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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年面对满清面对俄国那一次不是以少胜多,那一次不是顶着敌人炙热的火力向前冲锋。现在的陆军要好好反省反省了!这两次只是小冲突失败了不要紧,要是决战中失败,在你们受伤丢失满洲,明治天皇、乃木阁下会气的从坟墓里跳出来教训你们这些无能的家伙!”
板垣和石原保持低着头弯腰鞠躬的姿态听着麻原的训斥,久久回不过神来。明治天皇、乃木阁下会气的从坟墓里跳出来!明治天皇、乃木阁下!
店老板过来小心翼翼的说道:“军官先生,他们已经走了!”板垣回过神来,对石原说道:“石原君,我们再去找找永田君,他在军部支持者众多,或许能够说服长官们改变主意!”两人加快速度将剩菜吃完,走出居酒屋叫来一辆出租车。日本以前流行的黄包车这几年随着汽车数量增多也逐渐从大城市消失,要坐车也只能坐小汽车了。石原眼光一瞟,发现街角的卡车很是眼熟,好像今天看见了好几次。
上了车,汽车开向陆军省,板垣知道这个点儿永田铁山肯定还在陆军省加班。石原不放心的向后看了一眼,那辆熟悉的卡车居然又跟了上来,满腹疑惑而不得,石原掏出手枪检查弹夹然后上膛。正好看到前面有一队宪兵经过,石原叫司机停车,拉开车窗对带队的小队长招招手说道:“军曹,我是陆军中佐石原莞尔,我怀疑跟在我们后面的那辆卡车是外国间谍,现在我命令你截停那辆车,抓捕车上的人,尽量抓活的!”石原让司机开车在前面掉头,准备回头帮着宪兵断卡车的后路,万一宪兵拦截失败也可以开车继续追踪。将情况和猜测跟板垣一说,板垣也立即掏出手枪。
跟着板垣的卡车正是保卫总局技术侦查局的侦听小组,自从去年在板垣的军服衣领上种了一颗窃听纽扣,技术侦查局已经通过监听板垣的谈话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从关东军、日军的编制部署、战略作战计划到日本在东北的谍报活动,应有尽有。通过这些情报,保卫总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日本在东北的好多次阴谋活动都被破坏,许多潜藏极深的间谍和汉奸都被挖出来处死。不过,窃听纽扣虽然隐蔽高效,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电池的功率太小,传递信号的距离太短,在东北的时候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保卫总局可以布置大量的人手,反正作为关东军首席参谋,板垣几乎是关东军谋划的核心,对他的监听就是对关东军的监听。但是当他回到日本,就不大好办了,中国人在日本还是很显眼的,老是在陆军省、参谋本部或者日本人常去的地方晃悠,太惹人注目,但是板垣在日本的活动又太重要,保卫总局迫切的需要知道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于中国对于东北政策有何最新变化。
开车的年轻人叫蒋嘉季,是东北讲武堂第八期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因协助保卫总局完成任务而受到秘密嘉奖。去年独自一人以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名义被派到东京。在保卫总局东京站站长蔡智堪的协助下,从中国留学生中招募了五名爱国热诚的青年人组成了东京监听小组,专门监听板垣返回日本后的情况,其余时间这个小组也做些搜集日本情报的工作。
蔡智堪是台湾富商在日本做生意,身家巨富但是热爱祖国献身革命,对于日本逐渐膨胀的侵华野心忧心忡忡,所以利用生意作掩护,在日本四处奔走结识日本政界高层,然后将日本政界的情报纯义务的报告张作霖。张学良上任后成立了保卫总局,亲自邀请他担任东京站站长,系统的从日本搜集情报,他慷然应允。
1928年6月间,王家桢听到风声有一份田中义一首相关于日本大陆政策的奏章,拜托蔡智堪想办法获取,然后公之于众,将日本的野心暴露在世界面前,进而达到阻止田中武力扩张的目的。蔡智堪受命后,考虑再三,找到了田中的政敌求得他们的帮助,从日本皇宫抄录了田中奏折,亲自赶到奉天交给王家桢。不过,张学良认为将这份文件公之于众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反而白白暴露了蔡智堪,再加上后来东北在满蒙五路上做出了妥协,与日本的关系转向缓和,所以这份《田中奏折》一直所在王家桢的保险柜中等待时机公布。张学良亲自向蔡智堪解释了不公布的原委,并且大力称赞了他在东京的工作,并希望他今后要更小心更谨慎的专注于情报搜集工作,不在做哪些联络之类的意义不大的事情。并当场命令黄显声围绕着蔡智堪在东京建立一个情报网。
蔡智堪感动于张学良的关心和认同,惊叹于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博学,激动于终于有中国领袖重视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发誓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奋斗。这两年,蔡智堪利用充沛的财力和保卫总局系统的规划、严谨的工作条令,东京站的规模越来越大,传送回东北的情报也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时候,情报工作并不像电影007里面那么惊险刺激,情报工作很多时候很简单也很单调。
历史上二战时期,德国抓获了一名间谍,缴获了非常详细的德军编制部署的资料,以为破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间谍组织,审查到最后才发现,这名间谍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就是一名普通市民,他收集德国报刊杂志上关于军队编制部署的公开报道,凑齐了德军完整的编制部署情况。二战时期,日本最有名的间谍吉川武夫,他的间谍工作是什么?很简单,以武官的身份到夏威夷,然后每天去能看到珍珠港的妓院拿着望远镜看每天美军太平洋舰队军舰进出港的情况,然后回到大使馆密电报告给海军省就可以了。
蔡智堪的情报员请一个退伍曹长喝顿酒,退伍曹长酒后吹嘘就会说出日本陆军当前基层的训练情况,多请几个相互参照就可以了解的八九不离十。观察大阪兵工厂的招聘启事和材料采购就知道陆军有没有在扩军有没有在备战。甚至通过报纸看看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知道陆海军今后一年的装备发展。成百上千条的这些琐碎的情报通过整理汇总,或者通过密电,时效性不高的甚至可以定期带回奉天。情报总局在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判断出日本的政策变化、军备情况和战争实力潜力等等等等,分析报告再交张学良审阅然后归档以备以后查阅。东京站的主要工作就是这样,主要是通过暗中收集日本公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即使是这样,对于东北对于张学良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我们当年面对满清面对俄国那一次不是以少胜多,那一次不是顶着敌人炙热的火力向前冲锋。现在的陆军要好好反省反省了!这两次只是小冲突失败了不要紧,要是决战中失败,在你们受伤丢失满洲,明治天皇、乃木阁下会气的从坟墓里跳出来教训你们这些无能的家伙!”
板垣和石原保持低着头弯腰鞠躬的姿态听着麻原的训斥,久久回不过神来。明治天皇、乃木阁下会气的从坟墓里跳出来!明治天皇、乃木阁下!
店老板过来小心翼翼的说道:“军官先生,他们已经走了!”板垣回过神来,对石原说道:“石原君,我们再去找找永田君,他在军部支持者众多,或许能够说服长官们改变主意!”两人加快速度将剩菜吃完,走出居酒屋叫来一辆出租车。日本以前流行的黄包车这几年随着汽车数量增多也逐渐从大城市消失,要坐车也只能坐小汽车了。石原眼光一瞟,发现街角的卡车很是眼熟,好像今天看见了好几次。
上了车,汽车开向陆军省,板垣知道这个点儿永田铁山肯定还在陆军省加班。石原不放心的向后看了一眼,那辆熟悉的卡车居然又跟了上来,满腹疑惑而不得,石原掏出手枪检查弹夹然后上膛。正好看到前面有一队宪兵经过,石原叫司机停车,拉开车窗对带队的小队长招招手说道:“军曹,我是陆军中佐石原莞尔,我怀疑跟在我们后面的那辆卡车是外国间谍,现在我命令你截停那辆车,抓捕车上的人,尽量抓活的!”石原让司机开车在前面掉头,准备回头帮着宪兵断卡车的后路,万一宪兵拦截失败也可以开车继续追踪。将情况和猜测跟板垣一说,板垣也立即掏出手枪。
跟着板垣的卡车正是保卫总局技术侦查局的侦听小组,自从去年在板垣的军服衣领上种了一颗窃听纽扣,技术侦查局已经通过监听板垣的谈话获取了大量的情报,从关东军、日军的编制部署、战略作战计划到日本在东北的谍报活动,应有尽有。通过这些情报,保卫总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日本在东北的好多次阴谋活动都被破坏,许多潜藏极深的间谍和汉奸都被挖出来处死。不过,窃听纽扣虽然隐蔽高效,但是有个问题就是电池的功率太小,传递信号的距离太短,在东北的时候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保卫总局可以布置大量的人手,反正作为关东军首席参谋,板垣几乎是关东军谋划的核心,对他的监听就是对关东军的监听。但是当他回到日本,就不大好办了,中国人在日本还是很显眼的,老是在陆军省、参谋本部或者日本人常去的地方晃悠,太惹人注目,但是板垣在日本的活动又太重要,保卫总局迫切的需要知道日本政府和军部对于中国对于东北政策有何最新变化。
开车的年轻人叫蒋嘉季,是东北讲武堂第八期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因协助保卫总局完成任务而受到秘密嘉奖。去年独自一人以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名义被派到东京。在保卫总局东京站站长蔡智堪的协助下,从中国留学生中招募了五名爱国热诚的青年人组成了东京监听小组,专门监听板垣返回日本后的情况,其余时间这个小组也做些搜集日本情报的工作。
蔡智堪是台湾富商在日本做生意,身家巨富但是热爱祖国献身革命,对于日本逐渐膨胀的侵华野心忧心忡忡,所以利用生意作掩护,在日本四处奔走结识日本政界高层,然后将日本政界的情报纯义务的报告张作霖。张学良上任后成立了保卫总局,亲自邀请他担任东京站站长,系统的从日本搜集情报,他慷然应允。
1928年6月间,王家桢听到风声有一份田中义一首相关于日本大陆政策的奏章,拜托蔡智堪想办法获取,然后公之于众,将日本的野心暴露在世界面前,进而达到阻止田中武力扩张的目的。蔡智堪受命后,考虑再三,找到了田中的政敌求得他们的帮助,从日本皇宫抄录了田中奏折,亲自赶到奉天交给王家桢。不过,张学良认为将这份文件公之于众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反而白白暴露了蔡智堪,再加上后来东北在满蒙五路上做出了妥协,与日本的关系转向缓和,所以这份《田中奏折》一直所在王家桢的保险柜中等待时机公布。张学良亲自向蔡智堪解释了不公布的原委,并且大力称赞了他在东京的工作,并希望他今后要更小心更谨慎的专注于情报搜集工作,不在做哪些联络之类的意义不大的事情。并当场命令黄显声围绕着蔡智堪在东京建立一个情报网。
蔡智堪感动于张学良的关心和认同,惊叹于他在情报工作上的博学,激动于终于有中国领袖重视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发誓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而奋斗。这两年,蔡智堪利用充沛的财力和保卫总局系统的规划、严谨的工作条令,东京站的规模越来越大,传送回东北的情报也越来越多。其实很多时候,情报工作并不像电影007里面那么惊险刺激,情报工作很多时候很简单也很单调。
历史上二战时期,德国抓获了一名间谍,缴获了非常详细的德军编制部署的资料,以为破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间谍组织,审查到最后才发现,这名间谍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就是一名普通市民,他收集德国报刊杂志上关于军队编制部署的公开报道,凑齐了德军完整的编制部署情况。二战时期,日本最有名的间谍吉川武夫,他的间谍工作是什么?很简单,以武官的身份到夏威夷,然后每天去能看到珍珠港的妓院拿着望远镜看每天美军太平洋舰队军舰进出港的情况,然后回到大使馆密电报告给海军省就可以了。
蔡智堪的情报员请一个退伍曹长喝顿酒,退伍曹长酒后吹嘘就会说出日本陆军当前基层的训练情况,多请几个相互参照就可以了解的八九不离十。观察大阪兵工厂的招聘启事和材料采购就知道陆军有没有在扩军有没有在备战。甚至通过报纸看看日本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知道陆海军今后一年的装备发展。成百上千条的这些琐碎的情报通过整理汇总,或者通过密电,时效性不高的甚至可以定期带回奉天。情报总局在对这些情报进行分析,判断出日本的政策变化、军备情况和战争实力潜力等等等等,分析报告再交张学良审阅然后归档以备以后查阅。东京站的主要工作就是这样,主要是通过暗中收集日本公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即使是这样,对于东北对于张学良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