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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公路边等开往孝天城的过路车时,王加林懊恼万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太差劲了,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还害得“好事”来了的老婆跟着自己跑去跑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钱又没省上一分一文。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心里别扭。
对了,腊梅不是在肖港中学读书么?她的班主任也是孝感师范学校毕业的。干嘛不去找那位师兄借一辆自行车?我骑车带着红梅走孝天城,还是能够把几块钱的车票钱省下来。一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憋屈和恼火的王加林,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他马上又兴奋起来,拉起老婆的手,就往肖港中学跑。
借到自行车后,两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临出发前,那位师兄还去邻居家借来打气筒,为自行车的前后轮胎加了气。
“走起!”加林用四川话喊了一声,算是向师兄告辞,同时宣告他们的骑行之旅正式开启。
从肖港到孝天城三十华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三十华里,总共有六十里左右的路程在等着他们。尽管任重道远,两人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
这几步路算个屁呀!他们凭借一辆自行车,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花园镇为起点,他们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镇,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花园镇。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们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就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的歌唱,看着田野里插秧的农民,以及他们身边正在悠闲地啃草的水牛,加林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因为无法过河而跑冤枉路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甚至开始与红梅打情骂俏,说他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的时候,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
两人先后下车,有点儿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看清红袖标上“交通稽查”四个字,才知道这些人是负责交通管理的。其中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林,首先瞅了瞅自行车龙头,接着说,这辆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叫他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自行车还需要注册登记?或许有很多年轻的读者感到疑惑,觉得稀奇。事实上,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
这事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的自行车和手表、缝纫机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三大件”。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以及东西属不属于名牌,是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尺。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都会努力置办齐这“三大件”,算上收音机,又称之为“三转一响”。
正如现在的小汽车一样,自行车当时属于公民家庭的重要财产。按规定,自行车自购买之日起三十日内,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交管部门会发给车主一个塑料软皮的《非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在自行车身上打印注册登记的号码。由于塑料软皮牌照悬挂不方便,又难以长期保存,后来又演变成了金属牌照和分合式抽chā号牌。
政府推行自行车“行政许可”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非机动车辆的管理,减轻其社会危害性;再就是有效扼制丢车、偷车现象,方便警察在追查偷车贼时掌握线索,也便于在缴获赃车后,准确地送还给失主。但是,由于自行车上户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得耗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自行车真的被盗了,车主还必须按照繁琐的程序去登记备案,相当麻烦。耗时耗力报案之后,丢失的自行车未必能够找回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丢自行车的现象太普遍了,公安部门怎么可能抽出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办理这类案件?更何况,偷车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行车身上的钢印抹去,或者更换成其他的号码,很难通过这种线索去查找自行车。
自行车管制措施从一出台就不受群众欢迎,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上户多半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才去弄个牌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已经算不上什么稀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大件”的头衔已经被冰箱、彩电的洗衣机所替换。虽然自行车已经失去了“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仍然坚持注册登记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也完全变味了,纯粹就是为了捞钱,把自行车上牌照作为“经济创收”的一条途径。办一个自行车牌照,最初收费三元,后来逐渐上涨到八元。由于车辆数量巨大,这笔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一些城市街头的自行车牌照办证点,工作人员既不看购车发票等证件,也不问车辆的来路,更不查看车主的身份证明,只要按规定交钱,分把两分钟,他们就能够发一个自行车牌。
王加林和方红梅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群队伍。
尽管他们耐心地解释说,自行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借用同学的车,但“红袖标”们还是要强行打钢印,逼迫他们交三元钱。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红梅老师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效果,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根本就没有三元钱。就算他们把钢印打在了自行车身上,她也不会给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缰持了好半天,后来“红袖标”们只好让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王加林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否则,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来。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红梅老师坚持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丈夫的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红袖标”们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
双方进行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吃晚饭的钟点都快到了。加林低声与老婆商量,说这些人就是合法的“拦路抢劫犯”。他们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收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只当是打发了叫花子的。老是这么拱着,“红袖标”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都没吃,肚子早就在提意见了。
红梅老师想了想,觉得丈夫的话还是有道理。内心里,她也确实心疼满头大汗的加林,于是嘟哝了几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算是勉强让了步。
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林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红袖标”们并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到达方湾镇红梅的娘家时,已是下午六点半。
门上一把锁,家里竟然没有人。热情的邻居对红梅说,你妈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你爸肯定在卫生院,这个钟点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加林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准备和红梅一起去责任田里寻她妈。
两人刚刚起步,就见红梅她妈手里拿着镰刀从村子北头走过来了。
见到女儿和女婿,筋疲力尽的母亲脸上现出淡淡的微笑。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加快脚步去开门。
进门后,顾不上招呼女儿女婿坐,她就准备进厨房去做饭。
“我们来吧!您老先歇一歇。”加林见红梅她妈累得走路都走不稳的样子,自告奋勇动手做饭。他吩咐红梅去洗米,自己拿起菜刀,开始削莴苣皮。
饭菜做好端上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价直响的三个人开始狼吞虎咽。正在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红梅她爸回来了。
职业的习惯,镇卫生院炊事员同志看了看桌上的饭菜,认为菜炒得不怎么样,而且太简单了。他用嗔怪的口吻对老伴说,孩子们大老远地回来了,弄点儿好吃的嘛!
红梅她妈停下筷子,歉疚地回应道:“早知道他们要回,我就会去街上割点肉。我一大早就去田里了,带了两个粑做午饭,中午没有回家。割了一天的麦子,腰都快断了,累得要死!晚饭还是加林红梅做的呢。”
听到这儿,红梅她爸感慨万端。说,每年的农忙季度都象打仗一样,根本就忙不过来。不只是红梅她妈累,他也是一样的。忙了医院忙家里,没有丝毫的空闲。他提议家里雇个人,帮忙料理一下家务,晚上还可以跟红梅她妈做个伴儿。
“请一个人?供吃管喝,每个月少说也得开二十块钱!”红梅她妈马上表示反对。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你白天累得像死狗,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还担惊受怕的。有一个人做伴儿,我也放心一些嘛!”红梅她爸坚持他的提议。为了论证这一提议的必要性,还非常动情地向女儿女婿叨叨起了红梅她妈的简陋生活。
他说,红梅她妈刚才讲中午吃了两个粑,明显是在说假话。家里的小麦还在田里长着呢,这两天才开始割,哪儿来的面粉做粑粑?这段时间,红梅她妈每天都是吃两餐。早晨煮点儿米饭,炒两样素菜,吃一半儿,再把剩下的饭菜倒进瓦罐里,加点水里面,放在灶堂里煨着。劳累一天之后,晚上回来就吃瓦罐里的汤饭。每天顶着炎炎烈日,一个人埋在棉花枝或者小麦丛中,脸上身上汗水直淌,衣服浸湿了,有时热得心里作呕,连口茶水都喝不上。没人送水啊!棉花从畈里摘回来后,晒在簸箕里和用板凳搁着的门板上,有时突起一阵大风,把簸箕和门板上的棉花吹得满地都是。红梅她妈就一个人蹲在地上,一朵一朵地捡,还得拣干净粘在棉花上的树叶和杂草,弹去上面的灰尘。棉花的收购价今年上涨了不少,结果又让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动了歪心思,偷盗棉花的事件经常发生。有几个晚上,红梅她妈听到有人在拨弄家里的大门,她一个人在屋里吓得瑟瑟发抖……
“我又必须睡在医院里,家里没个人跟她作伴儿怎么行?”红梅她爸对着女儿女婿问,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支持。
加林和红梅果然就站在了红梅她爸这一边,一起劝说红梅她妈,花钱雇个人。
红梅他妈还是舍不得冤枉掏二十元钱。
她说,敬文在孝天城上高中,又交上了女朋友,每月给他八十元钱还不够花。二女子腊梅在肖港中学读书,虽说手比较紧,每月也得三十多块钱。两个人都上高三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今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现在赚钱多不容易,哪里还敢花钱请人做事?自己累就累点儿,出力气总比出钱要强。
听到这儿,加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既敬佩红梅她爸妈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又为自己父母的自私自利感到羞愧。
同样是做老人,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眼下他手头上没钱,帮不上红梅家什么忙,但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对红梅的父母好。这样的老人值得他尊敬,也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 站在公路边等开往孝天城的过路车时,王加林懊恼万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太差劲了,完全不像一个男人。还害得“好事”来了的老婆跟着自己跑去跑来,走了那么远的路。钱又没省上一分一文。想到这一点,他就觉得心里别扭。
对了,腊梅不是在肖港中学读书么?她的班主任也是孝感师范学校毕业的。干嘛不去找那位师兄借一辆自行车?我骑车带着红梅走孝天城,还是能够把几块钱的车票钱省下来。一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憋屈和恼火的王加林,脑子里突然灵光一现。
他马上又兴奋起来,拉起老婆的手,就往肖港中学跑。
借到自行车后,两人心里甭提多高兴了。临出发前,那位师兄还去邻居家借来打气筒,为自行车的前后轮胎加了气。
“走起!”加林用四川话喊了一声,算是向师兄告辞,同时宣告他们的骑行之旅正式开启。
从肖港到孝天城三十华里,从孝天城到方湾镇三十华里,总共有六十里左右的路程在等着他们。尽管任重道远,两人丝毫也没有为此担心和畏惧。
这几步路算个屁呀!他们凭借一辆自行车,走过比这更远的路程。以花园镇为起点,他们骑车去过王李村,去过方湾镇,去过白沙铺,去过孝天城,有时甚至当天又返回花园镇。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自行车,他们是能够在这些地方轻松穿行、来来往往的。
年轻就任性!这就是青春的活力。
带着老婆骑行在柏油马路上,浴着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听着道路两旁树叶哗哗作响和鸟儿的歌唱,看着田野里插秧的农民,以及他们身边正在悠闲地啃草的水牛,加林感觉心情特别清爽。刚才因为无法过河而跑冤枉路的郁闷与不快,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甚至开始与红梅打情骂俏,说他骑车带老婆是“猪八戒背媳妇”的升级版。
临近孝天火车站,即将进入孝天城区的时候,他们被几个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人拦住了。
两人先后下车,有点儿摸头不是脑,不知道这些人想干什么。看清红袖标上“交通稽查”四个字,才知道这些人是负责交通管理的。其中的一个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近王加林,首先瞅了瞅自行车龙头,接着说,这辆车没有登记,必须补办上户手续,叫他把自行车推到路边去打钢印。
自行车还需要注册登记?或许有很多年轻的读者感到疑惑,觉得稀奇。事实上,对自行车实行注册登记和牌证管理制度,在我国延续了三十多年时间。
这事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当时的自行车和手表、缝纫机一起被人们称之为“三大件”。有没有这三样东西,以及东西属不属于名牌,是衡量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尺。家境不错的人家结婚时,都会努力置办齐这“三大件”,算上收音机,又称之为“三转一响”。
正如现在的小汽车一样,自行车当时属于公民家庭的重要财产。按规定,自行车自购买之日起三十日内,必须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交管部门会发给车主一个塑料软皮的《非机动车登记证书》,并在自行车身上打印注册登记的号码。由于塑料软皮牌照悬挂不方便,又难以长期保存,后来又演变成了金属牌照和分合式抽chā号牌。
政府推行自行车“行政许可”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对非机动车辆的管理,减轻其社会危害性;再就是有效扼制丢车、偷车现象,方便警察在追查偷车贼时掌握线索,也便于在缴获赃车后,准确地送还给失主。但是,由于自行车上户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得耗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而自行车真的被盗了,车主还必须按照繁琐的程序去登记备案,相当麻烦。耗时耗力报案之后,丢失的自行车未必能够找回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丢自行车的现象太普遍了,公安部门怎么可能抽出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办理这类案件?更何况,偷车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自行车身上的钢印抹去,或者更换成其他的号码,很难通过这种线索去查找自行车。
自行车管制措施从一出台就不受群众欢迎,很少有人自觉自愿去办理注册登记手续。上户多半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才去弄个牌照。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老百姓逐渐富裕起来,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已经算不上什么稀奇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三大件”的头衔已经被冰箱、彩电的洗衣机所替换。虽然自行车已经失去了“家庭重要财产”的地位,但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仍然坚持注册登记制度。这样做的目的也完全变味了,纯粹就是为了捞钱,把自行车上牌照作为“经济创收”的一条途径。办一个自行车牌照,最初收费三元,后来逐渐上涨到八元。由于车辆数量巨大,这笔收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一些城市街头的自行车牌照办证点,工作人员既不看购车发票等证件,也不问车辆的来路,更不查看车主的身份证明,只要按规定交钱,分把两分钟,他们就能够发一个自行车牌。
王加林和方红梅遇到的就是这样一群队伍。
尽管他们耐心地解释说,自行车不是他们的,是他们借用同学的车,但“红袖标”们还是要强行打钢印,逼迫他们交三元钱。
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红梅老师眼见好言好语据理力争没有效果,就开始耍横,说自己身上根本就没有三元钱。就算他们把钢印打在了自行车身上,她也不会给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们就看着办吧!
缰持了好半天,后来“红袖标”们只好让步。说车子既然是别人的,暂时不上户也可以,但王加林骑自行车带人,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交一块钱的罚款,否则,他们就要把自行车扣下来。
横下一条心准备抗争到底的红梅老师坚持拒绝交纳罚款。她站在丈夫的身边护着自行车,不让“红袖标”们靠近,以免他们强行锁车。
双方进行对峙状态。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眼看吃晚饭的钟点都快到了。加林低声与老婆商量,说这些人就是合法的“拦路抢劫犯”。他们既然兴师动众地出来了,不捞点儿收入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给他们一块钱算了,只当是打发了叫花子的。老是这么拱着,“红袖标”们无所谓,但我们耗不起呀,到现在连中饭都没吃,肚子早就在提意见了。
红梅老师想了想,觉得丈夫的话还是有道理。内心里,她也确实心疼满头大汗的加林,于是嘟哝了几句,从背包里摸出一块钱,算是勉强让了步。
再次上路后,还是王加林骑车,方红梅坐在自行车的后架上。“红袖标”们并没有前来制止他们违规带人。
到达方湾镇红梅的娘家时,已是下午六点半。
门上一把锁,家里竟然没有人。热情的邻居对红梅说,你妈还在地里割麦子呢!你爸肯定在卫生院,这个钟点正是开晚饭的时候。
加林把自行车锁在大门口,准备和红梅一起去责任田里寻她妈。
两人刚刚起步,就见红梅她妈手里拿着镰刀从村子北头走过来了。
见到女儿和女婿,筋疲力尽的母亲脸上现出淡淡的微笑。她从口袋里摸出钥匙,加快脚步去开门。
进门后,顾不上招呼女儿女婿坐,她就准备进厨房去做饭。
“我们来吧!您老先歇一歇。”加林见红梅她妈累得走路都走不稳的样子,自告奋勇动手做饭。他吩咐红梅去洗米,自己拿起菜刀,开始削莴苣皮。
饭菜做好端上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价直响的三个人开始狼吞虎咽。正在他们大快朵颐的时候,红梅她爸回来了。
职业的习惯,镇卫生院炊事员同志看了看桌上的饭菜,认为菜炒得不怎么样,而且太简单了。他用嗔怪的口吻对老伴说,孩子们大老远地回来了,弄点儿好吃的嘛!
红梅她妈停下筷子,歉疚地回应道:“早知道他们要回,我就会去街上割点肉。我一大早就去田里了,带了两个粑做午饭,中午没有回家。割了一天的麦子,腰都快断了,累得要死!晚饭还是加林红梅做的呢。”
听到这儿,红梅她爸感慨万端。说,每年的农忙季度都象打仗一样,根本就忙不过来。不只是红梅她妈累,他也是一样的。忙了医院忙家里,没有丝毫的空闲。他提议家里雇个人,帮忙料理一下家务,晚上还可以跟红梅她妈做个伴儿。
“请一个人?供吃管喝,每个月少说也得开二十块钱!”红梅她妈马上表示反对。
“是钱重要还是人重要啊?你白天累得像死狗,晚上一个人在家里还担惊受怕的。有一个人做伴儿,我也放心一些嘛!”红梅她爸坚持他的提议。为了论证这一提议的必要性,还非常动情地向女儿女婿叨叨起了红梅她妈的简陋生活。
他说,红梅她妈刚才讲中午吃了两个粑,明显是在说假话。家里的小麦还在田里长着呢,这两天才开始割,哪儿来的面粉做粑粑?这段时间,红梅她妈每天都是吃两餐。早晨煮点儿米饭,炒两样素菜,吃一半儿,再把剩下的饭菜倒进瓦罐里,加点水里面,放在灶堂里煨着。劳累一天之后,晚上回来就吃瓦罐里的汤饭。每天顶着炎炎烈日,一个人埋在棉花枝或者小麦丛中,脸上身上汗水直淌,衣服浸湿了,有时热得心里作呕,连口茶水都喝不上。没人送水啊!棉花从畈里摘回来后,晒在簸箕里和用板凳搁着的门板上,有时突起一阵大风,把簸箕和门板上的棉花吹得满地都是。红梅她妈就一个人蹲在地上,一朵一朵地捡,还得拣干净粘在棉花上的树叶和杂草,弹去上面的灰尘。棉花的收购价今年上涨了不少,结果又让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动了歪心思,偷盗棉花的事件经常发生。有几个晚上,红梅她妈听到有人在拨弄家里的大门,她一个人在屋里吓得瑟瑟发抖……
“我又必须睡在医院里,家里没个人跟她作伴儿怎么行?”红梅她爸对着女儿女婿问,希望得到孩子们的支持。
加林和红梅果然就站在了红梅她爸这一边,一起劝说红梅她妈,花钱雇个人。
红梅他妈还是舍不得冤枉掏二十元钱。
她说,敬文在孝天城上高中,又交上了女朋友,每月给他八十元钱还不够花。二女子腊梅在肖港中学读书,虽说手比较紧,每月也得三十多块钱。两个人都上高三了,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今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现在赚钱多不容易,哪里还敢花钱请人做事?自己累就累点儿,出力气总比出钱要强。
听到这儿,加林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既敬佩红梅她爸妈的牺牲奉献精神,同时又为自己父母的自私自利感到羞愧。
同样是做老人,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眼下他手头上没钱,帮不上红梅家什么忙,但他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对红梅的父母好。这样的老人值得他尊敬,也应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