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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堤生决口,五日后堵口成功;八月二十二日,松花江出现一百五十年一遇的洪峰;八月三十一日,长江出现第八次洪峰……。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救灾中,晴川地区因灾死亡近百人,直接经济损失五十多亿元。但总体上顺利,没有出大问题。不过,地委书记韦德昌在另外一场特殊考试中陷入困境,成为媒体的焦点。
八月,晴川地区各地开始收购早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老百姓交粮不积极。原因很简单,五月份开始持续闹水灾,早稻产量大幅度下降,而粮站还要代扣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如果卖粮不多,代扣之后,几乎没有现金拿回家。可是,农民不交粮,税费便没有着落,将使捉襟见肘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陷入困境。每年八、九月份是乡镇干部工作最忙的时候,忙的就是“催粮”——镇、村干部上门上户催农户去粮站交粮,以便代扣税费。如果农户坚持不去交粮,镇、村干部就强行开仓扒谷,直至粮款足以缴纳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
风起于青萍之末。与平安县相邻的东巴县地处晴川平原南部,沃野连绵,是晴川地区最大的粮仓。八月初,粮站开秤收粮,但主动交粮的农户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各乡镇纷纷组织干部上门“催粮”。谁料,今年“催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反抗,6续有干部和农民生激烈冲突,而且矛盾不断激化,冲突逐步升级。八月十九日,东巴县有六个乡镇政府机关遭到大量农民围攻、打砸,多名干部被打伤,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八月二十一日,冲突波及晴川地区七个县二十三个乡镇。次日,副省长茅思退坐镇东巴县。紧接着,省委一把手孔令春莅临晴川,亲自指挥处理“八·一九事件”。
这起恶**件范围广、影响大,轰动一时。九月初,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晴川开展调查。此次调查由副部级领导带队,力度之大,可见一斑。调查的内容很多,如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减负工作文件精神的情况、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是否出上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在粮食收购时是否代扣代缴农业税之外的其它费用、是否向农民收缴了其它集资、摊派款项、相关领导的失误和责任等。
韦德昌觉得大事不妙,自己的政治生命如风中残烛。孔令春的到来,让他倍感愧疚,如坐针毡。而高规格调查组的进驻,使他如临大敌,寝食难安。他清楚,“八·一九事件”经不起查,且不说别的,收粮时代扣乡统筹村提留便是死穴。即使这个问题他推说不知情,下令动用公安、武警,导致事态恶化,这个责任他又能推给谁呢?调查组进驻后,他拨通了北京长办公室的电话。秘书先是请他“稍等”,过一会儿,回话说“长休息了”。第二天再打过去,秘书直接说“长不方便接您的电话”。不言而喻,此路不通!长显然知道他想说什么,看来事态非常严重。
事情很快得到了验证,调查组把“八·一九事件”定性为“因农民负担过重引的严重事件”。平心而论,说“过重”有点冤。多数地方征缴的统筹提留费没有过去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绝对额也没有过去年的数字。问题在于,晴川地区缺乏应有敏感性,值此大灾之年,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央规定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必须落实到村到户,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税费减免指标”。
调查组刚走,韦德昌即将免职的说法沸沸扬扬地传开来。韦德昌知道这次惹下大祸,心里没底,又不便到处打听,只好闷着。别人说什么,不去理会。暗中抓紧收拾残局,免得一旦免职,手忙脚乱。过了半个月,议论渐渐平息。韦德昌却不敢掉以轻心,依旧忐忑不安。好在是历练已久的官场老手,每日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该下乡就下乡,该开会就开会,该作报告照样口若悬河作报告。晴川人感叹说,韦德昌背景大,这么大的事都抹平了。
这天晚上,韦德昌难得没有应酬,吃完饭和老婆到附近散步,接着赶回家看新闻联播。有人嘲笑新闻联播固定模式:领导很忙,祖国形势一片大好,西方很乱,风景这边独好。可做到了正厅级领导干部,看新闻联播还真的不可或缺,否则你就摸不到风向,感受不到潮流。韦德昌最近心中忐忑,更是每期必看。新闻联播之后是焦点访谈,竟然是晴川的事情!他当即懵了!看下去才知道,与“八·一九事件”无关,是曝光地区检察院违规办案和坐收坐支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背上凉飕飕的,不管怎么说,事情又生在晴川地区。一个月时间,寂寂无名的晴川地区竟然连连出头露脸,轰动全国!“八·一九事件”尚且未了,检察院的事情岂知没有中央领导批示严办?他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块坠入池塘的石头,瞬间沉了下去。
国庆前夕,几桩事情终于尘埃落定。韦德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张守拙接任地委书记。其他人也受了处分,最惨的是东巴县,书记、县长被降级调离,又撤了十几名科级干部。检察院的事情惊动了最高检,检察长被免职,其他责任人受了点不痛不痒的纪律处分。
袁晋鹏以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没有关联,无非看看热闹。向阳镇统筹提留费征缴也不理想,好在平安无事,没有闹出什么恶**件。可是,没过多久,地委宣布谢建平调任东巴县主持全面工作。他得知消息后,既为老领导高兴,又有一丝惆怅。谢建平此时调离,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好消息。乡镇换届临近,他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张守拙正值壮年,阅历丰富,自信而思路清晰。按照常理,他刚来晴川,一年半载不会调整人事。可是,乡镇换届在即,东巴县怎么办?这次空出三个肥缺,检察长、东巴县书记、县长。他觉得,检察长是他手上的“刀把子”,不能配得太急,敷衍了事。但东巴县委负责人必须马上到位,否则耽搁乡镇换届。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后,他快刀斩乱麻,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议。张守拙提议谢建平担任东巴县委主要领导,有人说,平安县的计划生育还戴着“帽子”呢。张守拙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是规定重要还是工作重要?那就让谢建平先担任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主持县委、县政府全面工作。”平安县的县长暂时空缺,由常务副县长临时主持县政府工作。
江大堤生决口,五日后堵口成功;八月二十二日,松花江出现一百五十年一遇的洪峰;八月三十一日,长江出现第八次洪峰……。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救灾中,晴川地区因灾死亡近百人,直接经济损失五十多亿元。但总体上顺利,没有出大问题。不过,地委书记韦德昌在另外一场特殊考试中陷入困境,成为媒体的焦点。
八月,晴川地区各地开始收购早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老百姓交粮不积极。原因很简单,五月份开始持续闹水灾,早稻产量大幅度下降,而粮站还要代扣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如果卖粮不多,代扣之后,几乎没有现金拿回家。可是,农民不交粮,税费便没有着落,将使捉襟见肘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陷入困境。每年八、九月份是乡镇干部工作最忙的时候,忙的就是“催粮”——镇、村干部上门上户催农户去粮站交粮,以便代扣税费。如果农户坚持不去交粮,镇、村干部就强行开仓扒谷,直至粮款足以缴纳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
风起于青萍之末。与平安县相邻的东巴县地处晴川平原南部,沃野连绵,是晴川地区最大的粮仓。八月初,粮站开秤收粮,但主动交粮的农户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各乡镇纷纷组织干部上门“催粮”。谁料,今年“催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反抗,6续有干部和农民生激烈冲突,而且矛盾不断激化,冲突逐步升级。八月十九日,东巴县有六个乡镇政府机关遭到大量农民围攻、打砸,多名干部被打伤,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八月二十一日,冲突波及晴川地区七个县二十三个乡镇。次日,副省长茅思退坐镇东巴县。紧接着,省委一把手孔令春莅临晴川,亲自指挥处理“八·一九事件”。
这起恶**件范围广、影响大,轰动一时。九月初,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晴川开展调查。此次调查由副部级领导带队,力度之大,可见一斑。调查的内容很多,如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减负工作文件精神的情况、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是否出上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在粮食收购时是否代扣代缴农业税之外的其它费用、是否向农民收缴了其它集资、摊派款项、相关领导的失误和责任等。
韦德昌觉得大事不妙,自己的政治生命如风中残烛。孔令春的到来,让他倍感愧疚,如坐针毡。而高规格调查组的进驻,使他如临大敌,寝食难安。他清楚,“八·一九事件”经不起查,且不说别的,收粮时代扣乡统筹村提留便是死穴。即使这个问题他推说不知情,下令动用公安、武警,导致事态恶化,这个责任他又能推给谁呢?调查组进驻后,他拨通了北京长办公室的电话。秘书先是请他“稍等”,过一会儿,回话说“长休息了”。第二天再打过去,秘书直接说“长不方便接您的电话”。不言而喻,此路不通!长显然知道他想说什么,看来事态非常严重。
事情很快得到了验证,调查组把“八·一九事件”定性为“因农民负担过重引的严重事件”。平心而论,说“过重”有点冤。多数地方征缴的统筹提留费没有过去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绝对额也没有过去年的数字。问题在于,晴川地区缺乏应有敏感性,值此大灾之年,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央规定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必须落实到村到户,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税费减免指标”。
调查组刚走,韦德昌即将免职的说法沸沸扬扬地传开来。韦德昌知道这次惹下大祸,心里没底,又不便到处打听,只好闷着。别人说什么,不去理会。暗中抓紧收拾残局,免得一旦免职,手忙脚乱。过了半个月,议论渐渐平息。韦德昌却不敢掉以轻心,依旧忐忑不安。好在是历练已久的官场老手,每日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该下乡就下乡,该开会就开会,该作报告照样口若悬河作报告。晴川人感叹说,韦德昌背景大,这么大的事都抹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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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前夕,几桩事情终于尘埃落定。韦德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张守拙接任地委书记。其他人也受了处分,最惨的是东巴县,书记、县长被降级调离,又撤了十几名科级干部。检察院的事情惊动了最高检,检察长被免职,其他责任人受了点不痛不痒的纪律处分。
袁晋鹏以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没有关联,无非看看热闹。向阳镇统筹提留费征缴也不理想,好在平安无事,没有闹出什么恶**件。可是,没过多久,地委宣布谢建平调任东巴县主持全面工作。他得知消息后,既为老领导高兴,又有一丝惆怅。谢建平此时调离,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好消息。乡镇换届临近,他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张守拙正值壮年,阅历丰富,自信而思路清晰。按照常理,他刚来晴川,一年半载不会调整人事。可是,乡镇换届在即,东巴县怎么办?这次空出三个肥缺,检察长、东巴县书记、县长。他觉得,检察长是他手上的“刀把子”,不能配得太急,敷衍了事。但东巴县委负责人必须马上到位,否则耽搁乡镇换届。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后,他快刀斩乱麻,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议。张守拙提议谢建平担任东巴县委主要领导,有人说,平安县的计划生育还戴着“帽子”呢。张守拙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是规定重要还是工作重要?那就让谢建平先担任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主持县委、县政府全面工作。”平安县的县长暂时空缺,由常务副县长临时主持县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