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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5]
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按亩收税），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征兵）。这两项都已经动到根本，因此堪称重大改革。[27]
改革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稽考，但在当时，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结果都是富国强兵。[28]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32]
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竟密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不晚。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33]
当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国国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晋国的史官居然发表评论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件事至少在景公时代便已开始。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屦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来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会给救济。
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前539），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才会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既然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就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37]
然而齐景公却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私下里分给田地；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堪称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恐怕是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以礼治国。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和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有用了。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悼公和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41]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的作风横行霸道，也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42]
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有两都就有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43]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前583），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前493），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其中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被淘汰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
叔牙，老四季友。因为其后代都是公孙，便按照排行称为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又因为都是桓公之后，所以合称“三桓”。
三桓的强大，与体制有关。我们在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中说过，周天下类似于株式会社，各邦国也有点像公司。天下是总公司，总经理是天子，董事长是天。邦国是子公司，总经理诸侯，董事长是天子。但这种比喻，说的只是授权关系。实际上邦国的治理，诸侯更像董事长，多半听政而不执政。作为一国之君，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和任务，是祭祀、结盟、宣战、授爵，偏重于礼节性和礼仪性。具体的军国事务，则交给卿和大夫。
显然，国君是国家元首，卿大夫是政府首脑。因此，如果卿大夫的权势足够强大，可以包办一切，那么，国君的工作，便只剩下祭祀祖宗和神祇，正所谓“政由宁氏，祭则寡人”。[25]
卿大夫专政的卫国便是如此，后来三国时期的蜀汉也如此。刘禅的说法，便是“政由葛氏（诸葛亮），祭则寡人”。[26]
不过，卿大夫执政，又有两种惯例。
第一种，是政权交给公族。公族包括公子和公孙，即老国君的儿子和孙子。公子和公孙都是公室的人，所以叫公族。公族中一位公子继位，其他担任卿大夫，共同执政，就叫“公族制”，鲁和楚是。
另一种，是政权交给非公族，齐和晋是。齐国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世代为卿的国子和高子，就既不是公族，也不姓姜，姓姬。晋国则在献公之时，就杀光了所有的公族。文公之后，执政的均非公族。这些异姓贵族如果长期执政变成世袭，就形成卿族。卿族执政的制度，无妨叫“卿族制”。
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鲁国乃周公之后，遵守周礼，讲究“亲亲”（重视血缘关系）和“尊尊”（维护等级制度）。其实这事与华夏或蛮夷什么的没有太大关系。比如在楚国，担任令尹、司马等要职的，就历来是公子，只不过他们自己叫王子。
三桓，就是长期把持鲁国政权的公族。到这次兵变，他们执政之久长达一个半世纪，历经僖、文、宣、成、襄、昭六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鲁国的国有资产逐渐地转移到他们的名下，鲁国的政治权力也逐渐地掌握在他们的手上。国君不被架空，才是怪事。
那么，三桓又干了些什么？
初税亩，作丘甲，作三军，分公室。前三件在子产之前，后一件在子产之后。初税亩就是初步实现税亩制（按亩收税），作丘甲就是普遍推行丘甲制（按丘征兵）。这两项都已经动到根本，因此堪称重大改革。[27]
改革的具体内容已无从稽考，但在当时，税亩制被看作与民争利，丘甲制的制定则据说是为了防止齐国侵略。因此可以肯定，目的和结果都是富国强兵。[28]
问题在于，强盛起来的鲁国，是谁的？
三桓的。
所以，到子产执政的十九年前，鲁国作三军。鲁国原本有两军。现在变成三军，并不是增加一军，而是把原来归公室所有、由鲁君指挥的两军打散，重新组建编制。新组建的三军，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各掌一军。不足的兵乘，三桓用自己的私家军队来补充。这在表面上看来，是他们为邦国做了贡献，但这三军的编制权和指挥权，在三家手里。因此，他们其实是把鲁国的国军，变成了自己的家军，故《左传》称之为“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29]
二十五年后，也就是子产铸刑鼎的前一年，三桓再次瓜分了公室。他们把鲁国的国有资产分成四股，季孙氏得两股，叔孙氏和孟孙氏各得一股，然后每家提成给国君，其实不过蝇头小利。堂堂一国之君，几乎变成叫花子。[30]
这真可谓欺人太甚，鲁君也终于忍无可忍。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九月十一日，昭公率领亲信和亲兵进攻鲁国执政季平子的府邸。季平子猝不及防，登上府中高台向昭公喊话，请求昭公对自己开庭审判，昭公不同意；请求到自己的采邑闭门思过，昭公也不同意；请求带少量亲兵流亡国外，昭公还是不同意。三让而不果，脸就撕破了，只有刀兵相见。
问题是这时的三桓，早已俨然国中之国。叔孙氏的司马便对手下人说：我是家臣，不敢考虑什么国不国的。我只问一句话，有季孙氏和没季孙氏，哪种情况对我们家有利？众人都说，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的亲兵立马去救季平子。孟孙氏的家臣看见叔孙氏军旗招展，没有片刻犹豫就杀了昭公派来的使者，也去救援。三家联手，昭公哪能对付？也只能落荒而逃。
一场兵变，以昭公狼狈逃窜告终。[31]
这当然是典型的礼坏乐崩，但三桓也遭到了报应。就在他们蛮横对待自己国君的同时，他们的家臣也在用同样的态度和方式对待自己的家君。鲁定公五年（前505），也就是吴王阖闾攻入楚国郢都的第二年，季平子去世。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趁机软禁了接班人季桓子，逼他签订城下之盟，让自己执掌鲁国国政达三年之久。[32]
三年后，阳虎的野心更加膨胀，竟密谋干掉三桓的掌门人，由自己和同伙取而代之。这回，轮到季桓子变成鲁昭公，体会一下什么叫君臣易位，犯上作乱了。
阳虎的计划，是先请季桓子吃饭，然后在宴席上谋杀他。于是阳虎驱车走在前面，他的堂弟阳越殿后，季桓子夹在当中。桓子感觉情况不妙，便对自己的驾驶员林楚说：你们家祖祖辈辈都是我季氏良臣，希望你能继承传统。
林楚说，晚了。阳虎已经成了气候。
桓子说，不晚。你现在能带我去孟孙氏家吗？
林楚说，臣不敢贪生，就怕于事无补。
桓子说，那就走！
于是林楚拍马飞车前往孟孙氏家。靠着孟孙氏的救援，季桓子逃过一死，政权重新回到三桓手里。[33]
当然，三桓好歹是公族，所以鲁国国君的面子仍然用纸糊着。但即便如此，春秋最后一任鲁君哀公，也还是逃到了越国，请勾践做他的保护人。[34]
有趣的，是舆论。
鲁昭公死在国外后，晋国的史官居然发表评论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社稷的祭祀者并不一定就非得是某姓某族，君臣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嘛！[35]
好一个“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照这个逻辑，臣变君，君换人，也都是可能的了？
没错。齐和晋，即如此。
田陈代齐
夺取了齐国政权的，是田陈氏。
齐国原本也是蛮夷。他们的始祖姓姜，属于羌戎，是诸羌而非诸夏。齐国的受封之地，则在东夷，而且是殷商的老窝。姜太公到了这里，也没像周公的儿子伯禽到了鲁国那样，要“变其俗，革其礼”，反倒“因其俗，简其礼”，而且“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也就是说，姜太公因势利导因地制宜，把西戎、东夷、殷商（工商）、姬周（农业）这些不同的文化都结合起来，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就是齐能够大国崛起的秘密。[36]
所以，齐鲁虽然是近邻，但两国的作风和传统，却大相径庭。鲁国实行的是公族制，齐国实行的是卿族制。后来取代齐君的，就是卿族田陈氏。
田陈氏的始祖名叫完，本是陈国公子，由于国内动乱而投奔齐桓公，从此落户在齐，称为陈氏，也叫田氏。陈和田，在当时读音相同，一回事。只不过春秋称陈，战国称田；《左传》称陈，《史记》称田，因此不妨称为田陈氏。
那么，田陈怎样取代姜齐？
和平演变。
演变其实是政变，这跟鲁国是一样的。只不过，三桓化公为私，田陈则收买人心。这件事至少在景公时代便已开始。齐景公是个贪婪的人。当时齐国民众的收入，三分之二要交给公家，留给自己的只有三分之一。结果，景公的国库里，粮食多得吃不完，生虫长蛆；衣料多得用不完，破烂腐朽。老百姓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冻馁倒毙于路途。齐国的刑律又苛严，民众动不动就会被砍腿砍脚，以至于“国之诸市，屦贱踊贵”，鞋子卖不掉，假肢买不着。
田陈的氏室，则反其道而行之。老百姓来借贷，他们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收租、收税、收贷，则用法定的小容器少收。从山上采购木材，从海边采购鱼盐，进价是多少，卖价也是多少。如果民众家庭困难，他们还会给救济。
这就不仅是让利于民，而且是普施恩惠。难怪齐国的民众对田陈氏室，会“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田陈在齐国，简直就是“人民的大救星”。
所以，齐景公九年（前539），出使晋国的齐国政治家晏婴，才会对晋国政治家叔向说，国君既然抛弃自己的子民，他们就只能到田陈氏那里去。我不保证将来陈家会不会得到邦国。但我们齐，肯定已经是末世了。[37]
然而齐景公却似乎并没有多少警觉。反倒是田陈氏的第五代掌门人陈桓子，听从晏婴的建议，把自己从内乱中获得的资产全部交还给公家。他还召回流亡国外的公族，增加他们的俸禄，封给他们采邑。没有爵位的公子公孙，私下里分给田地；孤苦伶仃的弱势群体，私下里分给粮食。
田陈氏大得人心。[38]
齐景公终于开始觉得有问题。有一次，景公和晏婴聊天。景公说，寡人的宫室堪称美轮美奂，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晏婴说，恐怕是田陈氏的吧？田陈氏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功德，但民众对他们家的春风雨露，已经载歌载舞了。
景公问：有办法吗？
晏婴说，有，以礼治国。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婆母慈祥儿媳妇顺从，这就是礼。
景公说，我知道礼能治国了。[39]
其实相同的意见孔子也发表过。就在景公与晏婴对话的前一年，鲁昭公讨伐季孙氏兵败逃亡，孔子随后也到了齐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的回答便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也很清楚，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每个人都恪守礼仪和规范，天下就太平。
可惜孔夫子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晏夫子则是“不问我不说，说了也不做”。事实上，阻挠孔子在齐国实行礼治的不是别人，正是晏婴。晏婴对景公说，王室衰微，不可救了；礼坏乐崩，好些年了。孔丘那一套，没有用了。
孔子只好打道回府。[40]
晏婴为什么要反孔，读者自可见仁见智。但他说礼乐的崩坏已积重难返，则是事实。因此，以晏婴之多智，便既不能挽救姜齐的没落，也无法阻止田陈的壮大，只能听天由命。也因此，他在齐国的政治斗争中严守中立，对所有的政变都不支持，不反对，不掺和，最后得以善终。
慢慢强大起来的田陈氏，却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齐景公去世后，他们先是干掉了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国子和高子，然后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齐国的大权。悼公和平公就是他们家立的，简公则是他们杀的。立悼公的，是田陈氏的第六代掌门人僖子；杀简公立平公的，是第七代掌门人成子。
成子跟他的祖先一样具有政治天赋。他对平公说，人之常情，是喜欢受赏，憎恨受罚。所以，你我君臣不妨这样分工：赏赐的好事，君上来做；惩罚的恶名，臣下来背。平公见美誉归自己，成子做恶人，欣然同意。但他哪里知道，人之常情，固然是喜欢赏赐，却更害怕惩罚。惩罚的权柄捏在成子手里，国人畏惧的就不是平公，而是成子了。
何况可以生杀，便可以予夺。于是成子趁机消灭了所有的异己，又把齐国的大片土地收入自己的囊中。采邑面积之大，远远超过平公能够控制的国土。等到田陈氏第十代掌门人田和相齐时，田陈代齐，便只需要一道手续了。
公元前386年，周王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只剩下一座城邑的齐康公去世，姜齐彻底灭亡。之后的齐，战国的齐，不再姓姜，姓陈或田。[41]
三家分晋
齐国改姓前，晋国先没了。
与姜齐相反，晋国原本是正宗的姬周。他们的始封之君，是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春秋前半段，晋人几乎代表着华夏正统，与东夷（齐）、西戎（秦）、南蛮（楚）、北狄（狄族各部落国家）抗衡，尊王攘夷，安定天下。可以说，如果没有晋，华夏文明或许早已沦亡，中华历史也要重新改写。
然而与周、鲁、郑、卫诸姬，甚至与宋相比，晋又更像戎狄。他们的封地原本就是戎狄的游牧地区，建国之初实行的土地政策也不是周制，而是狄制。后来他们长期伐狄，征服对方的同时也难免部分被同化，变成半戎狄化的华夏。晋人的作风横行霸道，也能够长期维持霸权，恐怕就因为他们身上有戎狄的血气和血性。[42]
晋，是有霸气的。
霸气的晋国乱得很早，春秋之前就曾“一国两都”，既有翼（又名绛，今山西翼城县），又有曲沃（今山西闻喜县）。有两都就有两君，一个是穆侯的嫡子文侯，以及文侯的后代；另一个是文侯的弟弟桓叔，以及桓叔的后代，即庄伯和武公。前者显然是嫡传，是正宗，后者不是。然而桓叔受封之时，曲沃便大于国都。六十七年后，晋国的世系更被偷梁换柱，变成非嫡传的这支了。[43]
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历史教训，春秋以后的晋国不再信任公族。晋献公甚至杀光了桓叔和庄伯的后代，以防祸起萧墙。献公自己的儿子，则死的死，逃的逃。所以从惠公和文公起，晋国的执政者便都是异姓贵族。
这样一来，晋国安稳了吗？
没有。
事实上，异姓贵族如果权势极大，而且卿位世袭，就会形成卿族。卿族虽然是异姓，对公室的威胁却不亚于公族。晋灵公，就是赵盾的堂弟赵穿杀的；晋厉公，则是栾书和中行偃杀的。所以，接替晋厉公为君的晋悼公，便不得不在即位前与这些异姓贵族约法三章。
悼公是栾书派知罃和士鲂接回国的，当时还只有十四岁。悼公说，一个邦国之所以需要国君，就因为要有人发号施令。如果立了国君又不听他的，请问立他干什么？需不需要我，听不听我的，都在今天一言为定。于是那些平时专横跋扈的异姓贵族都说：这也是臣等的心愿，敢不唯命是从！[44]
好一个晋悼公，真是识见不凡，也气度不凡。
然而就连晋悼公，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卿族专政的趋势。实际上正是从悼公的时代开始，卿族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执政的异姓贵族也由原来的十多家，变成只剩下六个氏室，这就是赵、范、中行（读如杭）、知（读如智，亦同智）、魏、韩，号称六卿。六卿中地位最高的，是正卿，即首席执行官。首席执行官照例同时担任中军的军长。他在战时是全军元帅，平时是全国首相，可以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悼公后的一百年间，这个职位就由六卿轮流坐庄。
显然，卿族形成的过程，也是权力集中的过程。从十多家异姓贵族，到只剩下六卿，是他们的第一轮淘汰赛。
第一轮竞争中差一点被淘汰的，是后来成了大气候的赵氏。鲁成公八年（前583），也就是楚国大夫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晋景公听信谗言，大开杀戒发兵围剿赵家，赵氏几乎灭族。只是由于韩厥出面说情，赵朔的儿子赵武才幸免于难，并被复封。[45]
这事后来被演绎为“赵氏孤儿”的故事。不过《史记》的说法来自战国时期的民间传说，并不可靠。靠得住的是赵武不但光复了祖业，而且把赵氏发展为卿族中势力最强大的一支。因此赵武死后，被谥为“文”。
但，灾难再次降临。
鲁定公十三年（前497），也就是吴越槜李之战前一年，范氏和中行氏趁赵氏内乱之机起兵攻赵。赵氏掌门人、赵武的孙子赵鞅（赵简子）逃到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并被围困。幸好，知、韩、魏三家站在赵一边，这才反败为胜，战败的范氏和中行氏则逃到了朝歌（今河南淇县）。[46]
之后就是一场国际混战，齐国、鲁国、卫国、宋国、郑国、鲜虞都与范氏和中行氏同盟，从鲁国叛逃的阳虎则成为赵鞅的帮手。鲁哀公二年（前493），也就是吴王夫差伐越的第二年，齐国给范氏和中行氏输送军粮，让郑国派兵押运。赵鞅对手下人说，成败在此一举。但凡战胜敌人的，上大夫赏县，下大夫赏郡，士赏田地千亩，庶人、商人、工人做官，奴隶解放。[47]
此战的结果，是赵军大获全胜。于是赵鞅如释重负地说：这下行了。因为第二轮淘汰赛的结果，肯定是范氏和中行氏出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然而赵鞅的一位下属却说，怎么会行了呢？不是还有智伯吗？[48]
是的，还有智伯。
果然，三十年后，智伯发起了第三轮淘汰赛。智伯就是知氏氏族的掌门人，这时的智伯是知襄子荀瑶。赵、魏、韩三家的掌门人，则是赵襄子（无恤）、魏桓子和韩康子。范氏和中行氏灭亡后，四家瓜分了他们的地盘。其中知氏得地最多，却继续向三家索要。韩和魏只好割地，赵襄子却寸土不让。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伐赵，围困晋阳。联军掘开汾水灌城，只差六尺就会把全城淹没。晋阳城内，也像当年被楚庄王围困的宋都，易子而食，悬釜而炊。
赵氏危在旦夕。
然而天不灭赵。韩康子和魏桓子深知，智伯在灭了赵襄子后绝不会罢手，下一个被灭的就轮到自己。因此他们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与赵襄子联手灭知，智伯兵败身亡。赵襄子为了解恨，还把智伯的头盖骨做成了酒具或夜壶，惹得豫让拼死拼活要来复仇。这故事，我们在《青春志》一开始就讲了。
知氏被淘汰出局，地盘被赵、魏、韩三家瓜分，号称“三晋”。三晋的实力远远大于那可怜兮兮的晋君。他们从大夫变成诸侯，已经只需要一道手续。[49]
晋国灭亡，战国开始，也只需要一道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