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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地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儿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疏,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打进来,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知县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儿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儿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的份儿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儿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
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上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上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士为知己者死
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儿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
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
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流寇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因为世道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剿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录,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糨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候,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
有几万人。而熊大人,我说过,他的主要能力,就是这里、那里地忽悠,要真拿刀收拾张县长,就没辙了。
而且更麻烦的是,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许多头领里,张头领是个异类,异就异在他不太像绿林好汉,反而很像官僚。
比如他在投降后,就马上马不停蹄地开始送礼。从熊文灿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孝敬几趟。而且他还喜欢串门,联络感情,连远在京城的诸位大人,他也没忘了,经常派人去送点儿孝敬。所以每次有什么事,他都知道得比较早。
此外,张县长还很讲礼数。据某些史料讲,他去见上级官员时,还行下跪礼,且非常周到。具有如此天赋,竟然干了这个,实在选错了行。
古语有云:“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张县长的心,似乎也差不多了,从上到下,都知道他要反,只不过迟早而已。比如左良玉,曾多次上疏,要求解决张献忠,还有阮知县,找熊文灿讲了几次,熊大人没理他,结果气得阮大人回家自尽了。
总之,无论谁说张献忠要反,熊文灿都表示,这是没可能的,张献忠绝不会反。
对此,许多史料都奋笔疾书,说熊大人是白痴,是智商有问题。
我觉得这么说,是典型的人身攻击,熊大人连忽悠都能玩,绝非白痴。他之所以始终不相信张献忠会反,是因为他不能相信。
我相信,此时此刻,熊文灿的脑海里,经常出现这样一番对话,对话的时间是两年前,熊大人刚刚接到调令,在以找死的觉悟准备赴任之前。
对话的地点,是庐山。对话的人,是个和尚,叫做空隐。
熊文灿跑去了庐山,找到空隐,似乎是想算卦,然而还没等他说话,空隐和尚就先说了:
“你错了(公误矣)!”
怎么个错法呢?
“你估量估量,你有能搞定流贼的士兵吗(自度所将兵足制贼死命乎)?”
“不能。”
“有能够指挥大局,独当一面的将领吗(有可属大事、当一面、不烦指挥而定者乎)?”
“没有。”
按照上下文的关系,下一句话应该是:
那你还干个屁啊!
但空隐毕竟是文明人,用了比较委婉的说法(似乎也没太委婉):
“你两样都无,上面(指皇帝)又这么器重你,一旦你搞不定,要杀头的!”
熊文灿比较昏,等了半天,才想出一句话:
“招抚可以吗?”
然而,空隐回答:
“我料定你一定会招抚,但是请你记住,海贼不同流贼,你一定要慎重!”
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所以可信度相当高。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芝龙,而流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熊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可问题是,熊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就算海陆空一起来,他也只能招抚。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无论如何,死撑都要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不过是避避风头,现在风头过去,赶巧清军打进来,孙传庭和洪承畴两大巨头都到辽东,千载难逢,决不能错过。
于是,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正当崇祯兄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谷城。
谷城知县阮之钿真是好样的,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没有死成,又抢救过来了。但事到临头,很有点儿士大夫精神,张献忠的军队攻入县城,大家都跑了,他不跑。非但不跑,就坐在家里等着。让他投降,不降,杀身成仁。
很明显,张献忠起兵,是有着充分准备的,因为他第一个目标,并非四周的州县,而是曹操。
以“曹操”作为外号,对罗汝才而言,是比较贴切的,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他很有点儿水平,作战极狡猾,部下精锐,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先要拉上他。
罗汝才效率很高,张献忠刚反,他就反,并与张献忠会师,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张献忠同志在离开谷城前,干的最后一件事,是贴布告。布告的内容,是一张名单,包括这几年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以及受贿人的名字,全部一清二楚,诏告天下。
不该收的,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估计熊文灿同志的名字,应该名列前茅。但此时此刻,受贿是个小问题,渎职才是大问题。
熊文灿还算反应快,而且他很幸运,因为当时世上,能与张献忠、罗汝才匹敌的人,不会超过五个,而在他的手下,就有一个。
在众多头领中,左良玉最讨厌,也最喜欢的,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太闹腾。他喜欢张献忠,是因为这个人虽然闹腾,却比较好打。他能当上总兵,基本就是靠打张献忠,且无论张头领状态如何,心情好坏,只要遇到他,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毅然决定,虽说熊大人很蠢,但看在张献忠的份儿上,还是要去打打。
几天后,左良玉率军,与张献忠、罗汝才在襄阳附近遭遇,双方发生激战,惨败——左良玉。
所谓惨败,意思是,左良玉带着很多人去,只带着很少人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太过嚣张,瞧不上张献忠,结果被人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还导致了两个后果:一、由于左良玉跑得太过狼狈,丢了自己的官印,当年这玩意儿丢了,是没法补办的,所以不会刻公章的左总兵很郁闷。
二、熊文灿把官丢了,纵横忽海几十年,终于把自己忽了下去。
一个月后,崇祯下令,免去熊文灿的职务,找了个人代替他,将其逮捕入狱,一年后,斩首。
代替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逮捕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如果你还记得,当年推举熊文灿的人,是杨嗣昌。
从头到尾,左转左转左转左转,结果就是个圈,他知道,事到如今,他只剩下一个选择。
崇祯十二年(1639)九月,杨嗣昌出
征。
明朝有史以来,所有出征的将领中,派头最大的,估计就是他了,当时他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还跟他喝了好几杯,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激动到十几年里,能换几十个内阁大学士,此外,他的疑心很重,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且始终相信的人,只有杨嗣昌。在他看来,这个人可信,且可靠。
可信的人,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杨嗣昌很感动,据史料说,他当时就哭了,且哭得很伤心、很动容,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哭完之后,他还向崇祯要了两样东西,一样给自己的:上方宝剑,另一样是给左良玉的: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嗣昌离开了京城,离开了崇祯的视线,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第一件事,是开会。与会人员包括总督以及所有高级将领。杨嗣昌还反复交代,大家都要来,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会议开始,杨嗣昌的第一句话是:逮捕熊文灿,押送回京,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上方宝剑。
明白。这是个批斗会。
总督处理了,接下来是各级军官,但凡没打好的,半路跑的,一个个拉出来单练,要么杀头,要么撤职,至少也是处分。当然,有一个人除外——左良玉。
左良玉很慌张,因为他的罪过很大,败得太惨,按杨大人的标准,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杨嗣昌始终没有修理他,直到所有的人都处理完毕,他才叫了左良玉的名字,说,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良玉很激动,因为杨嗣昌答应给他的,是平贼将军印。
在明代,将军这个称呼,并非职务,也不是级别,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应该说,是最高荣誉。有明一代,武将能被称为将军的,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良玉而言,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之前他把总兵印丢了,这种丢公章的事,是比较丢人的,而且麻烦,公文调兵都没办法。现在有了将军印,实在是雪中送火锅,太够意思。
杨嗣昌绝顶聪明,要按照左良玉的战绩,就算砍了,也很正常,但他很明白,现在手下能打仗的,也就这位仁兄,所以必须笼络。先用大棒砸别人,再用胡萝卜喂他,恩威并施,自然服气。
效果确实很好,左良玉当即表示,愿意跟着杨大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干到底。
对于杨嗣昌的到来,张献忠相当紧张,紧张到杨大人刚来,他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熊文灿只会忽悠,但杨嗣昌是玩真格的,事业刚刚起步,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有足够的判断,对实力有足够的认识,可惜,跑得不足够快。
他虽然很拼命地跑,但没能跑过左良玉,心情激动的左大人热情高涨,一路狂奔,终于在四川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如果面对面死打,张献忠是打不过的。短短一天之内,张献忠就惨败,败得一塌糊涂,死伤近万人,老婆孩子,连带那位叫做潘独鳌的军师,都给抓了。由于败得太惨,跑得太快,张献忠连随身武器都丢了(大刀),这些东西被左良玉全部打包带走,送给了杨嗣昌。
消息传来,万众欢腾。杨嗣昌极为高兴,当即命令左良玉,立即跟踪追击,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良玉依然积极,马上率军,尾随攻击张献忠。
局势大好。
士为知己者死
十几天后,左大人报告,没能追上,张献忠跑了。
杨嗣昌大怒,都打到这份儿上了,竟然还让人跑了,干什么吃的,怎么回事?
左良玉回复: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是因为他进入四川后,水土不服,结果染了病,无力追赶,导致张献忠跑掉。
但按某些小道消息的说法,事情是这样的,在追击过程中,张献忠派人找到左良玉,说你别追我了,让我跑,结果左良玉被说服了,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在杨嗣昌看来,基本是零。毕竟左良玉跟张献忠是老对头,而且左大人刚封了将军,正在兴头上,残兵败将拿啥收买左良玉?无论如何不会干这种事。
然而,事实就是这样。
左良玉很得意,张献忠很落魄,左良玉很有钱,张献忠很穷,然而,张献忠确实收买了左良玉,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对左良玉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你之所以受重用,是因为有我,如果没有我,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养寇自保,自古以来都是至理名言。一旦把敌人打光了,就要收拾自己人,左良玉虽说是文盲,但这个道理也还懂。
然而就凭这句话,要说服左良玉,是绝无可能的,毕竟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一句话就想蒙混过关,纯胡扯。
左良玉放过张献忠,是因为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左良玉都有个问题——廉政问题。文官的廉政问题,一般都是贪污受贿,而他的廉政问题,是抢劫。
按史料的说法,左良玉的军队纪律比较差,据说比某些流寇还要差,每到一地都放开抢。当兵的捞够了,他自己也没少捞,跟强盗头子没啥区别。
对他的上述举动,言官多次弹劾,朝廷心里有数,杨嗣昌有数,包括他自己也有数。现在是因为世道乱,如果要和平了,追究法律责任,他第一个就得蹲号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杨嗣昌惨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又没了,无奈之下,他只能自己带兵,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剿张献忠开始,杨嗣昌就没舒坦过。
要知道,张献忠他老人家原本就是打游击的,而且在四川一带混过,地头很熟。四川本来地形又复杂,这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洞,经常追到半路,人就没了,杨大人只能满头大汗,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追了大半年,毫无结果,据张献忠自己讲,杨嗣昌跟着他跑,离他最近的时候,也有三天的路,得意之余,有一天,他随口吟出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一首打油诗,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油诗(估计很多人都听过),打油诗都能流传千古,可见其不凡功力,其文如下:
前有邵巡抚,常来团转舞。
后有廖参军,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意义比较深刻。所谓邵巡抚,是指四川巡抚邵捷春,廖参军,是指监军廖大亨。据张献忠同志观察,这二位一个是经常来转转,一个是经常跟着他走,只有杨嗣昌死追,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杨嗣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出工不出力,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杨嗣昌是很嚣张的,闹腾这么多年,骂他的口水,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然而无论怎么弹劾,就是不倒。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却依然支持他,哪怕打了败仗,别人都受处分,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现在我很理解。
他只是信任这个人,彻底地相信他,相信他能力挽狂澜,即使事实告诉他,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能够彻底地相信一个人,是幸运的。
崇祯并没有看错人,杨嗣昌终将回报他的信任,用他的忠诚、努力,和生命。
崇祯十三年(1640)十二月,跟着张献忠转圈的杨嗣昌得到了一个令他惊讶的消息:张献忠失踪。
对张献忠的失踪,杨嗣昌非常关心,多方查找。其实如张头领永远失踪,那也倒好,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比如被外星人绑走)的几率不大,为防止他在某地突然出现,必须尽快找到这人,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杨嗣昌是没有把握,四川、河南、陕西、湖广,反正中国大,能藏人的地方多,钻到山沟里就没影,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他还有把握,比如京城、比如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路远坑深,要找死,也不会这么个死法。而襄阳,是杨嗣昌的大本营,重兵集结,无论如何,绝不可能。
下次再有人跟你说,某某事情绝无可能,建议你给他两下,把他打醒。
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张献忠而言,去襄阳是比较靠谱的。首先,杨嗣昌总跟着他跑,兵力比较空虚;其次,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襄阳;更重要的是,在襄阳,有一个人,可以置杨嗣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创造了跑路的新纪录,据说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先锋部队就到了,但人数不多——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张献忠虽然没文凭,但有常识,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并不是他的部下,而是杨嗣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趁夜混入了城。以后的故事,跟特洛伊木马计差不多,趁着夜半无人,出来放火(打是打不过的),城里就此一片糨糊,闹腾到天明,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开始找那个能让杨嗣昌死的人。
找半天,找到了,这个人叫朱翊铭。
朱翊铭,襄王,万历皇帝的名字,是朱翊钧。光看名字就知道,他跟万历兄是同辈的,换句话说,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这位仁兄实在没有骨气,明明是皇帝的爷爷,见到了张献忠,竟然大喊:千岁爷爷饶命。
很诡异的是,张献忠同志非常和气,他礼貌地把襄王同志扶起来,让他坐好。
襄王很惊慌,他说,我的财宝都在这里,任你搬用,别客气。
张献忠笑了,他说,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襄王想想也是,于是他又说,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脑袋。
在杀死襄王的时候,张献忠说:如果没有你的脑袋,杨嗣昌是死不了的。
此时的杨嗣昌,刚得知张献忠进入湖广,正心急火燎地往回赶。赶到半路,消息出来,出事了,襄阳被攻陷,襄王被杀。
此后的事情,按很多史料的说法,杨嗣昌非常惶恐,觉得崇祯不会饶他,害怕被追究领导责任,畏罪自杀。
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很无聊。
如果是畏罪,按照杨嗣昌同志这些年的工作状况、败仗次数、阵亡人数,估计砍几个来回都够了,他无需畏惧,只需要歉疚。
真实的状况是,很久以前,杨嗣昌就身患重病,据说连路都走不了,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按照今天的标准,估计早就住进高干病房吊瓶了。
然而他依然坚持,不能行走,就骑马,吃不下,就少吃或不吃,矢志不移地追击张献忠。我重复一遍,这并非畏惧,而是责任。
许多年来,无论时局如何动荡,无论事态如何发展,无论旁人如何谩骂、弹劾,始终支持、保护、相信,相信我能挽回一切。
山崩地裂,不可动摇,人言可畏,不能移志,此即知己。
士为知己者死。
所以当他得知襄王被杀时,他非常愧疚,愧疚于自己没有能够尽到责任,没有能够报答一个知己的信任。
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是经不起歉疚的,所以几天之后,他就死了,病重而亡。
他终究没能完成自己的承诺。
他做得或许不够好,却已足够多。
对于杨嗣昌的死,大致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当时的,一种是后来的,这两种态度,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
当时的人认为,这样的一个人长期被皇帝信任,实在很不爽,应该死。
后来的人认为,他是刽子手,罪大恶极,应该死。
无论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我都不管,我只知道,我所看到的。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人,在绝境之中,真诚、无条件信任另一个人,而那个人终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