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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帝,认为他是当世圣君,可以说,我们复兴会是完全不被士绅们待见了;最后,杭州起义让满清也看出来新军未必可靠,湖北日知会是牵连到了新军的,浙江的新军全部投靠了我们,而江苏的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在湖州发生兵变,这些都让满清意识到建成的新军里面很多都是革命党,现在他们的做法是,不再编练或是少编练汉人新军,开始编练满蒙新军,满人不行就蒙古人,据说直隶那边要编六镇,这样的做法确实对于巩固其统治有极大的帮助,也让我们以后举义要面对更大的压力。”
多日的准备让杨锐的话极有说服力,他在说完目标转变的原因之后,其他诸人都是点头,他又在换了一张图,指着上面金字塔的顶尖说道:“发动农民看上去很难,但是做起来还是有操作性的,首先,我们在沪上建立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外宣称为农学专科学校,这个学校每期将培养三百到五百名学员,一期三个月,一年可以培养一千余名毕业生;而后,这一千多名毕业生,将分赴各省各县,以十人、二十人为一组,开办县级、镇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沪上培养学生不同,这些讲习所培养的对象是农民,只要有了足够的干部,农民运动发能发展起来。在农民讲习所中,三个月的课程主要学习《革命要义》,《复兴会会史》、《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墨子与墨家》、《社会学浅说》、《农民经济学》、《农民运动之理论》、《大清律简述》、《捐税及官府概要》、《领导与组织》、《各国农业状况与中国之比较》、《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与国家富强》、《农村教育》、《农村医护常识》、《农技改良与增产》、《农作改良》、《中国历史简史》、《地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除了这些课程以后,讲习所将实行军事化管理,前面半个月是军训……”
杨锐刚把讲习所的的主要课程讲完,钟观光便问道:“这些课程能在三个月里讲完吗?还有,在沪上军训可以,在乡镇可以军训吗?”
“可以,很多课程的课时很简短。比如三农问题,只有大概二十个课时就讲完了,所有的课程,加起来不会超过五百个课时。三个月九十天,减去半个月军训,也还有七十五天,以每天八节课算,六十多天就够了,剩余十二天作为休息时间,另外这只是对于识字会员的培训课程,对于农民的培训则将做很大的删减。至于军训问题,在沪上以外,打枪虽是被禁止。但是操练是可以的,军训的目的是所有学员正规化、纪律化。”杨锐回答完钟观光的问题,见诸人没有疑问,则继续往下讲:
“农民讲习所的是培养农运干部,这些干部最终将在各地建立农会。现在的农村本来就有很多会,只要有好处,他们并不会有什么排斥。而合格的农会干部,最初以改进农技、增产增收为目的接触农民,而后,以抗拒官府的各种捐税、抵制衙役典史士绅的各种敲诈勒索团结农民,最后。当农会建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改善和提高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平。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一般都存在严重的地主和佃户的对立,增产增收不提。抗捐斗官也不提,一旦涉及减租减息,那么就会引来士绅勾结官府的报复,在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自然而然会发展到杀土豪分田地的地步。这些地方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也是日后我们发动举义的策源地;而在其他大部分地区,根据地是无法建立的,这些地方只有农会,只会用合法或者较为合法的手段为农民争取利益。”
“这些地方有:大行山、燕山地区,这些地方本来就有不少土匪,我们要做的就是收编这些土匪;鲁西北地区,也就是沂蒙山区,还有鲁西南地区;豫西南地区;陕北以及陕西南地区;大别山地区;赣东北地区;赣东南、闽西南地区;粤西北地区;广西本来是很好的割据之地,但是可惜我们没有……”
杨锐没在地图里说一个地方,在座的诸人心中都是一跳,最后忍不住的徐华峰道:“竟成,这么多地方,都是要杀士绅才能占的吗?不杀人,少杀人行不行?”
徐华峰向来少有在会务大事上发言,这次终于忍不住出声了。普通的那些只增产增收、抗捐斗官的农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反对,反而完全支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惜民、民本思想,要他们接受和支持农会不难;但是根据地就不行了,根据地的斗争是剧烈的,虽然严州那边只对民愤极大的地主进行清理,但随着后期满清围剿的加剧,军政府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加强对根据地的控制,在这种加强中,士绅的田地财产自然就会受到损失,这是斗争的必然,不是个人意志能转移的。
看着其他诸人的目光也带着询问的意思,杨锐本想大义凛然的说:‘我们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凡是和农民利益有冲突的都要打倒’,但想来这种只有革命气概,毫无理性人性的言语只会加深自己和其他诸人的反感,他沉默了良久,才道:
“华峰先生想的也是我想的,但是杀土豪分田地的本意不是杀人,也不在分田,如果地主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家产无偿的交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斗争了?显然不是!即使地主把地契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也决不能要!因为这样就没有斗争的必要了,既然没有斗争,那我们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历朝的造反,都是带着农民杀官杀地主,然后呢,等着官兵杀农民,这样一来一回,剩下的那些农民就不得不团结在造反者周围。有一个词叫裹挟,就是说造反的杀官杀地主的时候,农民被拉去旁观;而当官兵杀回来的时候,这些农民惊慌之余又被拉着逃跑,这样一看一跑,不是匪也会被当作匪。所以,杀不杀人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不是农民有没有被发动起来,如果发动了农民。杀人与否未必重要。不过,农民一旦激动起来,情绪失控会难免的,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杀人难免,但情绪失控对我们控制农会也不利,这种情况会有,但是少。再说过来,如果不是地主佃户对立严重的地区,我们也就无法发动农民,严州那边就有这样的情况,要打一个土豪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反对,说这个地主为人好、行善多。最后那个地主杀猪出谷给大家吃了一顿就了事了。”
杨锐啰嗦了一大堆,徐华峰听到他说‘杀人不杀人不是关键’就松了一口气,而钟观光却问道:“这么说来,革命成功之后就不要再杀土豪分田地了?”
“革命成功以后,农会就会变成我们在各地的行政组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杀土豪了,至于分田地还是要的,只有每个人温饱都有保障,那社会才能稳定,经济也才能发展。”杨锐朝钟观光看了一眼,他明白他这是在帮自己,点名杀土豪只存在于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内。而不是全国范围,根据地虽然有不少,但是每块根据地最多也就一个府,三四个县了不起。如此算来,三、四十个县,半个省的面积还不到。
“我同意竟成的主张。农会只是帮雇工助农户的组织,这个我想诸君不会反对吧?”章太炎出声问道,他见诸人都点头,又道:“根据地做法我亦赞同,既要革命就必定要流血。不光要流我们的,满清,百姓的也得留,历来造反,死人千万,而现在军政府不流窜,就少有破坏,更不会乱杀,如此革命亦算平和了。不过,军政府每一次杀人都必需要审判,有罪的杀之不为过,无罪的还是不能妄杀。”
‘耕者有其田’是章太炎一直提倡的,‘专以法律为治’也是他主张的,他的支持杨锐不出意外,不过根据地里的农民运动,哪能完全用法律束缚得了的。他摇头道:“还是定指标吧,根据实际情况定一个死亡人数,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至地主于死地,而是要让农民学会斗争,这种学习中,搞不好激动起来的农就会把地主打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不过,这些都是细节,关键是根据地要存活下来。革命很多时候无法人道,也不可能完全理智,但有农民讲习所出来的干部,可以保证这种运动最终不会是义和团,也不会是洪杨之乱。”
杨锐的话说完,诸人沉默之后便让杨锐继续说下文,其实大致的计划都说完了,剩下的只是策略的可行性问题了。他道:“计划的可行性分成面,一面是农民会不会响应,另一面官府会不会禁止。我们先说农民相应的问题,”说到这里,杨锐看向一直在做记录的俞子夷,道:“这还是让秉遒来介绍吧。”
俞子夷闻言站起身,然后拿出一份事先装备好的稿纸念了起来,“这是前一个月,我们在报纸上收集到各地的民变信息,因为各大报馆的记者并不一定深入全国各县,所以这些信息是不全面的。”俞子夷解释之后,清清嗓子开始念下文:
“初二日,江西余干县黄花墩等地数千人反对开办白土统捐,次日又有千余人参加,时报;
初三日,沪上城厢内外皮箱业工人聚医,要求增加工资,时报;
同日,沪上英租界水木作工人罢工,要求加资,时报;
同日,安徽歙县百姓捣毁潈川学堂,并波及学堂总办士绅罗某房屋,以反对学堂捐,汇报;
初五日,浙江仁和县塘栖镇农民聚众拆毁学堂,汇报;
初七日,湖北薪州有百姓暴动,东方杂志;
同日,奉天辽东半岛貔子窝(今大连)马贼攻抢日本税关,东方杂志;
同日,湖北武昌农民反对苛政,殴伤知县方雷,东方杂志;
初八日,安徽芜湖米商罢市,反对抽路矿米捐,汇报;
十一日,江苏清江浦百姓哄抢运送军米船只,时报;
十二日,江苏新阳县水灾米价腾贵,农民结队报荒,县令不准,三千人拆毁县署,东方杂志;
同日,湖北罗田县会党联合农民反对教会,汇报;
十五日,广东韶州府商贩罢市,反对屠捐,捣毁捐局及绅董住所,汇报;
同日,湖北汉阳县鹦鹉洲木商三人因故被县令软禁,脚夫两千余人到县属大闹,并捣毁警察局;汇报;
二十日,贵州毕节县‘红灯教’数十人进入县城闹事,东方杂志;
二十二日,江宁土药税局苛扰,土行商人罢市,东方杂志;
同日,江西宜春知县阮保泰苛待农民,被农民殴打,汇报;
同日,广西思茅府土司及百姓暴乱,人数上万人,汇报;
同日,江苏扬州大桥镇农民抢劫米店,汇报;
二十六日,浙江浦江县要求农民完粮以洋银计算,千余人大闹县属,焚毁各库书家,汇报;
同日,山东曹州府会党联合农民抗击军队镇压,汇报;
同日,江苏扬州汜水农民千余人抢劫米店和粮船,汇报;
同日,江苏泰州马家庄百姓捣毁初等小学堂,时报;
二十八日,安徽霍山县会党捣毁教堂,东方杂志;
同日,广西桂林府永福县农民捣毁高等小学堂,汇报;
同日,山东潍县酒商罢市,反抗酒捐,汇报;
同日,山西左云县‘义和拳’进入县城,强迫知县供给粮食,汇报;
二十九日,奉天岫岩县开办官盐督销局,百姓反对并乘机抢盐,汇报。”[ 注:]
即使是再一次听这些东西,杨锐还是心生感慨,一是感慨满清无能,四处民乱,二是觉得满清再野蛮残暴,也不会比自己以后要实行的民主专政厉害,不要说捣毁警局,就是冲击警局,也要鸣枪阻止。
ps:
注:资料来自《清末民变年表》上,p150。
绪帝,认为他是当世圣君,可以说,我们复兴会是完全不被士绅们待见了;最后,杭州起义让满清也看出来新军未必可靠,湖北日知会是牵连到了新军的,浙江的新军全部投靠了我们,而江苏的新军第九镇三十三标,在湖州发生兵变,这些都让满清意识到建成的新军里面很多都是革命党,现在他们的做法是,不再编练或是少编练汉人新军,开始编练满蒙新军,满人不行就蒙古人,据说直隶那边要编六镇,这样的做法确实对于巩固其统治有极大的帮助,也让我们以后举义要面对更大的压力。”
多日的准备让杨锐的话极有说服力,他在说完目标转变的原因之后,其他诸人都是点头,他又在换了一张图,指着上面金字塔的顶尖说道:“发动农民看上去很难,但是做起来还是有操作性的,首先,我们在沪上建立一所农民运动讲习所,对外宣称为农学专科学校,这个学校每期将培养三百到五百名学员,一期三个月,一年可以培养一千余名毕业生;而后,这一千多名毕业生,将分赴各省各县,以十人、二十人为一组,开办县级、镇级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和沪上培养学生不同,这些讲习所培养的对象是农民,只要有了足够的干部,农民运动发能发展起来。在农民讲习所中,三个月的课程主要学习《革命要义》,《复兴会会史》、《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墨子与墨家》、《社会学浅说》、《农民经济学》、《农民运动之理论》、《大清律简述》、《捐税及官府概要》、《领导与组织》、《各国农业状况与中国之比较》、《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与国家富强》、《农村教育》、《农村医护常识》、《农技改良与增产》、《农作改良》、《中国历史简史》、《地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等,除了这些课程以后,讲习所将实行军事化管理,前面半个月是军训……”
杨锐刚把讲习所的的主要课程讲完,钟观光便问道:“这些课程能在三个月里讲完吗?还有,在沪上军训可以,在乡镇可以军训吗?”
“可以,很多课程的课时很简短。比如三农问题,只有大概二十个课时就讲完了,所有的课程,加起来不会超过五百个课时。三个月九十天,减去半个月军训,也还有七十五天,以每天八节课算,六十多天就够了,剩余十二天作为休息时间,另外这只是对于识字会员的培训课程,对于农民的培训则将做很大的删减。至于军训问题,在沪上以外,打枪虽是被禁止。但是操练是可以的,军训的目的是所有学员正规化、纪律化。”杨锐回答完钟观光的问题,见诸人没有疑问,则继续往下讲:
“农民讲习所的是培养农运干部,这些干部最终将在各地建立农会。现在的农村本来就有很多会,只要有好处,他们并不会有什么排斥。而合格的农会干部,最初以改进农技、增产增收为目的接触农民,而后,以抗拒官府的各种捐税、抵制衙役典史士绅的各种敲诈勒索团结农民,最后。当农会建立,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改善和提高他们自身的生活水平。在这里要补充的是,在土地集中的地方,一般都存在严重的地主和佃户的对立,增产增收不提。抗捐斗官也不提,一旦涉及减租减息,那么就会引来士绅勾结官府的报复,在地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自然而然会发展到杀土豪分田地的地步。这些地方最终会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也是日后我们发动举义的策源地;而在其他大部分地区,根据地是无法建立的,这些地方只有农会,只会用合法或者较为合法的手段为农民争取利益。”
“这些地方有:大行山、燕山地区,这些地方本来就有不少土匪,我们要做的就是收编这些土匪;鲁西北地区,也就是沂蒙山区,还有鲁西南地区;豫西南地区;陕北以及陕西南地区;大别山地区;赣东北地区;赣东南、闽西南地区;粤西北地区;广西本来是很好的割据之地,但是可惜我们没有……”
杨锐没在地图里说一个地方,在座的诸人心中都是一跳,最后忍不住的徐华峰道:“竟成,这么多地方,都是要杀士绅才能占的吗?不杀人,少杀人行不行?”
徐华峰向来少有在会务大事上发言,这次终于忍不住出声了。普通的那些只增产增收、抗捐斗官的农会,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会反对,反而完全支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惜民、民本思想,要他们接受和支持农会不难;但是根据地就不行了,根据地的斗争是剧烈的,虽然严州那边只对民愤极大的地主进行清理,但随着后期满清围剿的加剧,军政府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加强对根据地的控制,在这种加强中,士绅的田地财产自然就会受到损失,这是斗争的必然,不是个人意志能转移的。
看着其他诸人的目光也带着询问的意思,杨锐本想大义凛然的说:‘我们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凡是和农民利益有冲突的都要打倒’,但想来这种只有革命气概,毫无理性人性的言语只会加深自己和其他诸人的反感,他沉默了良久,才道:
“华峰先生想的也是我想的,但是杀土豪分田地的本意不是杀人,也不在分田,如果地主心甘情愿的把所有的家产无偿的交给我们,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不斗争了?显然不是!即使地主把地契送到我们手上,我们也决不能要!因为这样就没有斗争的必要了,既然没有斗争,那我们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了。历朝的造反,都是带着农民杀官杀地主,然后呢,等着官兵杀农民,这样一来一回,剩下的那些农民就不得不团结在造反者周围。有一个词叫裹挟,就是说造反的杀官杀地主的时候,农民被拉去旁观;而当官兵杀回来的时候,这些农民惊慌之余又被拉着逃跑,这样一看一跑,不是匪也会被当作匪。所以,杀不杀人并不是关键,关键是不是农民有没有被发动起来,如果发动了农民。杀人与否未必重要。不过,农民一旦激动起来,情绪失控会难免的,控制不住的情况下。杀人难免,但情绪失控对我们控制农会也不利,这种情况会有,但是少。再说过来,如果不是地主佃户对立严重的地区,我们也就无法发动农民,严州那边就有这样的情况,要打一个土豪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反对,说这个地主为人好、行善多。最后那个地主杀猪出谷给大家吃了一顿就了事了。”
杨锐啰嗦了一大堆,徐华峰听到他说‘杀人不杀人不是关键’就松了一口气,而钟观光却问道:“这么说来,革命成功之后就不要再杀土豪分田地了?”
“革命成功以后,农会就会变成我们在各地的行政组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杀土豪了,至于分田地还是要的,只有每个人温饱都有保障,那社会才能稳定,经济也才能发展。”杨锐朝钟观光看了一眼,他明白他这是在帮自己,点名杀土豪只存在于革命时期的根据地内。而不是全国范围,根据地虽然有不少,但是每块根据地最多也就一个府,三四个县了不起。如此算来,三、四十个县,半个省的面积还不到。
“我同意竟成的主张。农会只是帮雇工助农户的组织,这个我想诸君不会反对吧?”章太炎出声问道,他见诸人都点头,又道:“根据地做法我亦赞同,既要革命就必定要流血。不光要流我们的,满清,百姓的也得留,历来造反,死人千万,而现在军政府不流窜,就少有破坏,更不会乱杀,如此革命亦算平和了。不过,军政府每一次杀人都必需要审判,有罪的杀之不为过,无罪的还是不能妄杀。”
‘耕者有其田’是章太炎一直提倡的,‘专以法律为治’也是他主张的,他的支持杨锐不出意外,不过根据地里的农民运动,哪能完全用法律束缚得了的。他摇头道:“还是定指标吧,根据实际情况定一个死亡人数,其实我们并不是要至地主于死地,而是要让农民学会斗争,这种学习中,搞不好激动起来的农就会把地主打死,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控制。不过,这些都是细节,关键是根据地要存活下来。革命很多时候无法人道,也不可能完全理智,但有农民讲习所出来的干部,可以保证这种运动最终不会是义和团,也不会是洪杨之乱。”
杨锐的话说完,诸人沉默之后便让杨锐继续说下文,其实大致的计划都说完了,剩下的只是策略的可行性问题了。他道:“计划的可行性分成面,一面是农民会不会响应,另一面官府会不会禁止。我们先说农民相应的问题,”说到这里,杨锐看向一直在做记录的俞子夷,道:“这还是让秉遒来介绍吧。”
俞子夷闻言站起身,然后拿出一份事先装备好的稿纸念了起来,“这是前一个月,我们在报纸上收集到各地的民变信息,因为各大报馆的记者并不一定深入全国各县,所以这些信息是不全面的。”俞子夷解释之后,清清嗓子开始念下文:
“初二日,江西余干县黄花墩等地数千人反对开办白土统捐,次日又有千余人参加,时报;
初三日,沪上城厢内外皮箱业工人聚医,要求增加工资,时报;
同日,沪上英租界水木作工人罢工,要求加资,时报;
同日,安徽歙县百姓捣毁潈川学堂,并波及学堂总办士绅罗某房屋,以反对学堂捐,汇报;
初五日,浙江仁和县塘栖镇农民聚众拆毁学堂,汇报;
初七日,湖北薪州有百姓暴动,东方杂志;
同日,奉天辽东半岛貔子窝(今大连)马贼攻抢日本税关,东方杂志;
同日,湖北武昌农民反对苛政,殴伤知县方雷,东方杂志;
初八日,安徽芜湖米商罢市,反对抽路矿米捐,汇报;
十一日,江苏清江浦百姓哄抢运送军米船只,时报;
十二日,江苏新阳县水灾米价腾贵,农民结队报荒,县令不准,三千人拆毁县署,东方杂志;
同日,湖北罗田县会党联合农民反对教会,汇报;
十五日,广东韶州府商贩罢市,反对屠捐,捣毁捐局及绅董住所,汇报;
同日,湖北汉阳县鹦鹉洲木商三人因故被县令软禁,脚夫两千余人到县属大闹,并捣毁警察局;汇报;
二十日,贵州毕节县‘红灯教’数十人进入县城闹事,东方杂志;
二十二日,江宁土药税局苛扰,土行商人罢市,东方杂志;
同日,江西宜春知县阮保泰苛待农民,被农民殴打,汇报;
同日,广西思茅府土司及百姓暴乱,人数上万人,汇报;
同日,江苏扬州大桥镇农民抢劫米店,汇报;
二十六日,浙江浦江县要求农民完粮以洋银计算,千余人大闹县属,焚毁各库书家,汇报;
同日,山东曹州府会党联合农民抗击军队镇压,汇报;
同日,江苏扬州汜水农民千余人抢劫米店和粮船,汇报;
同日,江苏泰州马家庄百姓捣毁初等小学堂,时报;
二十八日,安徽霍山县会党捣毁教堂,东方杂志;
同日,广西桂林府永福县农民捣毁高等小学堂,汇报;
同日,山东潍县酒商罢市,反抗酒捐,汇报;
同日,山西左云县‘义和拳’进入县城,强迫知县供给粮食,汇报;
二十九日,奉天岫岩县开办官盐督销局,百姓反对并乘机抢盐,汇报。”[ 注:]
即使是再一次听这些东西,杨锐还是心生感慨,一是感慨满清无能,四处民乱,二是觉得满清再野蛮残暴,也不会比自己以后要实行的民主专政厉害,不要说捣毁警局,就是冲击警局,也要鸣枪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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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自《清末民变年表》上,p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