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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邦华带着矿营和卢象升的天雄营坐镇潞安府,策划围剿窜晋流贼事宜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的紫禁城中也没有清闲下来。
对南京官场和几个侯伯勋贵世家进行整肃之后没过多久,随着浙西之乱的平定,崇祯皇帝的目光,很快就又重新转回到了开海这件事情上了。
自从开海通商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上被定为大明国策之后,南北两京的官场上都经历了一番严酷的斗争。
崇祯皇帝也趁着这个机会,通过督察院副都御史贾继春之手,将一部分党争恶习不改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朝堂,对这些人处置既快又狠,要么是抄家充军,比如给事中任澍、李友兰、霍化鹏,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钱谦益;要么是勒令致仕回籍,比如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郑三俊;要么是断崖式的降职调任,比如张延登、惠世扬、钱士升等。
当然了,那部分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南京勋贵,连充军流放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赐死了事。
崇祯皇帝的雷霆手段,彻底让南北两京的官员和勋贵们,见识到了皇帝开海通商的决心,朝野之间对于开海的议论辩驳,随之由公开转为地下,再也没有哪个官员或者勋贵上书反对开海了。
即便是崇祯皇帝之前一直着意提防着的郑芝龙,也一直没有动静。
按理说,登莱、南直、浙江、福建、广东这五个沿海地区,各开一个海港通商,对于郑家的海上垄断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即便是朝廷将闽海新开的港口设在他的防区之内,基本上仍然等于是交给了他来控制,但他也不应该无所表示才对。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从一月到四月,几个月过去了,在南北两京被吵得沸反盈天的开海大政,早已传遍了沿海,传遍了天下,郑芝龙却一直没有动静。
不过,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不管现在郑芝龙的肚子里在憋着什么坏水,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隐情,只要他能不公开跟朝廷叫板,不公开反对开海通商,那就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郑芝龙通过别人或者自己亲自上书反对开海,甚至是重新起兵造反,叛据海上,如今的崇祯皇帝也已经做好了撕破脸开战的准备。
朝廷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水师力量,当然远远不如郑芝龙强大,但是有些事情即使明知道有风险也必须硬着头皮去做。
崇祯皇帝开海的诏书已经明发天下,这个事情也就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除非满朝文武群起反对,逼着皇帝再下诏收回成命。
但是在崇祯之初的时候,满朝文武还没有谁有这样的胆子和能力,敢于带着群臣逼宫,让崇祯皇帝将已经明发天下的诏书收回。
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的崇祯年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崇祯皇帝曾经被迫六次下发罪己诏,这个问题的性质,要比收回成命更严重。
下罪己诏,意味着向全天下的人认错乃至认罪,这对皇帝的权威来说绝对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只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而这样的事情,崇祯皇帝被逼着先后做了六次。
也因此,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皇帝的权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人阳奉阴违,人人瞒上欺下,圣旨出不了紫禁城已成了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
到了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去上早朝,却赫然发现,往日举行朝会的建极殿里冷冷清清,一个臣子都没有。
当时无奈之下,崇祯皇帝亲自去景阳钟,召唤在京的大臣们入宫商议守城御敌之策,可是先后敲了三边,到了天黑,也还是没有一个臣子前来。
到了夜里,... -->>
李邦华带着矿营和卢象升的天雄营坐镇潞安府,策划围剿窜晋流贼事宜的时候,崇祯皇帝在京师的紫禁城中也没有清闲下来。
对南京官场和几个侯伯勋贵世家进行整肃之后没过多久,随着浙西之乱的平定,崇祯皇帝的目光,很快就又重新转回到了开海这件事情上了。
自从开海通商在崇祯二年的元旦大朝会上被定为大明国策之后,南北两京的官场上都经历了一番严酷的斗争。
崇祯皇帝也趁着这个机会,通过督察院副都御史贾继春之手,将一部分党争恶习不改的东林党人赶出了朝堂,对这些人处置既快又狠,要么是抄家充军,比如给事中任澍、李友兰、霍化鹏,以及他们的精神领袖钱谦益;要么是勒令致仕回籍,比如原南京礼部尚书钱象坤、郑三俊;要么是断崖式的降职调任,比如张延登、惠世扬、钱士升等。
当然了,那部分吃饭砸锅、吃里扒外的南京勋贵,连充军流放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赐死了事。
崇祯皇帝的雷霆手段,彻底让南北两京的官员和勋贵们,见识到了皇帝开海通商的决心,朝野之间对于开海的议论辩驳,随之由公开转为地下,再也没有哪个官员或者勋贵上书反对开海了。
即便是崇祯皇帝之前一直着意提防着的郑芝龙,也一直没有动静。
按理说,登莱、南直、浙江、福建、广东这五个沿海地区,各开一个海港通商,对于郑家的海上垄断来说,是影响很大的。
即便是朝廷将闽海新开的港口设在他的防区之内,基本上仍然等于是交给了他来控制,但他也不应该无所表示才对。
然而事实上就是这么奇怪,从一月到四月,几个月过去了,在南北两京被吵得沸反盈天的开海大政,早已传遍了沿海,传遍了天下,郑芝龙却一直没有动静。
不过,对如今的崇祯皇帝来说,不管现在郑芝龙的肚子里在憋着什么坏水,也不管他有什么理由或者隐情,只要他能不公开跟朝廷叫板,不公开反对开海通商,那就是一件好事。
即便是郑芝龙通过别人或者自己亲自上书反对开海,甚至是重新起兵造反,叛据海上,如今的崇祯皇帝也已经做好了撕破脸开战的准备。
朝廷在东南沿海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水师力量,当然远远不如郑芝龙强大,但是有些事情即使明知道有风险也必须硬着头皮去做。
崇祯皇帝开海的诏书已经明发天下,这个事情也就已经没有了转圜的余地,除非满朝文武群起反对,逼着皇帝再下诏收回成命。
但是在崇祯之初的时候,满朝文武还没有谁有这样的胆子和能力,敢于带着群臣逼宫,让崇祯皇帝将已经明发天下的诏书收回。
当然了,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的崇祯年间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崇祯皇帝曾经被迫六次下发罪己诏,这个问题的性质,要比收回成命更严重。
下罪己诏,意味着向全天下的人认错乃至认罪,这对皇帝的权威来说绝对是一种严重的损害。
对任何一个皇帝来说,都只能是走投无路、万不得已情况下的一种选择。
而这样的事情,崇祯皇帝被逼着先后做了六次。
也因此,到了崇祯末年的时候,皇帝的权威几乎已经荡然无存,人人阳奉阴违,人人瞒上欺下,圣旨出不了紫禁城已成了一个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
到了李自成大军兵临北京城下的第二天,崇祯皇帝去上早朝,却赫然发现,往日举行朝会的建极殿里冷冷清清,一个臣子都没有。
当时无奈之下,崇祯皇帝亲自去景阳钟,召唤在京的大臣们入宫商议守城御敌之策,可是先后敲了三边,到了天黑,也还是没有一个臣子前来。
到了夜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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