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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城忙碌起来了。
虽然自瘟疫爆发后，就已经够忙碌，大夫们忙碌，为了缓解、治愈病情，一个个忙得形容憔悴；官员和兵卫衙役们也忙碌，忙着调查疫源，搜索疫患，隔离病者，给河渠和井水投清毒剂，但这种忙碌带了焦躁和慌乱，尽管因为沈纶的坐镇，大家的心还算安定，疫情没有全城扩散下去，也让人不至于恐惧绝望，然而病情得不到治愈却终是让人心慌的，就像头上悬着一块巨石，谁知道会不会掉下来砸到自己呢？
如今不同了。
随着第一例病患被治愈，大夫们激动，城内的官员更激动，守卫隔离区的兵卫甚至激动得流下眼泪，终于不用惶惶担心自己也会被传染然后一泻而死了！
这个好消息立即被敲锣打鼓告之全城，闭户于家中的扬州百姓都喜极而泣，有的甚至嚎啕大哭起来。之后便在官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开始全城的环境大清理，尤其是贫民坊区。司工房则率领衙役和民工进行全城排污管道的检查，破损的地方都用红砖勾灰泥砌出污水坑加盖，不让它往外泄露，待新的排污管道烧制后，再进行安装替换。还有公用水井上悬着的打水吊桶底部都要嵌一层过滤网，网下装有检测疫虫的药剂纱袋，一旦发现桶中倾出的水是浅紫色的，就不可饮用。
总之，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无论官民，此时忙碌都觉得心里踏实，包括贫民坊的百姓，清理起坊巷的污脏都特别卖力，唯恐漏了哪个角落。
扬州城是忙碌中透着轻松，但此时在东海都护府、福建道和岭南东道，却是一片人心惶惶的慌乱。
二月初七朝廷的谕旨还没传出长安，东海都护府的唐州、吕州和琉州就已爆发了剧烈瘟疫，死亡千人，包括商人、水手，岛上百姓，还有官员，兵卒，染疫者上万，爆发仅两天，吕唐岛和琉求岛已经是人心恐惧慌乱，权富之家纷纷乘着船离岛往福建道跑。因为一些官员和兵卒也染了疫，东海都护府根本没来得及封锁港口，就让几十艘船载着人逃了出去。
但是这些人还没有抵达海岸，东南最大的两个市舶司城市——广州和泉州也已经爆发了剧烈瘟疫，几天内就死亡数百上千，疫患多达万人。
此前这几个海港州城已经出现过霍乱，但因为染疫的人不多，便以常规的吐泻时疫禀报朝廷，之后因为朝廷通报了扬州爆发剧烈霍乱，这些官府都加强了防范；但是，因为扬州对霍乱疫情没有确诊，而且疫源调查还没有确论，其他出现霍乱的海港州都没有想到：疫源是从海上来。遂只严令药铺医馆发现有吐泻病人立即上报，并只对入港商船和渔船进行吐泻症状的检查，并没有封锁港口的措施，这个损失太大，没有充分确凿的理由，官府不敢擅行此举。
二月初六两艘大唐海船从天竺惶惶逃到东海都护府唐州港，收商税的官员从神情慌乱的船员口中得知天竺海港已经爆发了瘟疫，到处在死人，这些商船都是停港后发现情况不妙又匆匆起锚逃过来的。而在此前，已经有不知多少载了带疫者的商船进入南洋国家和大唐海港。
更没有人想到入港的海鲜也有可能带有瘟疫。
在沈清猗的验证出来之前，谁会想到虾类也会带疫呢？或者还不止虾类。
而在唐州、广州、泉州这些海港城富人们每日享用海鲜那是很正常的事，达官贵人的聚宴也是很正常的事，哪里会想到进入他们口中的海鲜脍有可能吃出霍乱呢？
当霍乱在民间因为带疫者而大爆发的时候，广州和泉州的官员也不幸的撞上了霍乱虾或霍乱扇贝，因为聚宴而染疫，几十名官员感染霍乱，包括泉州刺史。因为官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反应，也造成了瘟疫的失控。
在东海都护府、广州、泉州大乱时，南洋的细兰、暹罗、占城、三佛齐和东洋的扶桑、新罗的港口城市也都爆发了霍乱。包括山东道的市舶司海港密州也受到了波及。
而二月初九，长安才收到靖安卫从天竺发来的瘟疫扩散的情报。
距离的遥远使得情报出现了滞后，而靖安司只向皇帝奏报的制度也让沿海官府没有能够近距离得到这份情报，提前采取措施和决断。
总之，一切的偶然和必然造成了长治三十二年东南瘟疫的大爆发。
东海都护府、广州和泉州的疫情奏到长安，已经是二月中下旬了。
当泉州的奏报最先抵达京城时，圣人立即召太子及政事堂宰执并太医署令丞紫宸殿议事，商议紧急措置。
宰执们道：
“须得立即下旨封锁港口。”
“不仅是泉州，所有临海港口都必须封港。”
“海船运入的海鲜都得查禁，不经检疫不得放行。”
“泉州刺史染疫，别驾仅为副职，官低且出身寒门，封锁四城，恐怕也压制不住城中的世家，况泉州民风悍勇，若无威望之人坐镇，严禁城中不出，诸民惶惧之下，恐生民变。须得令福建观察使颜伯维坐镇泉州。”
福建道的道治是福州，观察使衙门也在福州，在泉州官府无首的惶乱局面下，调从三品的观察使大员过去，自是能稳定民心。
太子坐在丹墀下方的小方榻上，一袭宽大的赭黄七团窠龙袍掩着他羸弱的身躯，团龙的刺金色显得他的脸色苍白无华，却无损那种温润如玉又清贵儒雅的气质，他一直没发言，这会却开口道：“即使调颜伯成过去，恐怕也压不住城中某些人。须得再下一道旨令，任何人胆敢违令出城，不论官职身份，立斩不赦。”>
扬州城忙碌起来了。
虽然自瘟疫爆发后，就已经够忙碌，大夫们忙碌，为了缓解、治愈病情，一个个忙得形容憔悴；官员和兵卫衙役们也忙碌，忙着调查疫源，搜索疫患，隔离病者，给河渠和井水投清毒剂，但这种忙碌带了焦躁和慌乱，尽管因为沈纶的坐镇，大家的心还算安定，疫情没有全城扩散下去，也让人不至于恐惧绝望，然而病情得不到治愈却终是让人心慌的，就像头上悬着一块巨石，谁知道会不会掉下来砸到自己呢？
如今不同了。
随着第一例病患被治愈，大夫们激动，城内的官员更激动，守卫隔离区的兵卫甚至激动得流下眼泪，终于不用惶惶担心自己也会被传染然后一泻而死了！
这个好消息立即被敲锣打鼓告之全城，闭户于家中的扬州百姓都喜极而泣，有的甚至嚎啕大哭起来。之后便在官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开始全城的环境大清理，尤其是贫民坊区。司工房则率领衙役和民工进行全城排污管道的检查，破损的地方都用红砖勾灰泥砌出污水坑加盖，不让它往外泄露，待新的排污管道烧制后，再进行安装替换。还有公用水井上悬着的打水吊桶底部都要嵌一层过滤网，网下装有检测疫虫的药剂纱袋，一旦发现桶中倾出的水是浅紫色的，就不可饮用。
总之，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无论官民，此时忙碌都觉得心里踏实，包括贫民坊的百姓，清理起坊巷的污脏都特别卖力，唯恐漏了哪个角落。
扬州城是忙碌中透着轻松，但此时在东海都护府、福建道和岭南东道，却是一片人心惶惶的慌乱。
二月初七朝廷的谕旨还没传出长安，东海都护府的唐州、吕州和琉州就已爆发了剧烈瘟疫，死亡千人，包括商人、水手，岛上百姓，还有官员，兵卒，染疫者上万，爆发仅两天，吕唐岛和琉求岛已经是人心恐惧慌乱，权富之家纷纷乘着船离岛往福建道跑。因为一些官员和兵卒也染了疫，东海都护府根本没来得及封锁港口，就让几十艘船载着人逃了出去。
但是这些人还没有抵达海岸，东南最大的两个市舶司城市——广州和泉州也已经爆发了剧烈瘟疫，几天内就死亡数百上千，疫患多达万人。
此前这几个海港州城已经出现过霍乱，但因为染疫的人不多，便以常规的吐泻时疫禀报朝廷，之后因为朝廷通报了扬州爆发剧烈霍乱，这些官府都加强了防范；但是，因为扬州对霍乱疫情没有确诊，而且疫源调查还没有确论，其他出现霍乱的海港州都没有想到：疫源是从海上来。遂只严令药铺医馆发现有吐泻病人立即上报，并只对入港商船和渔船进行吐泻症状的检查，并没有封锁港口的措施，这个损失太大，没有充分确凿的理由，官府不敢擅行此举。
二月初六两艘大唐海船从天竺惶惶逃到东海都护府唐州港，收商税的官员从神情慌乱的船员口中得知天竺海港已经爆发了瘟疫，到处在死人，这些商船都是停港后发现情况不妙又匆匆起锚逃过来的。而在此前，已经有不知多少载了带疫者的商船进入南洋国家和大唐海港。
更没有人想到入港的海鲜也有可能带有瘟疫。
在沈清猗的验证出来之前，谁会想到虾类也会带疫呢？或者还不止虾类。
而在唐州、广州、泉州这些海港城富人们每日享用海鲜那是很正常的事，达官贵人的聚宴也是很正常的事，哪里会想到进入他们口中的海鲜脍有可能吃出霍乱呢？
当霍乱在民间因为带疫者而大爆发的时候，广州和泉州的官员也不幸的撞上了霍乱虾或霍乱扇贝，因为聚宴而染疫，几十名官员感染霍乱，包括泉州刺史。因为官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反应，也造成了瘟疫的失控。
在东海都护府、广州、泉州大乱时，南洋的细兰、暹罗、占城、三佛齐和东洋的扶桑、新罗的港口城市也都爆发了霍乱。包括山东道的市舶司海港密州也受到了波及。
而二月初九，长安才收到靖安卫从天竺发来的瘟疫扩散的情报。
距离的遥远使得情报出现了滞后，而靖安司只向皇帝奏报的制度也让沿海官府没有能够近距离得到这份情报，提前采取措施和决断。
总之，一切的偶然和必然造成了长治三十二年东南瘟疫的大爆发。
东海都护府、广州和泉州的疫情奏到长安，已经是二月中下旬了。
当泉州的奏报最先抵达京城时，圣人立即召太子及政事堂宰执并太医署令丞紫宸殿议事，商议紧急措置。
宰执们道：
“须得立即下旨封锁港口。”
“不仅是泉州，所有临海港口都必须封港。”
“海船运入的海鲜都得查禁，不经检疫不得放行。”
“泉州刺史染疫，别驾仅为副职，官低且出身寒门，封锁四城，恐怕也压制不住城中的世家，况泉州民风悍勇，若无威望之人坐镇，严禁城中不出，诸民惶惧之下，恐生民变。须得令福建观察使颜伯维坐镇泉州。”
福建道的道治是福州，观察使衙门也在福州，在泉州官府无首的惶乱局面下，调从三品的观察使大员过去，自是能稳定民心。
太子坐在丹墀下方的小方榻上，一袭宽大的赭黄七团窠龙袍掩着他羸弱的身躯，团龙的刺金色显得他的脸色苍白无华，却无损那种温润如玉又清贵儒雅的气质，他一直没发言，这会却开口道：“即使调颜伯成过去，恐怕也压不住城中某些人。须得再下一道旨令，任何人胆敢违令出城，不论官职身份，立斩不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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