要做检讨。可是朱千里检讨挨克，他又觉得老实很危险，不能太老实。反正只能说自己不好，却是不能得罪群众。
他只好硬着头皮到会做检讨。他先说自己顾虑重重，简直不有胆量。"好比一个千金小组，叫她当众脱裤子，她只好上吊啊。可是渐渐的思想开朗了。假如你长着一条尾巴，要医生动手术，不脱裤子行吗？你也不能一辈子把尾巴藏在裤子里呀！到出嫁的时候，不把新郎吓跑吗？我们要加入人民的队伍，就仿佛小姐要嫁人，没有婆家，终身没有个着落啊。"
他的话很有点像怪话，可是他苦着脸，两眼惶惶然，显然很严肃认真，大家耐心等他说下去。
丁宝桂呆立半晌，没头没脑他说："共产党的恩情是说不完的。只说我个人有解放前后的遭遇吧。以前，正如朱千里先生说的，教中文也要洋招牌。尽管十年，几十年寒窗苦读，年纪一大把，没有洋学位就休想当教授，除裴你是大名人。可是解放以后，我当上了研究员。这就相当于教授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听说，将来不再年年发聘书，加入人民的队伍，就像聘去做了媳妇一样，就是终身有靠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们靠薪水过日子的，经常怕两件事：一怕失业，二怕生病。现在一不愁失业，二不愁生病，生了病公费医疗，不用花钱请大夫，也不用花钱请代课。我们还有不拥护社会主义的吗！"
他又停了半晌，才说："我的罪过我说都不敢说。我该死，我从前——解放前常骂共产党。不过我自从做了这里的研究员，我不但不骂，我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了。我本来想，我骂共产党是过去的事；现在不骂，不就完了吗？有错知改，改了不就行了吗？可是不行。说是不能偷偷儿改，一定得公开检讨。不过，我说了呢，又怕得罪你们。所以我先打个招呼，那是过去的事，我已经改了，而且承认自己完全错误。过去嘛，解放以前啊，我在这里国学专修社当顾问。姚謇先生备有最上好的香茶，我每天跑来喝茶聊天，对马任之同志大骂共... -->>
朱千里自杀，群众中有人很愤慨，说他"耍死狗"。可是那天主持会议的主席却向范凡自我检讨，怪自己没有掌握好会场，因为他是临时推出来当主席的，不知道朱千里的底细。他责备自己不该让朱千里散布混淆真假的谬论，同时也不该任群众乱提问题，尤其是"打倒千里猪"的口号，显然不合政策。关于这点，罗厚一散会就向主席提出抗议了。范凡随后召开了一个吸取经验的会，提请注意别犯错误，思想工作应当细致。
丁室挂看到朱千里的检讨作得这么糟糕，吓得进退两难。他不做检讨吧，他是抢先报了名的。小组叫他暂等一等，让朱千里先做，他不能临阵逃脱。做吧，说老实话难免挨克，不说老实话又过不了关。怎么办呢？
丁宝桂是古典组唯一的老先生。他平时学习懒得细读文件，爱说些怪话。说他糊涂吧，他又很精明；说他明白吧，他又很糊涂。大家背后——甚至当面都称他"丁宝贝"。现当代组和理论组的组长都是革命干部，早都做了自我检讨。这位丁先生呢，召集人都做不好，勉强当了一个小组长。他也没想到要求检讨，所以自然而然地落单了。只好和外文组几个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一同洗澡。
他光不抗议，说自己没有资产，只是个坐冷板凳的，封建思想他当然有，可是和资产阶级挂不上钩，他家里连女婿和儿媳妇都是清贫的读书人家子女。年轻人告诉他："既是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话他仿佛也学习过，可是忘了为什么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却又不敢提识破，只反问："你们洗澡不洗澡呢？"他们说："大家都要改造思想，丁先生不用管我们。这会儿我们帮丁先生洗澡"
丁先生最初不受启发，群众把他冷搁在一边。他后来看到别人对启发的态度，也开了窍，忙向群众声明他已经端正了态度。队后他也学朱千里把群众启发的问题分门别类，归纳为自己的儿款罪状。帮助他的小组看破他是玩弄"包下来"的手法，认为他不是诚心检查，说他"狡猾"。丁宝桂正不知如何是好。那天他听了杜丽琳的检讨和主魔的总结，悟出一个道理：关键是不要护着自己，该把自己当作冤家似的挑出错儿来，狠狠地骂，骂得越凶越好。挑自己的错就是"老实"，骂得凶就是"深刻"。他就抢着要做检讨。可是朱千里检讨挨克，他又觉得老实很危险，不能太老实。反正只能说自己不好，却是不能得罪群众。
他只好硬着头皮到会做检讨。他先说自己顾虑重重，简直不有胆量。"好比一个千金小组，叫她当众脱裤子，她只好上吊啊。可是渐渐的思想开朗了。假如你长着一条尾巴，要医生动手术，不脱裤子行吗？你也不能一辈子把尾巴藏在裤子里呀！到出嫁的时候，不把新郎吓跑吗？我们要加入人民的队伍，就仿佛小姐要嫁人，没有婆家，终身没有个着落啊。"
他的话很有点像怪话，可是他苦着脸，两眼惶惶然，显然很严肃认真，大家耐心等他说下去。
丁宝桂呆立半晌，没头没脑他说："共产党的恩情是说不完的。只说我个人有解放前后的遭遇吧。以前，正如朱千里先生说的，教中文也要洋招牌。尽管十年，几十年寒窗苦读，年纪一大把，没有洋学位就休想当教授，除裴你是大名人。可是解放以后，我当上了研究员。这就相当于教授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听说，将来不再年年发聘书，加入人民的队伍，就像聘去做了媳妇一样，就是终身有靠了。我还有不乐意的吗！我们靠薪水过日子的，经常怕两件事：一怕失业，二怕生病。现在一不愁失业，二不愁生病，生了病公费医疗，不用花钱请大夫，也不用花钱请代课。我们还有不拥护社会主义的吗！"
他又停了半晌，才说："我的罪过我说都不敢说。我该死，我从前——解放前常骂共产党。不过我自从做了这里的研究员，我不但不骂，我全心全意地拥护共产党了。我本来想，我骂共产党是过去的事；现在不骂，不就完了吗？有错知改，改了不就行了吗？可是不行。说是不能偷偷儿改，一定得公开检讨。不过，我说了呢，又怕得罪你们。所以我先打个招呼，那是过去的事，我已经改了，而且承认自己完全错误。过去嘛，解放以前啊，我在这里国学专修社当顾问。姚謇先生备有最上好的香茶，我每天跑来喝茶聊天，对马任之同志大骂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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