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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不同价值人格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价值人格的毁灭及其毁灭的原因和过程。一方面，章回小说通过价值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及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价值人格的探索和社会的批判；章回小说水浒传
同时，又通过不同的价值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新的价值人格的赞美和对传统的价值人格的批判。正是通过悲剧性冲突的描写和悲剧成因的揭示，章回小说充分显示了其社会批判意义和伦理批判意义。
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是一个早已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并得以普遍深入探讨的课题。近代，王钟麒就通过章回小说的当代观照，高度肯定和评价了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他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认为，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一曰愤政治之压制”因为“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作为对封建**政治的批判，古代小说的创作“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危，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二曰痛社会之混浊”因为“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为；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作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明清章回小说“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yinxiè1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注：郭绍虞等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
黑暗的封建**和污浊的社会现实构成了章回小说人格悲剧最为本质的社会根源。这一点正如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评价水浒传时所言：水浒，愤书也。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愤大章回小说七侠五义
臣之覆su2，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愤世风之贪，而许宋江之疏财；愤人情之悍，而许宋江之谦和；愤强邻之启疆，而许宋江之征辽。（注：曾祖荫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章回小说的价值人格寄寓了人们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慨，而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矛盾，又规定着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悲剧实质。正是通过价值人格的悲剧，章回小说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首先在于通过群体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群体人格的悲剧结局，表现出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章回小说的这一悲剧特征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典范的体现。群体人格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以道德规范作为价值人格的基本内容。在三国演义中，体现作者人格理想的人物，不论是刘备还是关羽，或者诸葛亮，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作为“仁君”的典型“仁慈宽厚”、“躬行仁义”构成了刘备性格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一特征，寄寓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而作为“贤臣”的典型，诸葛亮的性格集中体现为超人的智慧和对蜀汉的忠贞，这种性格也体现了作者对臣僚的人格要求。而作为“义友”的典型“义重如山”是关羽的主要性格，通过这一性格表达了人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人格理想。仁君、贤臣、义友这些以伦理规范为内容的价值人格，形成了一个理想人格体系，表现了作者和当时的人们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和人格理想。而作为矛盾冲突的另一方面，曹cāo在三国演义的总体构思中是作为理想人格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残忍狠毒、阴险狡诈、损人利己构成了曹cāo性格的主要特征。尽管在他身上也有着“雄”的一面，但着眼于伦理价值，曹cāo仍然是“恶”的象征。“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就是曹cāo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他那种对上不忠、对下不仁、对友不义的恶德和三国演义中仁君、贤臣、义友的理想人格形成鲜明的对立。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对立，还不如说是一种伦理的对立，是善与恶、群体人格和黑暗现实的对立。就总体构思而论，三国演义正是通过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人格最终毁灭的悲剧结局，在表现了对群体人格热烈赞颂与深切同情的同时，又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从而实现了对“是非混淆，黑白易位”的混浊社会的深刻批判。
伦理道德自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发展变化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得到突出体现。第一，具体道德规范之间的相互消长。伦理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通过具体的道德规范，如忠、孝、节、义，才能起到调剂人际关系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某一道德的肯定，有时会导致对另一道德规范的否定。如“忠孝不能两全”之类的说法，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第二，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转化。道德的本质是调整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到不断的调整，从而引起道德观念的变革。而新的道德观念的出现，必然导致对旧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因而伦理道德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现自身批判的过程。体现在章回小说的发展中，尽管伦理判断是章回小说价值判断的主要形式，并直接影响到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建构，但由于伦理本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章回小说价值判断的发展和价值人格的演化过程，也是实现对传统伦理的批判过程。而章回小说正是通过价值人格自身和不同价值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人格的悲剧结局，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批判。
章回小说还通过个体人格和道学人生的矛盾冲突及个体人格的悲剧结局，表现了对封建道德的批判。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和主体意识的弘扬，重视人的存在，肯定人的尊严，追求zi you生活形成了新的人格价值取向。
这种个体人格思想在贾宝玉这一形象上得到最为突出的体现。在这个时代的先行者身上“重情不重礼”“一味的随心所欲”构成了贾宝玉价值人格的核心。这种价值人格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形成了贾宝玉以反对“男尊女卑”否定封建等级观念，主张人格平等的人格理想；体现在人生道路上，形成了贾宝玉厌恶贵族生活，蔑视仕途经济，追求zi you生活的人格理想；体现在婚姻观念上，形成了贾宝玉以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婚姻观念与婚姻制度，强调自主婚姻的人格理想。贾宝玉的个体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导致和封建道学人生的冲突。贾宝玉和贾政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冲突的直接体现。在红楼梦中的贾政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正统的道学人生。作品的第二回就借冷子兴之口介绍说：“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作为官僚，他“居官更加勤慎”“人品端方，风声清肃”；作为家长，他“训子有方，治家有法”；更重要的是“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也讲究”贾政的人生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设计的正统的道学人生，而作为两种不同价值人生冲突的结果，贾宝玉的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结局，宝黛爱情悲剧和宝玉中举出家就是这种结局的具体表现。而红楼梦正是通过贾宝玉人格的悲剧和理想的毁灭，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道学人生对个体人格的窒息与扼杀，作品的封建伦理批判意义也在这里得到深刻的体现。
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又称为人情小说，世情书等。它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涉及世情的小说的出现可追溯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世情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流行于明代。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
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主要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世情小说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中国古代文学其实是不重视爱情题材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爱情题材的特别多，这主要是今人根据自己喜好拼命搜索出来的。明清小说中描写爱情的倒是很多，但意义不大。世情小说，以金瓶梅、红楼梦最著名。
自清朝中期以后，又演化出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狭邪小说，其中的代表作有好逑传（名教中人）、平山冷燕（荻岸山人）、品花宝鉴（陈森）、海上花列传（韩邦庆）、青楼梦（俞达）、九尾龟（张春帆）。
好逑传为“清朝第二奇书”在欧洲颇有知名度，其实价值不大。平山冷燕为“清朝第四奇书”也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品花宝鉴为中国首部同性恋小说。
世情小说兴起于明中后叶，高峰在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其代表作发展时期有禅真逸史，深化时期有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高峰时期有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歧路灯，转化时期有镜花缘和蜃楼志等。红楼梦达到顶峰。
新小说派的作家，虽然创作方式各有特点，但具有共同的根本观点。首先，他们认为小说艺术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现实主义的统治下，由于墨守成规，从表现方式新小说
到语言都已呈“僵化”现象。新小说派反对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认为它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在这一派看来，现实主义作家往往通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内心分析、情景描述、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等手段，诱导读者进入作者事先安排的虚构境界，结果人们只能通过作者或作者塑造的人物的眼睛去看外在的事物，这样实际上是使读者进入一个“谎言的世界”忘记了自己所面临的现实。新小说派反对传统小说以人物为核心，以写“人物在其间活动并生存的故事”为主要的任务；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一切从人物出发，使事物从属于人，由人赋予事物意义，从而使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带上了人的主观感情的色彩，结果混淆了物与人的界限，抹煞了物的地位，忽视了物的作用和影响。“新小说派”的基本观点认为，20世纪以来小说艺术已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其根源在于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墨守过时的创作方法。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从情节、人物、主题、时间顺序等方面进行改革。新小说派同时认为传统现实小说中惯用的语言也必须彻底改革，因为这些语言由于长期重复使用已变为“陈套”或“僵化”失去了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生活的能力。新小说派的理论家罗伯－格里耶认为“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世界是由du li于人之外的事物构成的，而现代人是处在物质世界的包围中，人只能通过视觉看到它的外表，不应凭主观赋予它任何意义，因此他主张小说要把人与物区分开来，要着重物质世界的描写。他认为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在塑造人物形象，更不在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道德观念等，而是在写出“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萨洛特则认为作家要能够透过人的日常活动和平凡的言语，揭露潜意识的内心活动，探索那“潜在的真实”布陶认为新小说的任务在于通过对外界事物如实的描写，从现代人复杂的、混乱的日常生活中找出奥秘的所在，从中建立一个有条不紊的精神新小说
世界以填补生活的空虚。虽然这一派的作家对小说的主要任务意见不一，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塑造人物不是小说创作的目标。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被认为不过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他们小说中的人物不但往往面目模糊不清，有时连姓名也没有。例如卡夫卡的小说里的人物，有时仅用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二人称的“你”来代表。在布陶的代表作变化中，作者把主人公名为“你”使读者处于主角的地位。在结构方面，新小说派主张破除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格式的限制，认为不必遵守时间顺序和囿于空间的局限，作者有zi you“重新建立一个纯属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他们还认为人生不过存在于“一瞬间”过去、现在、将来可以同时存在。现实、想象、幻觉、记忆、梦境往往互相交错或重叠。这一派的小说情节相当简单，往往从通俗小说或侦探小说借用故事，因为新小说作家反对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诱导读者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他们小说中的情节结构，往往不是有头有尾的，有时结尾又回到开头，有时全书结束，故事仍在继续。新小说派认为传统现实小说中惯用的语言也必须彻底改革，因为这些语言由于长期重复使用已变为“陈套”或“僵化”失去了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生活的能力。新小说派反对使用具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和那些“内含的、隐喻的、魔术般的词汇”认为这足以使描写的事物失实。他们主张采用“表明视觉的和标志性的即限于度量、定位、限制、明确作用的词汇”按照罗伯—格里耶的看法，就是冷静的、准确的、像摄影机一样忠实的语言。
传统小说无论写什么题材，总是要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反映现实、描绘世界，引起读者的喜怒哀乐等种种情感。而“新小说”作家则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诞，他们认为应该把小说从人物中解放出来，把小说变成记录纯客观世界的一种工具。于是“新小说”不再以人物为中心来展开情节、叙述故事，而且远离社会问题，不再像萨特存在主义文学那样介入现实。新小说的艺术手法大都采用颠倒时空、内心与外界重叠、现实与回忆交叉、对细节的烦琐描绘和大量的内心独白。通常认为“新小说”是反现实主义的。“新小说”主张只要把世界本来面目呈现出来就够了，既不刻画情节，也不刻画人物，既不要结构，也不要细节，而是沉迷于一种气氛之中。在这种气氛中，文字都变成了雾状颗粒，文章雾气弥漫。传统小说是对现实的浓缩“新小说”是对现实的截取。截取的结果自然是无头无尾，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自然就会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谜。除了情节的淡化外，人物的外表、人物的性格都做了淡化处理。甚至人物的对话也都像是用一台录音机记录下来的，有时七最八舌，有时所问非所答。这种作者制造的迷惑，新小说
只能依靠读者自己的分析和接受，这也是“新小说”的又一特点：读者参与。在“新小说”中，读者和作者是平等的，读者不能像读传统小说那样，只能被动地去接受，读者要根据文本中所提供的信息，去进行du li的分析和判断，甚至是参与小说的再创作，这是读“新小说”的一个窍门，也是欣赏现在艺术的一个窍门。新小说的特点：故事情节的淡化，叙述尽量地简洁，对人物不再作任何铺垫，不再进行滔滔不绝的描绘，任凭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语言表现他们的存在。小说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把虚构与现实融位一体，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具体而言：
1、人物上，比如小说的主角是不是只有一个，或者几个，他们什么关系，并列，还是承启，还是包括，还是分裂，或者只有一个主角的小说，主角会不会中途死去。死去以后，小说要讲什么。
2、情节，小说是不是一定要讲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能不能讲没有结尾的故事，或者没有高潮的，没有起因的，或者小说里的情节，在小说之前，已经开始，小说结尾的地方，那个情节还在发展。多个情节交叉，或者情节消逝的，故事讲着讲着，作者故意跑题了，说到另外一个事情上等等类型。
3、时间，模棱两可的时态，现在进行时，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将来进行时等等的组合，穿插，是否带来表达的特殊。然后故事时间（st）和叙事时间（rt）的变化，st<rt的情况呢，st=rt的情况呢，rt=n，st=0的情况呢st=n，rt=n的情况呢，这里面已经具有很复杂的组合，还有时间频率，单一叙述，还是重复叙述，还是回复n次叙述。这些都具有探索的可能性。
4、叙述者，是否就是作者，可不可以有几个叙述者，多个人一起讲述一个情节，人称的变化，讲述者和被讲述者换位。聚焦方面又还有多种类型，叙述者大于人物的全知型视角，事后所见的上帝目光，叙述者等于人物的主观型视角，当时所见的旁证主体的意识，叙述者小于人物的中立性视角，不属任何人的局外旁观。多种视角的变化，是不是可以更好讲述一个小说。
5、文本，互文本性，类文本型，元文本性，总文本性，超文本性，副文本性等等的变化组合，跨文本带来的小说的意义多面和繁复，呈现不一样的小说结构。
（1）注重对事物的客观描绘，不注重塑造人物和构思情节，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代替既有的心理的、社会的、意义的世界，所以要用一种充满惊喜地物质描绘的“表面小说”去消解人为赋予世界的意义。
（2）打破了时空观念的界限，打断了叙事的连续性，大量运用场景、细节、断片，难以再找到完整的、有连贯线索的故事，作品往往采用多边的叙述形式和混合的手段，把过去、现在、未来、回忆、幻想、梦境和现实交织参杂，任意跳跃。
（3）探索新的语言方式，常使用语言的重复、不连贯的句子、跳跃的叙述和文字游戏，把语言试验推向了极端。
及不同价值人格之间的悲剧性的矛盾冲突，揭示了价值人格的毁灭及其毁灭的原因和过程。一方面，章回小说通过价值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及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价值人格的探索和社会的批判；章回小说水浒传
同时，又通过不同的价值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悲剧结局，表现了作者对新的价值人格的赞美和对传统的价值人格的批判。正是通过悲剧性冲突的描写和悲剧成因的揭示，章回小说充分显示了其社会批判意义和伦理批判意义。
在章回小说研究中，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是一个早已引起人们充分注意并得以普遍深入探讨的课题。近代，王钟麒就通过章回小说的当代观照，高度肯定和评价了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他在中国历代小说史论中认为，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一曰愤政治之压制”因为“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作为对封建**政治的批判，古代小说的创作“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而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危，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章回小说的批判精神“二曰痛社会之混浊”因为“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为；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作为对黑暗现实的批判，明清章回小说“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yinxiè1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注：郭绍虞等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60页。）。
黑暗的封建**和污浊的社会现实构成了章回小说人格悲剧最为本质的社会根源。这一点正如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评价水浒传时所言：水浒，愤书也。宋鼎既迁，高贤遗老，实切于中，假宋江之纵横，而成此书，盖多寓言也。愤大章回小说七侠五义
臣之覆su2，而许宋江之忠；愤群工之阴狡，而许宋江之义；愤世风之贪，而许宋江之疏财；愤人情之悍，而许宋江之谦和；愤强邻之启疆，而许宋江之征辽。（注：曾祖荫等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选注，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页。）
章回小说的价值人格寄寓了人们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愤慨，而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和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矛盾，又规定着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悲剧实质。正是通过价值人格的悲剧，章回小说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章回小说的社会批判意义首先在于通过群体人格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以及群体人格的悲剧结局，表现出对封建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章回小说的这一悲剧特征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典范的体现。群体人格的显著特点是强调人的社会价值，以道德规范作为价值人格的基本内容。在三国演义中，体现作者人格理想的人物，不论是刘备还是关羽，或者诸葛亮，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作为“仁君”的典型“仁慈宽厚”、“躬行仁义”构成了刘备性格的基本特征，通过这一特征，寄寓了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要求。而作为“贤臣”的典型，诸葛亮的性格集中体现为超人的智慧和对蜀汉的忠贞，这种性格也体现了作者对臣僚的人格要求。而作为“义友”的典型“义重如山”是关羽的主要性格，通过这一性格表达了人们在人际关系上的人格理想。仁君、贤臣、义友这些以伦理规范为内容的价值人格，形成了一个理想人格体系，表现了作者和当时的人们对统治者的道德要求和人格理想。而作为矛盾冲突的另一方面，曹cāo在三国演义的总体构思中是作为理想人格体系的对立面出现的。残忍狠毒、阴险狡诈、损人利己构成了曹cāo性格的主要特征。尽管在他身上也有着“雄”的一面，但着眼于伦理价值，曹cāo仍然是“恶”的象征。“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就是曹cāo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他那种对上不忠、对下不仁、对友不义的恶德和三国演义中仁君、贤臣、义友的理想人格形成鲜明的对立。这种对立，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的对立，还不如说是一种伦理的对立，是善与恶、群体人格和黑暗现实的对立。就总体构思而论，三国演义正是通过善与恶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人格最终毁灭的悲剧结局，在表现了对群体人格热烈赞颂与深切同情的同时，又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从而实现了对“是非混淆，黑白易位”的混浊社会的深刻批判。
伦理道德自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这种发展变化在以下两个层面上得到突出体现。第一，具体道德规范之间的相互消长。伦理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通过具体的道德规范，如忠、孝、节、义，才能起到调剂人际关系的作用。但是，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各种具体道德规范之间也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对某一道德的肯定，有时会导致对另一道德规范的否定。如“忠孝不能两全”之类的说法，就是这种情形的写照。第二，新旧道德规范之间的转化。道德的本质是调整个体和群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最终受制于经济基础。由于经济关系的变化，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得到不断的调整，从而引起道德观念的变革。而新的道德观念的出现，必然导致对旧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因而伦理道德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实现自身批判的过程。体现在章回小说的发展中，尽管伦理判断是章回小说价值判断的主要形式，并直接影响到章回小说价值人格的建构，但由于伦理本身是一个动态系统，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所以，章回小说价值判断的发展和价值人格的演化过程，也是实现对传统伦理的批判过程。而章回小说正是通过价值人格自身和不同价值人格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理想人格的悲剧结局，实现了对传统伦理的批判。
章回小说还通过个体人格和道学人生的矛盾冲突及个体人格的悲剧结局，表现了对封建道德的批判。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个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和主体意识的弘扬，重视人的存在，肯定人的尊严，追求zi you生活形成了新的人格价值取向。
这种个体人格思想在贾宝玉这一形象上得到最为突出的体现。在这个时代的先行者身上“重情不重礼”“一味的随心所欲”构成了贾宝玉价值人格的核心。这种价值人格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形成了贾宝玉以反对“男尊女卑”否定封建等级观念，主张人格平等的人格理想；体现在人生道路上，形成了贾宝玉厌恶贵族生活，蔑视仕途经济，追求zi you生活的人格理想；体现在婚姻观念上，形成了贾宝玉以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及“门当户对”为主要内容的封建婚姻观念与婚姻制度，强调自主婚姻的人格理想。贾宝玉的个体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导致和封建道学人生的冲突。贾宝玉和贾政之间的矛盾就是这种冲突的直接体现。在红楼梦中的贾政身上，典型地体现了正统的道学人生。作品的第二回就借冷子兴之口介绍说：“贾政自幼酷喜读书，为人端方正直。”作为官僚，他“居官更加勤慎”“人品端方，风声清肃”；作为家长，他“训子有方，治家有法”；更重要的是“贾政最循规矩，在伦常上也讲究”贾政的人生是按照封建道德规范设计的正统的道学人生，而作为两种不同价值人生冲突的结果，贾宝玉的人格理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悲剧结局，宝黛爱情悲剧和宝玉中举出家就是这种结局的具体表现。而红楼梦正是通过贾宝玉人格的悲剧和理想的毁灭，揭示了封建伦理道德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道学人生对个体人格的窒息与扼杀，作品的封建伦理批判意义也在这里得到深刻的体现。
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又称为人情小说，世情书等。它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涉及世情的小说的出现可追溯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的概念来看，世情小说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流行于明代。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起，学术界一般又用世情小说（或人情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
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主要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刺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世情小说以描写日常生活为主。中国古代文学其实是不重视爱情题材的，但我们现在看到爱情题材的特别多，这主要是今人根据自己喜好拼命搜索出来的。明清小说中描写爱情的倒是很多，但意义不大。世情小说，以金瓶梅、红楼梦最著名。
自清朝中期以后，又演化出才子佳人小说、艳情小说、狭邪小说，其中的代表作有好逑传（名教中人）、平山冷燕（荻岸山人）、品花宝鉴（陈森）、海上花列传（韩邦庆）、青楼梦（俞达）、九尾龟（张春帆）。
好逑传为“清朝第二奇书”在欧洲颇有知名度，其实价值不大。平山冷燕为“清朝第四奇书”也是才子佳人小说的代表作。品花宝鉴为中国首部同性恋小说。
世情小说兴起于明中后叶，高峰在清康熙至乾隆时期。其代表作发展时期有禅真逸史，深化时期有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高峰时期有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歧路灯，转化时期有镜花缘和蜃楼志等。红楼梦达到顶峰。
新小说派的作家，虽然创作方式各有特点，但具有共同的根本观点。首先，他们认为小说艺术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一直在现实主义的统治下，由于墨守成规，从表现方式新小说
到语言都已呈“僵化”现象。新小说派反对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认为它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在这一派看来，现实主义作家往往通过人物的塑造、情节的安排、内心分析、情景描述、带有感情色彩的语言等手段，诱导读者进入作者事先安排的虚构境界，结果人们只能通过作者或作者塑造的人物的眼睛去看外在的事物，这样实际上是使读者进入一个“谎言的世界”忘记了自己所面临的现实。新小说派反对传统小说以人物为核心，以写“人物在其间活动并生存的故事”为主要的任务；把人作为世界的中心，一切从人物出发，使事物从属于人，由人赋予事物意义，从而使客观世界的一切都带上了人的主观感情的色彩，结果混淆了物与人的界限，抹煞了物的地位，忽视了物的作用和影响。“新小说派”的基本观点认为，20世纪以来小说艺术已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其根源在于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墨守过时的创作方法。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从情节、人物、主题、时间顺序等方面进行改革。新小说派同时认为传统现实小说中惯用的语言也必须彻底改革，因为这些语言由于长期重复使用已变为“陈套”或“僵化”失去了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生活的能力。新小说派的理论家罗伯－格里耶认为“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按照他的看法，这个世界是由du li于人之外的事物构成的，而现代人是处在物质世界的包围中，人只能通过视觉看到它的外表，不应凭主观赋予它任何意义，因此他主张小说要把人与物区分开来，要着重物质世界的描写。他认为小说的主要任务不在塑造人物形象，更不在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道德观念等，而是在写出“一个更实在的、更直观的世界”萨洛特则认为作家要能够透过人的日常活动和平凡的言语，揭露潜意识的内心活动，探索那“潜在的真实”布陶认为新小说的任务在于通过对外界事物如实的描写，从现代人复杂的、混乱的日常生活中找出奥秘的所在，从中建立一个有条不紊的精神新小说
世界以填补生活的空虚。虽然这一派的作家对小说的主要任务意见不一，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塑造人物不是小说创作的目标。在他们的作品中，人物被认为不过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他们小说中的人物不但往往面目模糊不清，有时连姓名也没有。例如卡夫卡的小说里的人物，有时仅用第一人称的“我”或第二人称的“你”来代表。在布陶的代表作变化中，作者把主人公名为“你”使读者处于主角的地位。在结构方面，新小说派主张破除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格式的限制，认为不必遵守时间顺序和囿于空间的局限，作者有zi you“重新建立一个纯属内心世界的时间和空间”他们还认为人生不过存在于“一瞬间”过去、现在、将来可以同时存在。现实、想象、幻觉、记忆、梦境往往互相交错或重叠。这一派的小说情节相当简单，往往从通俗小说或侦探小说借用故事，因为新小说作家反对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诱导读者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他们小说中的情节结构，往往不是有头有尾的，有时结尾又回到开头，有时全书结束，故事仍在继续。新小说派认为传统现实小说中惯用的语言也必须彻底改革，因为这些语言由于长期重复使用已变为“陈套”或“僵化”失去了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生活的能力。新小说派反对使用具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和那些“内含的、隐喻的、魔术般的词汇”认为这足以使描写的事物失实。他们主张采用“表明视觉的和标志性的即限于度量、定位、限制、明确作用的词汇”按照罗伯—格里耶的看法，就是冷静的、准确的、像摄影机一样忠实的语言。
传统小说无论写什么题材，总是要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反映现实、描绘世界，引起读者的喜怒哀乐等种种情感。而“新小说”作家则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诞，他们认为应该把小说从人物中解放出来，把小说变成记录纯客观世界的一种工具。于是“新小说”不再以人物为中心来展开情节、叙述故事，而且远离社会问题，不再像萨特存在主义文学那样介入现实。新小说的艺术手法大都采用颠倒时空、内心与外界重叠、现实与回忆交叉、对细节的烦琐描绘和大量的内心独白。通常认为“新小说”是反现实主义的。“新小说”主张只要把世界本来面目呈现出来就够了，既不刻画情节，也不刻画人物，既不要结构，也不要细节，而是沉迷于一种气氛之中。在这种气氛中，文字都变成了雾状颗粒，文章雾气弥漫。传统小说是对现实的浓缩“新小说”是对现实的截取。截取的结果自然是无头无尾，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自然就会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谜。除了情节的淡化外，人物的外表、人物的性格都做了淡化处理。甚至人物的对话也都像是用一台录音机记录下来的，有时七最八舌，有时所问非所答。这种作者制造的迷惑，新小说
只能依靠读者自己的分析和接受，这也是“新小说”的又一特点：读者参与。在“新小说”中，读者和作者是平等的，读者不能像读传统小说那样，只能被动地去接受，读者要根据文本中所提供的信息，去进行du li的分析和判断，甚至是参与小说的再创作，这是读“新小说”的一个窍门，也是欣赏现在艺术的一个窍门。新小说的特点：故事情节的淡化，叙述尽量地简洁，对人物不再作任何铺垫，不再进行滔滔不绝的描绘，任凭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与语言表现他们的存在。小说打破传统的叙事模式，把虚构与现实融位一体，给读者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间。具体而言：
1、人物上，比如小说的主角是不是只有一个，或者几个，他们什么关系，并列，还是承启，还是包括，还是分裂，或者只有一个主角的小说，主角会不会中途死去。死去以后，小说要讲什么。
2、情节，小说是不是一定要讲一个情节曲折的故事，能不能讲没有结尾的故事，或者没有高潮的，没有起因的，或者小说里的情节，在小说之前，已经开始，小说结尾的地方，那个情节还在发展。多个情节交叉，或者情节消逝的，故事讲着讲着，作者故意跑题了，说到另外一个事情上等等类型。
3、时间，模棱两可的时态，现在进行时，过去时，过去完成时，将来进行时等等的组合，穿插，是否带来表达的特殊。然后故事时间（st）和叙事时间（rt）的变化，st<rt的情况呢，st=rt的情况呢，rt=n，st=0的情况呢st=n，rt=n的情况呢，这里面已经具有很复杂的组合，还有时间频率，单一叙述，还是重复叙述，还是回复n次叙述。这些都具有探索的可能性。
4、叙述者，是否就是作者，可不可以有几个叙述者，多个人一起讲述一个情节，人称的变化，讲述者和被讲述者换位。聚焦方面又还有多种类型，叙述者大于人物的全知型视角，事后所见的上帝目光，叙述者等于人物的主观型视角，当时所见的旁证主体的意识，叙述者小于人物的中立性视角，不属任何人的局外旁观。多种视角的变化，是不是可以更好讲述一个小说。
5、文本，互文本性，类文本型，元文本性，总文本性，超文本性，副文本性等等的变化组合，跨文本带来的小说的意义多面和繁复，呈现不一样的小说结构。
（1）注重对事物的客观描绘，不注重塑造人物和构思情节，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代替既有的心理的、社会的、意义的世界，所以要用一种充满惊喜地物质描绘的“表面小说”去消解人为赋予世界的意义。
（2）打破了时空观念的界限，打断了叙事的连续性，大量运用场景、细节、断片，难以再找到完整的、有连贯线索的故事，作品往往采用多边的叙述形式和混合的手段，把过去、现在、未来、回忆、幻想、梦境和现实交织参杂，任意跳跃。
（3）探索新的语言方式，常使用语言的重复、不连贯的句子、跳跃的叙述和文字游戏，把语言试验推向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