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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筠翁，这是‘金句’！正因为‘人生都是可怜虫’，我辈才要每日奋发，就算成不得龙，也要做一条筋骨强健的大虫子！”
几句话，郭嵩焘被这位小自己二十几岁的年轻旗人，讲得热血沸腾，顿时就起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日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腐败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
道：“筠翁，这是‘金句’！正因为‘人生都是可怜虫’，我辈才要每日奋发，就算成不得龙，也要做一条筋骨强健的大虫子！”
几句话，郭嵩焘被这位小自己二十几岁的年轻旗人，讲得热血沸腾，顿时就起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念头。
这个名扬四海的关逸轩，真正是名不虚传。
那个僧格林沁，也是旗人，和这个关逸轩比，真是“两世”的人！
还有，“金句”二字，真是打入心坎，搔到痒处，郭嵩焘入耳，痛快得不得了。
换了便服，延入书房，关卓凡款客的，不是茶水，是他“从美国带回来的葡萄酒”，不过，这一次，没扯“法国”就是了。
关卓凡说道：“筠翁，洋人饭前饭后，都要喝酒，咱们也学一学。先喝一点酒，我再请你用一顿便饭，大冷的天儿，羊肉火锅如何？”
逸兴遄飞，这么痛快的一顿酒，这么痛快的一顿饭，郭嵩焘不记得，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了？
为人攻讦去粤，以为横遭波劫，正在悲愤莫名，突然发现：原来是天降大任于我之前的琢磨！那种痛快，已经不是“人生得一知己”所能概拟的了。
郭嵩焘的感觉：原先自己面前有一扇门，开了一条缝，门外的光芒透缝而入。自己扒着门板，从门缝中看出去，但见光景绰约，已足够动人。
现在，关卓凡替他将这扇门完全推开，明日世界，豁然开朗，万千缤纷，目不暇给。然后关卓凡携着他的手，说道：“筠仙，咱们一块儿走出去！”
郭嵩焘的心念是：怕什么粉身碎骨？
关卓凡启用郭嵩焘，是在左宗棠入粤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章程。关卓凡暗中怂恿左宗棠驱郭，一方面是要谋广东这块地盘；另一方面，是要借左宗棠的手，把郭嵩焘赶进自己的怀抱中。
关卓凡的眼中，若论目光之犀利透彻，观点之卓妙超远，清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就是这位郭筠仙。什么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都得向后排。
首先，郭嵩焘对清末的积弊的认识，极其深刻。
这可以从他评价肃顺的一段话中窥得端倪。
郭嵩焘为肃顺所信用，但他对肃顺严刑峻法的政策的评价却并不高。
“国家积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
“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以例文涂饰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与所以救弊者未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
“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
“故某以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
可以看出，郭嵩焘认为，清末的问题，已经是“体制”的问题”，是“系统”的问题，不是一个人、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整个机体都腐败了，切掉什么部位都不解决问题。极可能，切下来的腐肉愈多，失血愈快，死的愈早。
而且，切肉的刀子，原本就是这个机体的组成部分，和机体布满同样的病菌，甲乙同体，以甲攻乙，不过交叉感染，加重病情。
整个机体不发生化学变化，也即不对整个制度进行改革，单纯做肃顺那种物理层面的加减法，没有用。
不久，肃顺就以“弃市”的悲惨结局验证了郭嵩焘的预言。
这个时候，郭嵩焘还没有想清楚如何从制度层面改革国家，只是含糊地认识到必须“崇实政”。
原时空，到了光绪元年，即1875年，郭嵩焘的思想已经成熟了。他在《条陈海防事宜》中说，单单将西方的强盛归结为船坚炮利是错误的，中国若单纯学习西洋的兵学“末技”，“如是以求自强，适足以自弊”。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方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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