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两个宗教团体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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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真正认识，竞成为他后半生中怀着感激终身的敬爱的人，就如同他敬爱年老的音乐大师一样。这个人就是约可布斯神父，他大概算得上本笃会教派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当年六十岁光景，瘦小身材，多筋的细长脖子上有一颗雀鹰似的尖脑袋，他的脸从正面看去略显萎靡，因为他很少抬眼张望，但是从他的侧面看去，额头那显示胆量的弯弯线条，尖尖的鹰钩鼻两侧的深深沟纹，还有那稍短却颇为显示亲切的下颚，都在表露他具有一种极深刻极独立的个性。
这位安静的老人——附带提一下，他和亲近的熟人在一起时却又非常热情活跃——还据有一张个人独用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手稿、地图等等物品，桌子摆在毗邻图书室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座修道院拥有如此大量的珍贵书籍，而他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此外，应当说正是这个见习修士安东，引起了克乃西特对约可布斯神父的注意。克乃西特观察到，老学者摆放书桌的小图书室，几乎被视为了私人领地，只有少数人出于工作需要才涉足其中，而且个个都蹑手蹑足，唯恐出声打扰他的工作，虽然潜心埋头的老人完全不像会受外界的干扰。当然，克乃西特也立即注意到这一禁忌，总是设法与这位勤奋工作的老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后来，有一天安东遵命拿一些书籍给老人，克乃西特看到，安东离开小房间时在敞开的房门边停留了片刻，回头凝望着又已埋首工作的老人，脸上露出崇敬和仰慕的神情，流露出一种混杂着某些善良青年乐意体贴照料老弱长辈的温馨情感。克乃西特看见这一情景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这种景象本身就很动人，安东能够如此热情照料老人，而他们其实并无血缘关系，这确实难得。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可算是讽刺挖苦的念头，一种让克乃西特几乎感到羞愧的想法：这个地方的治学之风何等稀薄，以致这位唯一认真工作的学者竟被大家当成了一头怪兽，一个怪物。不管怎么说，安东投向老人的那种近于温柔的景仰目光，促使克乃西特睁开眼睛看清了老人的饱学多才。于是他也不时朝老人瞥上一眼，发现老人侧面具有罗马人的轮廓，同时又不断发现这种或那种不同凡响的特点，一切迹象都表明约可布斯神父在精神上和品格上都非同寻常。克乃西特听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对本笃会教派历史的研究上已无人可与匹敌，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有一天这位老人开口与他谈话了。老人说话的声调中不带丝毫老前辈式的故示慈爱、故示善意的语气，而那似乎确属这个修道院的风格。老人以一种谦逊的、近乎羞怯的，但却精确合度的语气邀请他在结束晚祷后到他的住处一叙。“您会发觉，”
老人说“我既不是研究卡斯塔里历史的专家，更也不擅长玻璃球游戏。但是，如今正像人们表面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组织关系正在日益密切。
我不想置身事外，更愿略尽自己绵薄之力，恰逢您光临本院，我愿不时向您请教。“
老人说话的态度很严肃，但他那种谦逊的语气，加上他那富有睿智的苍老面容，却使他这番过分礼貌的语言产生了某种惊人的多义效果，从严肃到讥讽，从尊敬到嘲笑，从热情参与到游戏打趣，无不有之。那情况就像两位圣贤或者两位教廷贵族相见，以无穷无尽的打躬作揖进行礼貌和耐性的游戏一般。这种混合了尊严和讥讽，智慧和客套的见面礼节，是克乃西特早就从中国人那里领教过的，现在像一杯清凉饮料使克乃西特神清气爽。他记起自己上次听到这种语调——玻璃球游戏大师托马斯也擅长此道——距今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克乃西特又感激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傍晚时分，当他来到老人那位于建筑物侧翼尽头的僻静住处时，却不知应该敲哪扇门；忽然听到了钢琴声，令他大吃一惊。他听出是普赛尔的一首奏鸣曲，演奏得很朴实，毫无卖弄技巧之感，听去节奏精确，干净利落。乐曲那深沉、纯净而愉悦的旋律配合着甜蜜优美的三和弦听起来亲切悦耳，克乃西特蓦然回忆起华尔采尔年代曾和好朋友费罗蒙梯用各种不同乐器演奏这类乐曲的情景。他站停住，默默欣赏着，直至乐曲奏毕。琴音在黝暗寂静的走廊里显得那么孤独、脱俗，又那么勇敢、纯真，同时既十分童稚气，又十分老成，就像任何一首优秀乐曲在尚未得救的缄默人世间所发出的音调一样。
克乃西特敲敲门，约可布斯神父高声应道“进来吧！”老人以自己谦逊的庄严态度接待客人，小小的钢琴上还燃着两支蜡烛。是的，约可布斯神父回答克乃西特说，他每天晚上弹琴半小时，或者整整一小时，天黑以后他就结束每日的工作，睡前几个钟头他不读书不写作。
他们谈论着音乐，谈到普赛尔，谈到亨德尔，谈到本笃会的古老音乐传统，在所有天主教团体中，本笃会是最热衷音乐的教派。克乃西特表示很想知道本笃会的历史情况。谈话便热烈起来，触及了上百个问题，老人的历史知识确实惊人，然而他也坦率承认，对卡斯塔里的历史、思想及其组织情况，他还缺少研究，还没有产生大的兴趣，但是他又毫不掩饰地对卡斯塔里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宗教团体组织是对基督教模式的一种仿效，而且归根结蒂还是一种亵读神明的仿效。是的j因为这个卡斯塔里团体既无宗教，又无上帝，也无教堂作为自己的基础。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听着这些批评，只是不时提请对方考虑，不论是宗教、上帝，还是教堂，除去本笃会派和罗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观点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观点，因此无论是否定其宗旨和奋斗的纯洁性，还是否定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都可能是不对的。
“完全正确，”约可布斯说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们。他们虽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却常常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杰出人物。我曾花费好几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种敌对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间试图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尝试，尤其是一七零零年左右那个时期，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及脾气古怪的辛岑道夫，都曾致力于使敌对教派重新和好。而整个十八世纪，其精神思想虽常常显露出草率和肤浅，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义丰富的思想史。而我对那个时期的新教徒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研究。我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个卓越人物，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教师和教育学家，此外还是施瓦本地区一个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响整整两个世纪内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不过我们已越出谈论范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么是真正宗教团体的正统性和历史使命问题上来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声喊道“请您再讲讲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师，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谁了。”
“您猜是谁。”
“我起初以为是哈勒市的弗兰凯，可你说这位教师是施瓦本人，那么我想只可能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啦。”
老人大声笑起来，喜悦使他容光焕发。“你可真让我吃惊，亲爱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脑子里想的果真是本格尔。你是从哪里知道他的？或者在贵学区里的人理所当然应熟知这类生僻和已被遗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这个问题去询问本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士、教师和学生，包括前几辈的人，我敢保证，大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
“在卡斯塔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许只有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有一段时间，我因个人爱好研究过十八世纪的虔信派思想。对几位施瓦本神学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这位本格尔。当时我认为他堪称一切教师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导师。
我当时极喜欢他，以致请人摄制了一本古书里的本格尔画像，在我的书桌上供了很长时期。“
约可布斯神父又开怀大笑“我们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说道“多么奇特的现象，我们两人在研究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碰上了这位已被遗忘的人物。更为奇特的也许还是下列情况：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时影响了一个天主教本笃会僧侣和一个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者。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贵会的玻璃球游戏是一种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游戏，因此我很惊讶，像本格尔那样严格而冷静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现在轮到克乃西特开心大笑起来。“好吧，”他接着说“您若回忆一下本格尔曾多年从事的圣约翰启示录研究工作，以及他对这部书的预言内容所作的体系性阐释，那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位朋友恰是严肃的对立面呢。”
“这话不错，”约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认说，随后他又问道：“那么您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如果您允许我开玩笑，那么我就要说：本格尔所欠缺的，以及他内心里不自觉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游戏。事实上我已把他列为我们玻璃球游戏的秘密先驱者和老前辈了。”
约可布斯神父又恢复了严肃态度，谨慎地问道：“这似乎有点胆大妄为，竟然把本格尔归入贵会的谱系。不知您对我的见解评价如何？”
“我说过这是一个玩笑，却也是一个有理可据的玩笑。本格尔很年轻的时候，还在他从事那项重大圣经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们谈起自己的工作规划。他说他希望撰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即是说他想把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以综合和对称方式排列组合在一种中心思想之下。这个想法正是玻璃球游戏在做的事呢。”
“归根结蒂这是整个十八世纪都在进行的百科全书式思想游戏。”老人反驳说。
一事实如此，一克乃西特表示同意。一但是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现在我还想进一步说说我的看法：倘若本格尔当年曾建立类似我们玻璃球游戏的思想体系的话，他也许就不会误入歧途，不会去换算什么预言数字，不会宣称自己反对基督和反对千年王国了。本格尔未能完全寻找到能够引导自己趋向他所渴求的联合目标之道，却以自己的数学天赋加上哲学才能创造了一种兼具细致缜密和美丽幻想的‘时代秩序论’，花费了多年好时光。“
“就说到这里吧，”老人说“好在您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您实在太过于依据幻想了。不过我懂得您想说的东西。我却只在自己专门领域里卖弄学问。”
这是一场互相获益非浅的谈话，增进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种友谊关系。
在这位本笃会学者眼中，事情似乎并非巧合，或者至少应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巧合，因为他们两人——他在本笃会，那位青年在卡斯塔里——各自作着本领域的工作，却发现了这同一位在符腾堡修道院执教的可怜教师，发掘出了这位既温顺又坚硬，既热情又冷静的人物。老人认为，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连接两人的东西，因为这同一望不见的磁石的吸力实在太强大了。那个以普赛尔奏鸣曲开场的傍晚之后，两人间的无形桥梁已实实在在架起来了。约可布斯觉得和这位颇有修养却柔顺好学的青年交换思想很愉快，这种乐趣对他而言是难得一遇的。而克乃西特则觉得自己在与这位历史学家的交往中，在领受教导的过程中，似乎在成长觉悟的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是视成长觉悟为自己生命之道的。简而言之，克乃西特从老人那里学到了历史，学到了历史研究和撰写历史中的法则和矛盾，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更一步学会了如何把现实和自己当前生活作为史实来观察的本领。
他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发展成一种道地的辩论，有抨击，也有辩护，而且开始时自然总是约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对方发难。老人对自己年轻朋友相知越深，就越为对方感到惋惜，这个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没有受到宗教教育培养，反而受到了一种虚假美学思想的熏陶。每当他发现克乃西特思维方式上某些可资非议之处，就将之归罪于卡斯塔里的“时髦”精神，归罪于它的不切实际，以及那种偏爱游戏式抽象化的倾向。而每当克乃西特令人惊异地以近乎自己思维方式的健康观念与见解和他辩论时，老人就不禁狂喜万分，因为自己年轻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顽强地抵御卡斯塔里的教育影响。克乃西特十分平静坦然地承受他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批评，只在这位老先生对自己过分激昂慷慨时，才冷静地加以反驳。应当说，这位学者卑薄卡斯塔里的种种贬词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须承认的正确内容，其中有一点在他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已使他的观点有了彻底改变。这一点便是卡斯塔里精神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对此，约可布斯神父认为，卡斯塔里人“完全欠缺历史意识”
“你们的数学家和玻璃球游戏选手，”老人会这样分析“已经依照自己的口味为你们蒸馏出了一部世界历史，其中仅有精神思想和艺术的历史，你们的历史没有血肉和现实生活。你们精确地知道拉丁语结构解体于第二世纪或者第三世纪期间，却完全不理解亚历山大，悄撒和耶稣。你们探讨世界历史就像一个数学家探讨数学，其中只有定律和公式，却没有现实，没有善与恶，没有时代，没有昨日也没有明天，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肤浅的、数学上的当前。”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对其进行次序整理，能写出历史吗？”
“撰写历史当然得进行归纳整理，”老人生气地叫道。“与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种科学全都是一种整理，一种简化，使人类难以消化理解的东西得以消化理解。
我们相信自己业已认识了若干历史法则，我们便可以尝试做一些史实的研究工作。
这么说吧，倘若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一般说来不会碰到令他意外的情况，他会在表皮下层发现一块块的组织、肌肉、韧带和骨骼，与他借以工作的简图一致。
但是，如果这位解剖学家只会照简图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对象个人独有的特殊真实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把数学法则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对象身上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容许历史学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应用于整理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还有一个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现实以及种种现象的独特的一次性。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不是开玩笑，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想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试图去做的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却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去做的最重要工作。
所谓研究历史，亦即是说他会面对一片混沌，然而却得持有维护秩序和意义的信念。
年轻人，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也许还是一种悲剧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当年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大量引用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言论，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话如下：“在青年人眼中，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好像历史大蛋糕里的葡萄于，毫无疑问，他们也属于其实质性主体，但是要想把真正的伟人和表面上的虚假伟人区别开来，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虚假伟人之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推测和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本领。有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更毋庸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都把他们这种预知和把握某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能力称之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说成是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某个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个曾经一度控制了一个世界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与他们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轻人，则大都偏爱悲剧性的失败者，殉道者，在重要历史时刻不是出场稍早就是略迟一步。对我来说，由于我毕竟首先是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世界历史中最能够吸引我，令我惊奇，让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东西，既不是个别人物，也不是军事政变之类，我不关心他们的兴衰成败，我所关怀喜爱，并且永远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现象：例如我们这类宗教组织得以长存的原因。这类组织长期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试图凝聚、教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使他们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优生学，通过性灵改造而不是通过血腥手段，变成高贵的人，成为既能统治也能服务的人。阅读希腊历史时，最攫住我内心的并非光辉灿烂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在安哥拉广场上的大声呐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者柏拉图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例子是儒家体系之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历史上，首推基督教以及作为其结构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教会组织，在我眼中，这才是具有主要价值的历史组成要素。一个幸运的冒险家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了一个国家，使之维持了二十年、五十年，或者甚至持续了一百年之久；或者，某个富于高尚理想的国王或者皇帝尝试推行某种比较正直的政治或者努力实践某种文化改革梦想，一度获得成功；
又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一团体在重大压力下居然能够承受艰苦并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兴趣，远不及我们宗教团体始终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么吸引我，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续了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对于神圣的教堂，我不拟说什么，因为这是超越我们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谈谈各类教派组织，例如本笃会、多明我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全都持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时兴时衰，时而侵犯别人，时而适应别人，总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声音，维护了自己的姿态和独特灵魂，看样子还会延续好几个世纪。
我认为这些才是最可敬佩、最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克乃西特崇拜约可布斯神父，就连他的不够公正的偏激之词也十分赞赏。当时克乃西特其实并不知道约可布斯究为何等样人，因而只把他视为学问渊博的天才学者，克乃西特完全不知道那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事务，正以他那宗教组织政治领袖身份左右着世界政治，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来向这位政治历史和当代政治专家寻求咨询、忠告，甚至寻求调停。克乃西特就这样过了两年，直至他第一次休假离开修道院。这期间他和老人往来时只把他当作普通学者，除了他的言论，对他的生平、活动、职业以及影响情况一无所知。显然这位学养深厚的老人善于隐藏自己，连友谊之情也不外露，而修道院的修士们也皆深谙此道，比克乃西特所能够想象更为善于隐藏。
过了两年之后，克乃西特就像任何一个客人和局外人都能够达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修道院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管风琴师的工作，使修道院小小圣歌合唱队那一线薄弱却悠久可敬的传统得以适度地延续和发展。克乃西特在修道院的音乐档案馆里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便抄了几个副本寄到华尔采尔，尤其是寄给了蒙特坡。他开了一个小型的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班，安东现在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他诚然未能教会格尔华修斯院长中文，然而却把使用草茎占卜的技巧以及改进了的静思默修方法传授给了院长。这位院长也熟悉了克乃西特的性格，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像客人初到时那样，常常勉强他饮酒了。院长在一年两度公事公办写给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答复文件中，对约瑟夫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的成绩考核里尽是赞誉之词。
而在卡斯塔里方面，涉及克乃西特课程计划和成绩清单的部分才是他们细细审查的内容。他们认为程度稍浅，但是这位教师为了符合修道院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应该院的思想习俗而采取的方法，他们大致感到满意。最令他们高兴，甚至真正喜出望外的事莫过于克乃西特与著名的约可布斯神父有了亲密的频繁交往，是的，甚至建立了友谊关系，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此当然只是心照不宣，闭口不谈的。
这种友谊关系结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实，尽管说出来也许会稍早泄露我们故事的内容，然而还是值得说说，或者我们只把克乃西特最为珍惜的那一个果实在此略作叙述。那果实成熟得非常缓慢，就像生长在高峻的大山上的树种被人们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里，总是迟迟不愿生长。这些被移植后的种子由于遗传因素，对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总持抑制观望态度，它们仍然保留着祖辈那种慢节奏生长的遗传特点。约可布斯这个睿智的老人，习惯对任何影响尽可能保持小心考核态度，因而凡是这个年轻朋友兼敌对观点者向他灌输的一切卡斯塔里思想，他就是这样犹犹豫豫、一步一步地让它们在自己身上生根的。慢慢地种子总算萌芽生长了。对于克乃西特来说，在修道院多年逗留期间所体验到种种美好而宝贵的经历中，这一件事是最美好的：开始时似乎那么难以出现的信任和坦率在这位世故老人身上总算缓慢萌芽生长了，老人不仅渐渐对这位崇拜自己的青年同行产生了同情心，而且对其身上的卡斯塔里思想烙印也逐渐容忍理解了。这位年轻人——似乎说成学生、听众或者门生更为恰当——一步一步把老人引向了认可另一种宗教的境地：老人最初说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这些字眼时，总采用讽刺语气，往往只用于挖苦谩骂，后来开始容忍理解，而最终完全承认了另一种思想形式的可信性，也承认了另一宗教组织，承认了他们尝试创造精神贵族教育的努力。约可布斯长老不再对卡斯塔里的历史短暂、年少无知吹毛求疵，毕竟成立不足两个世纪，较之本笃会晚了整整一千五百年呢。他也不再把玻璃球游戏视为纯粹的花哨美学玩意儿，也不再否定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宗教团体未来有亲善与结盟的可能。
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约瑟夫赢得了约可布斯神父的部分信任看成他玛丽亚费尔之行的最高成就，克乃西特本人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此毫无想象，只看成是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件幸运事。不过他常常在想：派遣自己来修道院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像那些竞争对手们最初所妒忌的是一种提升和嘉奖，还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如说是一种毫无荣誉可言的被遣送坐冷板凳更恰当？如果为了学习，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为什么非在这里？而且根据卡斯塔里的观点，这座修道院并非学习的好园地，也没有可供学习的榜样，唯有约可布斯神父例外。同时，他在此孤陋寡闻，尽与业余水平的人一起从事玻璃球游戏，是否影响了自己的技艺，或者已经僵化退步，克乃西特实在难以断定。此时此刻倒是他一贯不爱往上爬的品性以及他早已日益更能承受命运的心理，帮他渡过了难关。不管怎么说，他作为客人和某项不重要课程的教师生活在这个古老舒适的修道院里，较之离开华尔采尔前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群勾心斗角人士之间，对他来说是更为愉快的。倘若命运决定把他永远弃置在这个小小的边远地方，那么他想必会设法稍稍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略施手腕把一位朋友调到他身边，或者每年至少去卡斯塔里度一个较长的假期，除此而外，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要求了。
阅读这部传记的读者也许会盼望读到描述克乃西特修道院生涯的另一方面内容，也即涉及宗教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敢于谨慎地稍加暗示。毫无疑问，克乃西特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和宗教——也即修道院日日修炼的基督教——一有过较深刻的体验。
这不仅是我们的揣测，事实上他日后的许多言论和行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体验。
然而他是否信奉基督教，或者信仰到何种程度，则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属我们研究的范围。克乃西特除了卡斯塔里所培植的尊敬宗教思想之外，还具有一种纯属个人的虔敬心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谓虔诚性。早在学生时代，克乃西特便已对基督教教义及其古典形式获得过良好教导，尤其是在学习教堂音乐过程中获益更多。首先是他从此熟悉了弥撒的仪式和圣礼的程序。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修士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这不禁使他感到惊讶和肃然起敬，因为他以往对此只有理论上和历史上的知识。他参加了许多次礼拜仪式。当他熟读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若干理论文字，并进行了认真交谈之后，终于看清了这个基督教完整的罕见的面貌：在若于世纪里，它曾许多次被视为过时、老朽、陈旧和死气沉沉，然而每一次都总是汲饮自己的源泉而获得新生，同时把一度显得时髦而占上风的东西统统遗留在后面。克乃西特在同他们交谈时心头总是不断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卡斯塔里文化也许仅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俗化了的、暂时的支流，有朝一日会被重新吸收回去。克乃西特对这个想法从不曾认真加以抵制。即使如此，有一回克乃西特仍然对约可布斯神父说明自己的立场总在卡斯塔里一方，而不会倒向本笃会，他必须为卡斯塔里工作，卫护它的利益，而并不考虑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宗教组织是否可能永恒存在，或者是否具有很长的存在期限，改变宗教信仰对他而言只可视为一种不光彩的逃避行为。他们两人都敬仰的那位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当他在世时也曾服务于一个又小又短暂的教派，却也丝毫没有耽误他服务于永恒的神圣使命。什么叫虔诚，也就是一个人忠诚到不惜为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这却是不论在哪一阶段和哪一次忏悔中都可能遭遇的。服务和忠诚也是衡量每一个个人是否真正虔诚的唯一有效的检验标准。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已逗留两年左右时，修道院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那个人小心翼翼避免与他会面，甚至连最普通的介绍都避开了。这反倒引起了克乃西特的好奇心，他密切关注着陌生来客，其实此人只逗留了几天，这却导致了各式各样的猜测。他最后断定这位陌生人的宗教外衣纯属伪装。这个不知名的客人不断和院长，尤其是和约可布斯神父关起房门进行长时间谈话，同时不断收到紧急信件和发出紧急信件。迄至当时，克乃西特己多少风闻修道院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传统，便揣摩来客可能是一位肩负秘密使命的高级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公贵族。当他默默思考着自己这些观察时，想起前几个月也曾有过一位和数位客人来访，如今细想起来，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回忆起了卡斯塔里的“警察局长”那位和蔼的杜波依斯先生，回忆起了要他时刻留意修道院内此类活动的请求，虽然他既无兴趣又无责任撰写诸如此类报告，却始终有些内疚，因为自己长期以来从未给这位好好先生写过任何信件，杜波依斯先生想必对他非常失望了。于是克乃西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长期缄默的原因，为了使信件多少有些实质性内容，也略述了自己与约可布斯神父的交往。至于这封信是否有人重视和有人阅读，他就无法知道了。
渐真正认识，竞成为他后半生中怀着感激终身的敬爱的人，就如同他敬爱年老的音乐大师一样。这个人就是约可布斯神父，他大概算得上本笃会教派里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当年六十岁光景，瘦小身材，多筋的细长脖子上有一颗雀鹰似的尖脑袋，他的脸从正面看去略显萎靡，因为他很少抬眼张望，但是从他的侧面看去，额头那显示胆量的弯弯线条，尖尖的鹰钩鼻两侧的深深沟纹，还有那稍短却颇为显示亲切的下颚，都在表露他具有一种极深刻极独立的个性。
这位安静的老人——附带提一下，他和亲近的熟人在一起时却又非常热情活跃——还据有一张个人独用的书桌，上面堆满了书籍、手稿、地图等等物品，桌子摆在毗邻图书室的一个小房间里。这座修道院拥有如此大量的珍贵书籍，而他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此外，应当说正是这个见习修士安东，引起了克乃西特对约可布斯神父的注意。克乃西特观察到，老学者摆放书桌的小图书室，几乎被视为了私人领地，只有少数人出于工作需要才涉足其中，而且个个都蹑手蹑足，唯恐出声打扰他的工作，虽然潜心埋头的老人完全不像会受外界的干扰。当然，克乃西特也立即注意到这一禁忌，总是设法与这位勤奋工作的老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后来，有一天安东遵命拿一些书籍给老人，克乃西特看到，安东离开小房间时在敞开的房门边停留了片刻，回头凝望着又已埋首工作的老人，脸上露出崇敬和仰慕的神情，流露出一种混杂着某些善良青年乐意体贴照料老弱长辈的温馨情感。克乃西特看见这一情景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这种景象本身就很动人，安东能够如此热情照料老人，而他们其实并无血缘关系，这确实难得。接着而来的是一个可算是讽刺挖苦的念头，一种让克乃西特几乎感到羞愧的想法：这个地方的治学之风何等稀薄，以致这位唯一认真工作的学者竟被大家当成了一头怪兽，一个怪物。不管怎么说，安东投向老人的那种近于温柔的景仰目光，促使克乃西特睁开眼睛看清了老人的饱学多才。于是他也不时朝老人瞥上一眼，发现老人侧面具有罗马人的轮廓，同时又不断发现这种或那种不同凡响的特点，一切迹象都表明约可布斯神父在精神上和品格上都非同寻常。克乃西特听说他是一位历史学家，在对本笃会教派历史的研究上已无人可与匹敌，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有一天这位老人开口与他谈话了。老人说话的声调中不带丝毫老前辈式的故示慈爱、故示善意的语气，而那似乎确属这个修道院的风格。老人以一种谦逊的、近乎羞怯的，但却精确合度的语气邀请他在结束晚祷后到他的住处一叙。“您会发觉，”
老人说“我既不是研究卡斯塔里历史的专家，更也不擅长玻璃球游戏。但是，如今正像人们表面看到的那样，我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宗教组织关系正在日益密切。
我不想置身事外，更愿略尽自己绵薄之力，恰逢您光临本院，我愿不时向您请教。“
老人说话的态度很严肃，但他那种谦逊的语气，加上他那富有睿智的苍老面容，却使他这番过分礼貌的语言产生了某种惊人的多义效果，从严肃到讥讽，从尊敬到嘲笑，从热情参与到游戏打趣，无不有之。那情况就像两位圣贤或者两位教廷贵族相见，以无穷无尽的打躬作揖进行礼貌和耐性的游戏一般。这种混合了尊严和讥讽，智慧和客套的见面礼节，是克乃西特早就从中国人那里领教过的，现在像一杯清凉饮料使克乃西特神清气爽。他记起自己上次听到这种语调——玻璃球游戏大师托马斯也擅长此道——距今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克乃西特又感激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
傍晚时分，当他来到老人那位于建筑物侧翼尽头的僻静住处时，却不知应该敲哪扇门；忽然听到了钢琴声，令他大吃一惊。他听出是普赛尔的一首奏鸣曲，演奏得很朴实，毫无卖弄技巧之感，听去节奏精确，干净利落。乐曲那深沉、纯净而愉悦的旋律配合着甜蜜优美的三和弦听起来亲切悦耳，克乃西特蓦然回忆起华尔采尔年代曾和好朋友费罗蒙梯用各种不同乐器演奏这类乐曲的情景。他站停住，默默欣赏着，直至乐曲奏毕。琴音在黝暗寂静的走廊里显得那么孤独、脱俗，又那么勇敢、纯真，同时既十分童稚气，又十分老成，就像任何一首优秀乐曲在尚未得救的缄默人世间所发出的音调一样。
克乃西特敲敲门，约可布斯神父高声应道“进来吧！”老人以自己谦逊的庄严态度接待客人，小小的钢琴上还燃着两支蜡烛。是的，约可布斯神父回答克乃西特说，他每天晚上弹琴半小时，或者整整一小时，天黑以后他就结束每日的工作，睡前几个钟头他不读书不写作。
他们谈论着音乐，谈到普赛尔，谈到亨德尔，谈到本笃会的古老音乐传统，在所有天主教团体中，本笃会是最热衷音乐的教派。克乃西特表示很想知道本笃会的历史情况。谈话便热烈起来，触及了上百个问题，老人的历史知识确实惊人，然而他也坦率承认，对卡斯塔里的历史、思想及其组织情况，他还缺少研究，还没有产生大的兴趣，但是他又毫不掩饰地对卡斯塔里持批评态度，认为其宗教团体组织是对基督教模式的一种仿效，而且归根结蒂还是一种亵读神明的仿效。是的j因为这个卡斯塔里团体既无宗教，又无上帝，也无教堂作为自己的基础。克乃西特恭恭敬敬地聆听着这些批评，只是不时提请对方考虑，不论是宗教、上帝，还是教堂，除去本笃会派和罗马天主教所持的宗教观点之外，还可能有其他不同教派，存在着不同观点，因此无论是否定其宗旨和奋斗的纯洁性，还是否定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影响，都可能是不对的。
“完全正确，”约可布斯说道“您肯定首先想到了基督新教的信徒们。他们虽然未能保存宗教和教堂，却常常表现得非常勇敢，也出了一些杰出人物。我曾花费好几年工夫主要研究各种敌对基督教教派和教堂间试图和解修好的多次不同形式尝试，尤其是一七零零年左右那个时期，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例如哲学家和数学家莱布尼兹以及脾气古怪的辛岑道夫，都曾致力于使敌对教派重新和好。而整个十八世纪，其精神思想虽常常显露出草率和肤浅，但还是给后人留下了又有趣又意义丰富的思想史。而我对那个时期的新教徒最感兴趣也最下功夫研究。我发现了他们中的一个卓越人物，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教师和教育学家，此外还是施瓦本地区一个虔信派教徒，他的道德影响整整两个世纪内都清清楚楚有据可查——不过我们已越出谈论范围，现在让我们回到什么是真正宗教团体的正统性和历史使命问题上来吧”
“啊，等一等，”克乃西特失声喊道“请您再讲讲您方才提到的那位教师，我想自己大概猜到是谁了。”
“您猜是谁。”
“我起初以为是哈勒市的弗兰凯，可你说这位教师是施瓦本人，那么我想只可能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啦。”
老人大声笑起来，喜悦使他容光焕发。“你可真让我吃惊，亲爱的朋友，”老人愉快地叫道“我脑子里想的果真是本格尔。你是从哪里知道他的？或者在贵学区里的人理所当然应熟知这类生僻和已被遗忘的人和事？倘若你拿这个问题去询问本修道院里所有的修士、教师和学生，包括前几辈的人，我敢保证，大概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个名字。”
“在卡斯塔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也许只有我和我的两位朋友。有一段时间，我因个人爱好研究过十八世纪的虔信派思想。对几位施瓦本神学家有深刻印象，也十分景仰，尤其是这位本格尔。当时我认为他堪称一切教师的楷模和青年人的导师。
我当时极喜欢他，以致请人摄制了一本古书里的本格尔画像，在我的书桌上供了很长时期。“
约可布斯神父又开怀大笑“我们今天相逢真是吉星高照，”他说道“多么奇特的现象，我们两人在研究过程中竟然不约而同碰上了这位已被遗忘的人物。更为奇特的也许还是下列情况：这位施瓦本新教徒居然同时影响了一个天主教本笃会僧侣和一个卡斯塔里玻璃球游戏者。顺便说一下，在我的想象中，贵会的玻璃球游戏是一种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游戏，因此我很惊讶，像本格尔那样严格而冷静的人竟如此吸引你。”
现在轮到克乃西特开心大笑起来。“好吧，”他接着说“您若回忆一下本格尔曾多年从事的圣约翰启示录研究工作，以及他对这部书的预言内容所作的体系性阐释，那你就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位朋友恰是严肃的对立面呢。”
“这话不错，”约可布斯神父愉快地承认说，随后他又问道：“那么您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
“如果您允许我开玩笑，那么我就要说：本格尔所欠缺的，以及他内心里不自觉地渴求的，正是玻璃球游戏。事实上我已把他列为我们玻璃球游戏的秘密先驱者和老前辈了。”
约可布斯神父又恢复了严肃态度，谨慎地问道：“这似乎有点胆大妄为，竟然把本格尔归入贵会的谱系。不知您对我的见解评价如何？”
“我说过这是一个玩笑，却也是一个有理可据的玩笑。本格尔很年轻的时候，还在他从事那项重大圣经研究工作之前，有一次曾向他的朋友们谈起自己的工作规划。他说他希望撰写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即是说他想把那个时代的一切知识以综合和对称方式排列组合在一种中心思想之下。这个想法正是玻璃球游戏在做的事呢。”
“归根结蒂这是整个十八世纪都在进行的百科全书式思想游戏。”老人反驳说。
一事实如此，一克乃西特表示同意。一但是本格尔所力图达到的并不仅仅是各种学科和领域的并列研究，而是寻求一种有机的相互关系，他已启程探找一种共同的公分母。而这正是玻璃球游戏最基本的观点之一。现在我还想进一步说说我的看法：倘若本格尔当年曾建立类似我们玻璃球游戏的思想体系的话，他也许就不会误入歧途，不会去换算什么预言数字，不会宣称自己反对基督和反对千年王国了。本格尔未能完全寻找到能够引导自己趋向他所渴求的联合目标之道，却以自己的数学天赋加上哲学才能创造了一种兼具细致缜密和美丽幻想的‘时代秩序论’，花费了多年好时光。“
“就说到这里吧，”老人说“好在您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您实在太过于依据幻想了。不过我懂得您想说的东西。我却只在自己专门领域里卖弄学问。”
这是一场互相获益非浅的谈话，增进了相互了解，也建立起了一种友谊关系。
在这位本笃会学者眼中，事情似乎并非巧合，或者至少应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巧合，因为他们两人——他在本笃会，那位青年在卡斯塔里——各自作着本领域的工作，却发现了这同一位在符腾堡修道院执教的可怜教师，发掘出了这位既温顺又坚硬，既热情又冷静的人物。老人认为，他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连接两人的东西，因为这同一望不见的磁石的吸力实在太强大了。那个以普赛尔奏鸣曲开场的傍晚之后，两人间的无形桥梁已实实在在架起来了。约可布斯觉得和这位颇有修养却柔顺好学的青年交换思想很愉快，这种乐趣对他而言是难得一遇的。而克乃西特则觉得自己在与这位历史学家的交往中，在领受教导的过程中，似乎在成长觉悟的道路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阶段，而他是视成长觉悟为自己生命之道的。简而言之，克乃西特从老人那里学到了历史，学到了历史研究和撰写历史中的法则和矛盾，而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更一步学会了如何把现实和自己当前生活作为史实来观察的本领。
他们之间的谈话往往发展成一种道地的辩论，有抨击，也有辩护，而且开始时自然总是约可布斯神父首先向对方发难。老人对自己年轻朋友相知越深，就越为对方感到惋惜，这个如此有出息的青年非但没有受到宗教教育培养，反而受到了一种虚假美学思想的熏陶。每当他发现克乃西特思维方式上某些可资非议之处，就将之归罪于卡斯塔里的“时髦”精神，归罪于它的不切实际，以及那种偏爱游戏式抽象化的倾向。而每当克乃西特令人惊异地以近乎自己思维方式的健康观念与见解和他辩论时，老人就不禁狂喜万分，因为自己年轻朋友的健康天性竟能如此顽强地抵御卡斯塔里的教育影响。克乃西特十分平静坦然地承受他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批评，只在这位老先生对自己过分激昂慷慨时，才冷静地加以反驳。应当说，这位学者卑薄卡斯塔里的种种贬词中，不乏令克乃西特必须承认的正确内容，其中有一点在他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已使他的观点有了彻底改变。这一点便是卡斯塔里精神与世界历史的关系问题，对此，约可布斯神父认为，卡斯塔里人“完全欠缺历史意识”
“你们的数学家和玻璃球游戏选手，”老人会这样分析“已经依照自己的口味为你们蒸馏出了一部世界历史，其中仅有精神思想和艺术的历史，你们的历史没有血肉和现实生活。你们精确地知道拉丁语结构解体于第二世纪或者第三世纪期间，却完全不理解亚历山大，悄撒和耶稣。你们探讨世界历史就像一个数学家探讨数学，其中只有定律和公式，却没有现实，没有善与恶，没有时代，没有昨日也没有明天，只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肤浅的、数学上的当前。”
“可是研究历史而不对其进行次序整理，能写出历史吗？”
“撰写历史当然得进行归纳整理，”老人生气地叫道。“与其他事物不同，任何一种科学全都是一种整理，一种简化，使人类难以消化理解的东西得以消化理解。
我们相信自己业已认识了若干历史法则，我们便可以尝试做一些史实的研究工作。
这么说吧，倘若一位解剖学家解剖一具尸体，一般说来不会碰到令他意外的情况，他会在表皮下层发现一块块的组织、肌肉、韧带和骨骼，与他借以工作的简图一致。
但是，如果这位解剖学家只会照简图工作，而完全疏忽其解剖对象个人独有的特殊真实的话，那么他便是一个道地的卡斯塔里人，一个玻璃球游戏者，把数学法则用到了最不适用的对象身上了。我个人认为，可以容许历史学家将自己最感人的幼稚信念应用于整理历史和研究方法上，但是还有一个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他必须尊重那不可理喻的真理、现实以及种种现象的独特的一次性。我亲爱的朋友，研究历史不是开玩笑，更不是不负责任的游戏。一个人想从事历史研究，首先得明白自己试图去做的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完成，然而却因其重要性而必须去做的最重要工作。
所谓研究历史，亦即是说他会面对一片混沌，然而却得持有维护秩序和意义的信念。
年轻人，这是一种十分严肃的工作，也许还是一种悲剧性的工作。“
克乃西特当年给朋友们的书信中大量引用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言论，有一段最具代表性，原话如下：“在青年人眼中，世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就好像历史大蛋糕里的葡萄于，毫无疑问，他们也属于其实质性主体，但是要想把真正的伟人和表面上的虚假伟人区别开来，绝不像人们以为的那么简单和容易。虚假伟人之能够脱颖而出，在于历史机遇以及他们推测和抓住这个历史关键时刻的本领。有许多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更毋庸说那些新闻记者了，都把他们这种预知和把握某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能力称之为：一蹴而就的成功，并说成是伟大人物的一种标记。某个一夜之间变成了独裁者的微不足道的下士，或者某个曾经一度控制了一个世界统治者喜怒哀乐的妓女，都是这类历史学家偏爱的角色。与他们相反，那些耽于理想的年轻人，则大都偏爱悲剧性的失败者，殉道者，在重要历史时刻不是出场稍早就是略迟一步。对我来说，由于我毕竟首先是本笃会的历史学家，因而世界历史中最能够吸引我，令我惊奇，让我觉得值得研究的东西，既不是个别人物，也不是军事政变之类，我不关心他们的兴衰成败，我所关怀喜爱，并且永远具有好奇心的是世界上下述现象：例如我们这类宗教组织得以长存的原因。这类组织长期具有生命力，因为它们的宗旨是试图凝聚、教育和改造人类的精神与灵魂，使他们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优生学，通过性灵改造而不是通过血腥手段，变成高贵的人，成为既能统治也能服务的人。阅读希腊历史时，最攫住我内心的并非光辉灿烂的英雄豪杰，也不是在安哥拉广场上的大声呐喊，而是某些精神探索，譬如毕达哥拉斯兄弟会或者柏拉图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例子是儒家体系之历久不衰。而在我们西方历史上，首推基督教以及作为其结构而存在并为之服务的教会组织，在我眼中，这才是具有主要价值的历史组成要素。一个幸运的冒险家成功地征服或者建立了一个国家，使之维持了二十年、五十年，或者甚至持续了一百年之久；或者，某个富于高尚理想的国王或者皇帝尝试推行某种比较正直的政治或者努力实践某种文化改革梦想，一度获得成功；
又或者某个国家或者某一团体在重大压力下居然能够承受艰苦并目。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未能引起我的兴趣，远不及我们宗教团体始终不渝、全力以赴地工作那么吸引我，在这些工作中，有些已延续了一千年甚至两千年之久。对于神圣的教堂，我不拟说什么，因为这是超越我们信徒之上的事情。我可以谈谈各类教派组织，例如本笃会、多明我会以及后来的耶稣会等，全都持续存在了好几个世纪，尽管时兴时衰，时而侵犯别人，时而适应别人，总算也全都保持了各自的面貌和声音，维护了自己的姿态和独特灵魂，看样子还会延续好几个世纪。
我认为这些才是最可敬佩、最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
克乃西特崇拜约可布斯神父，就连他的不够公正的偏激之词也十分赞赏。当时克乃西特其实并不知道约可布斯究为何等样人，因而只把他视为学问渊博的天才学者，克乃西特完全不知道那人正在有意识地参与世界历史事务，正以他那宗教组织政治领袖身份左右着世界政治，四面八方不断有人来向这位政治历史和当代政治专家寻求咨询、忠告，甚至寻求调停。克乃西特就这样过了两年，直至他第一次休假离开修道院。这期间他和老人往来时只把他当作普通学者，除了他的言论，对他的生平、活动、职业以及影响情况一无所知。显然这位学养深厚的老人善于隐藏自己，连友谊之情也不外露，而修道院的修士们也皆深谙此道，比克乃西特所能够想象更为善于隐藏。
过了两年之后，克乃西特就像任何一个客人和局外人都能够达到的一样，完全适应了修道院生活。他不时协助那位管风琴师的工作，使修道院小小圣歌合唱队那一线薄弱却悠久可敬的传统得以适度地延续和发展。克乃西特在修道院的音乐档案馆里发现了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便抄了几个副本寄到华尔采尔，尤其是寄给了蒙特坡。他开了一个小型的玻璃球游戏初级课程班，安东现在是班上最用功的学生。他诚然未能教会格尔华修斯院长中文，然而却把使用草茎占卜的技巧以及改进了的静思默修方法传授给了院长。这位院长也熟悉了克乃西特的性格，已经很长时间不曾像客人初到时那样，常常勉强他饮酒了。院长在一年两度公事公办写给玻璃球游戏大师的答复文件中，对约瑟夫克乃西特在玛丽亚费尔的成绩考核里尽是赞誉之词。
而在卡斯塔里方面，涉及克乃西特课程计划和成绩清单的部分才是他们细细审查的内容。他们认为程度稍浅，但是这位教师为了符合修道院的程度，更主要的是为了适应该院的思想习俗而采取的方法，他们大致感到满意。最令他们高兴，甚至真正喜出望外的事莫过于克乃西特与著名的约可布斯神父有了亲密的频繁交往，是的，甚至建立了友谊关系，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此当然只是心照不宣，闭口不谈的。
这种友谊关系结出了形形色色的果实，尽管说出来也许会稍早泄露我们故事的内容，然而还是值得说说，或者我们只把克乃西特最为珍惜的那一个果实在此略作叙述。那果实成熟得非常缓慢，就像生长在高峻的大山上的树种被人们移植到了肥沃的平原里，总是迟迟不愿生长。这些被移植后的种子由于遗传因素，对肥沃的土地和温和的气候总持抑制观望态度，它们仍然保留着祖辈那种慢节奏生长的遗传特点。约可布斯这个睿智的老人，习惯对任何影响尽可能保持小心考核态度，因而凡是这个年轻朋友兼敌对观点者向他灌输的一切卡斯塔里思想，他就是这样犹犹豫豫、一步一步地让它们在自己身上生根的。慢慢地种子总算萌芽生长了。对于克乃西特来说，在修道院多年逗留期间所体验到种种美好而宝贵的经历中，这一件事是最美好的：开始时似乎那么难以出现的信任和坦率在这位世故老人身上总算缓慢萌芽生长了，老人不仅渐渐对这位崇拜自己的青年同行产生了同情心，而且对其身上的卡斯塔里思想烙印也逐渐容忍理解了。这位年轻人——似乎说成学生、听众或者门生更为恰当——一步一步把老人引向了认可另一种宗教的境地：老人最初说到“卡斯塔里”或者“玻璃球游戏”这些字眼时，总采用讽刺语气，往往只用于挖苦谩骂，后来开始容忍理解，而最终完全承认了另一种思想形式的可信性，也承认了另一宗教组织，承认了他们尝试创造精神贵族教育的努力。约可布斯长老不再对卡斯塔里的历史短暂、年少无知吹毛求疵，毕竟成立不足两个世纪，较之本笃会晚了整整一千五百年呢。他也不再把玻璃球游戏视为纯粹的花哨美学玩意儿，也不再否定这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宗教团体未来有亲善与结盟的可能。
卡斯塔里行政当局对约瑟夫赢得了约可布斯神父的部分信任看成他玛丽亚费尔之行的最高成就，克乃西特本人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此毫无想象，只看成是自己私生活中的一件幸运事。不过他常常在想：派遣自己来修道院的真正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否像那些竞争对手们最初所妒忌的是一种提升和嘉奖，还是随着时间的消逝，不如说是一种毫无荣誉可言的被遣送坐冷板凳更恰当？如果为了学习，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为什么非在这里？而且根据卡斯塔里的观点，这座修道院并非学习的好园地，也没有可供学习的榜样，唯有约可布斯神父例外。同时，他在此孤陋寡闻，尽与业余水平的人一起从事玻璃球游戏，是否影响了自己的技艺，或者已经僵化退步，克乃西特实在难以断定。此时此刻倒是他一贯不爱往上爬的品性以及他早已日益更能承受命运的心理，帮他渡过了难关。不管怎么说，他作为客人和某项不重要课程的教师生活在这个古老舒适的修道院里，较之离开华尔采尔前一段时间生活在一群勾心斗角人士之间，对他来说是更为愉快的。倘若命运决定把他永远弃置在这个小小的边远地方，那么他想必会设法稍稍改善自己的生活，例如略施手腕把一位朋友调到他身边，或者每年至少去卡斯塔里度一个较长的假期，除此而外，他也想不出有什么要求了。
阅读这部传记的读者也许会盼望读到描述克乃西特修道院生涯的另一方面内容，也即涉及宗教的生活。但是我们只敢于谨慎地稍加暗示。毫无疑问，克乃西特逗留玛丽亚费尔期间和宗教——也即修道院日日修炼的基督教——一有过较深刻的体验。
这不仅是我们的揣测，事实上他日后的许多言论和行为都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体验。
然而他是否信奉基督教，或者信仰到何种程度，则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也不属我们研究的范围。克乃西特除了卡斯塔里所培植的尊敬宗教思想之外，还具有一种纯属个人的虔敬心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谓虔诚性。早在学生时代，克乃西特便已对基督教教义及其古典形式获得过良好教导，尤其是在学习教堂音乐过程中获益更多。首先是他从此熟悉了弥撒的仪式和圣礼的程序。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修士们身上发现了一种活生生的宗教，这不禁使他感到惊讶和肃然起敬，因为他以往对此只有理论上和历史上的知识。他参加了许多次礼拜仪式。当他熟读了约可布斯神父的若干理论文字，并进行了认真交谈之后，终于看清了这个基督教完整的罕见的面貌：在若于世纪里，它曾许多次被视为过时、老朽、陈旧和死气沉沉，然而每一次都总是汲饮自己的源泉而获得新生，同时把一度显得时髦而占上风的东西统统遗留在后面。克乃西特在同他们交谈时心头总是不断浮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卡斯塔里文化也许仅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俗化了的、暂时的支流，有朝一日会被重新吸收回去。克乃西特对这个想法从不曾认真加以抵制。即使如此，有一回克乃西特仍然对约可布斯神父说明自己的立场总在卡斯塔里一方，而不会倒向本笃会，他必须为卡斯塔里工作，卫护它的利益，而并不考虑自己作为其中一分子的宗教组织是否可能永恒存在，或者是否具有很长的存在期限，改变宗教信仰对他而言只可视为一种不光彩的逃避行为。他们两人都敬仰的那位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当他在世时也曾服务于一个又小又短暂的教派，却也丝毫没有耽误他服务于永恒的神圣使命。什么叫虔诚，也就是一个人忠诚到不惜为信仰奉献自己的生命，这却是不论在哪一阶段和哪一次忏悔中都可能遭遇的。服务和忠诚也是衡量每一个个人是否真正虔诚的唯一有效的检验标准。
克乃西特在本笃会已逗留两年左右时，修道院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那个人小心翼翼避免与他会面，甚至连最普通的介绍都避开了。这反倒引起了克乃西特的好奇心，他密切关注着陌生来客，其实此人只逗留了几天，这却导致了各式各样的猜测。他最后断定这位陌生人的宗教外衣纯属伪装。这个不知名的客人不断和院长，尤其是和约可布斯神父关起房门进行长时间谈话，同时不断收到紧急信件和发出紧急信件。迄至当时，克乃西特己多少风闻修道院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传统，便揣摩来客可能是一位肩负秘密使命的高级政府官员，或者是一位微服出行的王公贵族。当他默默思考着自己这些观察时，想起前几个月也曾有过一位和数位客人来访，如今细想起来，似乎也具有同样的神秘性和重要性。于是他回忆起了卡斯塔里的“警察局长”那位和蔼的杜波依斯先生，回忆起了要他时刻留意修道院内此类活动的请求，虽然他既无兴趣又无责任撰写诸如此类报告，却始终有些内疚，因为自己长期以来从未给这位好好先生写过任何信件，杜波依斯先生想必对他非常失望了。于是克乃西特给他写了一封长信，试图解释自己长期缄默的原因，为了使信件多少有些实质性内容，也略述了自己与约可布斯神父的交往。至于这封信是否有人重视和有人阅读，他就无法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