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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这真是最为漫长的一天，老人陷在记忆之海中不可自拔，记忆如海啸，那些士兵，那场战争像沸水一样在他衰老的身体内翻滚，他必须把它们倾倒出来。尽管老人的儿子一再央求他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但老人置若罔闻，没有一刻间断。看到他不断蠕动的干瘪的嘴唇，有时我都有了汗毛直竖的感觉：这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吗？当然，这种令人恐惧的念头还有来自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担心，老人万一激动起来，有个意外就不好了。即使没人怪我，我也不会原谅自己。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段悲惨的经历，谁愿意再细细地回想起那时的每一个细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艰难程度不亚于在南京的抗战。事实上，老人的确沉默了几十年。除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躲避诸如文革这样荒唐的运动，是不是他本人也不愿意再回忆？
夜晚像张密不透风的网一样罩在头顶，因为污染，更多的星星被遮在了天空之外，廖廖几颗倍显寂寞，就像眼前脸庞被遮在灯光阴影中的这位老人一样，几十年来，没有人肯来问一问他经历过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已经死去很多年了。是我把他唤醒了，他一旦醒来，就不想再死去了，或者说，他要在死去之前，让那些曾经跟随在他身边的亡灵活下来，不能跟着他一起沉睡在坟墓里。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寄托着太多的期待，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讲出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
老人终于意识到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愣愣地看着我，喃喃地说：“白天怎么总是这么短啊。”
我怕他会接着继续沉缅在往事之中，忙站了起来，说：“李老，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
老人的目光里泪花闪烁，浑浊的眼睛里充满血丝，他微微地喘着气，呼出来的衰老的气味在风中无力地飘散，他像怕冷似的缩着松弛的脖子，但双手紧紧地抓着藤椅的把手，努力地想让整个身子直起来。他在竭力地忍受着回忆带来的痛苦，尽可能地掩饰着自己的悲伤和哀痛。他对着空荡荡的夜空出神，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神情，低低地说：“唉，不说了，年轻人，你走吧。”
我应了一声，顾不得再安慰老人。南京保卫战即将结束，一支野兽大军的军靴将踏进这个古老的城市，把这个城市的灵魂辗成肉泥。她曾经美丽过，充满着梦想、爱情，也充满着五光十色的欲望，但这一切很快都会被毁灭，她将在血泊中哭泣……我忙慌慌地走了。
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不知道末班车还有没有。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赶到了公交车站，还好，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还在。奇怪的是，只有那个叫曾小艳的售票员抱着膀子站在那里，她有点烦躁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斜挎在肩上的票夹晃来晃去，和她一样有点不耐烦。她看到我，急急地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有点惊讶：“你们在等我吗？”
她愣了一下，可能也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奇怪，她弯下腰，向车子下面看了看，答非所问地说：“车子出了点毛病，趴窝了，天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是修不好可怎么办？我们都回不去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泪水的湿润气味。
我弯下腰看了看，司机嘴里咬着一个小电筒，正在车子下面鼓捣着。我心里有点高兴，如果车子没坏，也许一个多小时以前他们就走了。我忙安慰她说：“车子会修好的，我们会回去的。”
她眨着大眼睛看了看我，像邻家女孩那样很乖地点了点头。她好像有点冷，把两只膀子抱得更紧了，我甚至还听到她牙齿咯咯颤抖的声音。她怕再张口会有冷风灌进来，让她的身子更冷，于是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簌簌发抖的样子看上去更加让人怜惜。
好在车子终于修好了，只有我一个乘客，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南京，可能心情都不好，一路上没人说话。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了。年轻的女售票员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习惯性地扭过头来，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中？
是的，她的容颜已经刻在我的心上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了夜幕中，在昏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军已经过去，雨花路上那匹死去的黑色军马仍旧站在那里，那个死去的国军骑兵仍然直直地坐在上面，他的眼睛还在吓人地瞪着前方一动不动。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鲜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野狗已经出现，尸体太多，它们对那些干枯的老人的尸体已经不感兴趣，跳来跳去地挑选小孩和少女的尸体，呜呜地叫着撕吃着内脏。它们嘴里塞满东西，叫声含糊不清，就像哭声一样。就连这些畜生也会为南京哭泣吗？我摇了摇头，畜生是没有理性的，就像那些日本兵一样，几十年后，他们还会穿上已经褪色的旧军装，沾有无辜中国平民鲜血的旧军装，拿着锈迹斑斑的军号，列队来到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在异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强奸的魔鬼，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的松井石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多少改变。
所以，要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不想这些了，还是回到1937年12月的南京。
那些野狗仍然在撕吃着受尽屈辱死去的人们。人死了，还要再受野狗的折磨，说来也是中国的狗呢。我伸出手，握成凶狠的拳头，冲着它们吆喝起来：“快滚！快滚！”它们抬起头，红色的眼睛在月光里闪着邪恶的光芒，它们并没有退走，反而冲着我汪汪地叫起来。我四处张望，想找块石头把它们砸走。地上全是粘稠的鲜血，根本看不到水泥路面。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椭圆形的石头，我弯下腰把它抓在手里，软软的，那是个婴儿的小脚。我的头皮发麻，赶紧把它扔掉，慌慌地逃走了。
我不想再这样写下去了，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1937年12月和第二年的1月，我在南京只能看到这些。到处都是死尸，把头转向一边，还是死尸，那是一个池塘，漂着一层尸体，它们不是腐烂发臭而浮起来的，而是整个池塘堆满了，水变成彩色的，在月光的照耀下，红色最艳，散发着尖利的光芒，我的眼睛被刺得很疼。池塘边还有一具尸体被日本兵的军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被砍掉一大半。各种各样的尸体都有，有的无头无脚，有的缺手少臂。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具被烧烂的尸体，只剩下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没有了。第二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串耳朵，从上面一直垂到地面，有几百个吧，耳朵破破烂烂，有脏得发黑的，可能成年累月没有洗过澡，也有白晳的女人的耳朵，她也许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逃出南京的富家小姐……
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过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在嘟哝着什么。越来越近了，是个老人，满头的白发，身子枯瘦，手像鸡爪一样颤抖着。他的脸上布满老人斑，两腿走得软软的，一阵微风吹来就足以把他刮倒，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他能在这座已经死掉的城里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你不能不感叹生命是多么强劲。我充满尊敬地看着他，但突然就愣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银色西装，还扎着一条红色领带，这不是一个生活在1937年南京的老人，而是应该生活在2009年。他怎么也出现在了1937年12月的南京？他和我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瞪着前面，喃喃地说：“唉，真惨啊。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煤炭港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风从头顶吹过，像死去的30万南京同胞的哭泣，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南京上空徘徊，久久不肯离去。我的头皮发麻，作为一个军人，我受不了这些哭声。那些哭声从破败的铜井镇一直跟着我到了雨花台，那些冤魂的哭声从地下钻出来，像轻烟一样漂浮在空中，它们挂在南京的树上、城头上，浸透在南京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一个阴气重重的城市。
前面就是大方巷，四个日本兵提着步枪，枪刺上滴着鲜血，嘻嘻哈哈地从巷子里一个院子里出来了。
他们看到我，端着枪恶狠狠地瞪着我。没什么好说的，杀掉吧，就算毫无意义，还是杀掉吧。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畜生了。他们不是军人，只是一群披着军服的畜生。畜生们是不讲理的，你也无须和他们讲理。
那家院子里躺着三具尸体，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脸上血肉模糊，头颅破裂，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她的眼珠迸了出来，挂在那堆烂泥一样的碎肉上瞪着月亮。她的旁边一块也许平常是当做凳子用的大青石，一个一岁左右的婴儿被摔死在上面。门口前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她全身赤裸，乳房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yīn道里插着一把刺刀。屋里很暗，透过窗户的月光照在床上，床上是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白皙的脸庞红肿，也许是她最初的不顺从招来日军的毒打，美丽的胴体上涂满了肮脏的污泥，长长的秀发覆盖着她受伤的脸庞。我突然觉得有点眼熟，这不是那个中华门下被日军轮奸的少女吗？她不是那个开往铜井的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曾小艳吗？我把她的秀发拂起，果然是她。时间越来越乱了，事情越来越糟糕。她难道和那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大概是这样了，她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个票夹，里面也就是几元硬币而已。她到死都在保护这个票夹吗？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脱下身上的迷彩服，轻轻地披在她的身上。那个长生寺的和尚也曾给她脱过袈裟。我们身为男人，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姐妹，她们死了，总该让她们有点尊严吧。
月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有点恍惚，是啊，1937年12月，南京城里那么多女性遭受了侮辱，遭到了屠杀，那些男人们呢？为什么反抗的男人们那么少呢？相反，敢于反抗的多是女人。有怀里揣着剪刀，宁愿杀死日军然后被杀也不愿受辱的，还有一个叫李秀英的女人把日军的军刀拔出与日军搏斗，甚至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弄来了一支枪，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日本兵……有和日军拼命的男人吗？当年的一个幸存者回忆说，他们四个男人在逃往难民区的路上，见到一个日本兵在强奸一个少女，他们四个男人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四个精壮的男人，就那么看着一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糟蹋着中国的女人，居然连口气都不敢喘。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把这当做苦难来展示，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当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说他们是幸存者，不如说是苟活者更为恰当。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并不愿意，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刚要转身出去，床下传来一阵籁籁的声音，就像老鼠爬过一堆丝绸一样小心谨慎犹豫不决，又像是传说中的鬼魂使劲地要从墙中挤出来一样。我虽然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但还是觉得头皮发麻。最先露出的是一个梳得油光的脑袋，接着露出了他苍白的脸。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牙齿格格地响着，身子瑟瑟地发抖，震得屋中的灰尘在月光下更快地舞蹈着。他被吓坏了。我向他伸出了一只手，说：“你别害怕，我也是中国人。”
他的目光闪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有了点肉色。他抖抖索索地把手递给我，那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啊？冰凉冰凉的，甚至比大街上死人的手还要冷，比冰冷还要冷，顺着我的手传到我的胳膊，胳膊也要被冻僵了，然后又爬到我的脸上，我的脑袋里，我不由打了一个冷战。这是个被吓坏的男人。
他从床下钻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色的裤头，很显然，在日本兵进来之前，他也许正和死去的那个女孩睡在一起，他是仓促之间躲到床下的。那个死去的女孩吸引了那帮畜生的全部注意力，因而救了他一命。可笑的是，他的上身刺满了吓人的纹胸，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这样的纹身再熟悉不过了，在夫子庙遍地都是的纹身艺术馆里，这是最受男人欢迎的图案，而女人是美丽的蝴蝶。1937年的南京也有这样装腔作势的纹身，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街头的小混混？还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也许是我的目光让他感到更加冷了，他扯过床上浸满鲜血的被子，裹在身上，坐在床边，身子还在不停地发抖。他甚至都没有看那个死去的女孩一眼。他的嘴唇乌青，看来钻进床下已经有段时间了。
他的家人都死了，外面死去的人可能就是他的亲人，这个床上的女孩也许是他的老婆。他还活着，虽然冻得够呛，但没一点事儿，甚至连点擦伤都没有。我不知道是该同情他，还是应该鄙视他。这样的男人，在1937年的南京是大多数。他们被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父母被杀害，看着妻子被侮辱，就那么像根吓傻的木头一样瞪着眼睛看着，手抬不起来，脚也抬不起来，甚至嘴巴也张不开，连骂一句都不敢，伸着脖子等着被日本兵砍上一刀……
他的身子慢慢地不抖了，也许是身上有了热量，脸色慢慢正常了。他看出来我的目光里内容混乱，感情复杂，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是怜其不幸恨其不争？是嘲讽？是愤怒？谁知道呢，也许都有。他把头扭向一边，看着床下，喃喃地说：“我们是好人，我们又没得罪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日本兵为什么这么不讲良心？”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给畜生讲良心，这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了。
我盯着他，问他：“你家人被杀时，你妻子被强奸时，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你为什么不会反抗呢？”
他颤抖一下，但很快抬起头，狠狠地瞪着我，目光充满怨恨。我这样说，显然激怒他了。他终于愤怒了。我想起了一个叫龙应台的中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问他：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中国人，你为什么总是在自己同胞面前愤怒？我真的这样问他了。我不是凶手，我只是一个路人，甚至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路人。我不是在质问他，我只是问了一个憋了很久一直想问却没有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谁忍心去追问那些幸存者，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任何责问对他们来说，都是残酷的。但我目睹了这个幸存者的经历，他那么年轻，还是一个壮年劳力，即使我不来问他，他也应该问问自己。
他很恼怒地说：“她们不是我的家人，她们只是想躲到我们家的邻居。这个女孩也不是我老婆，她只是我女朋友。”
这就是理由？
他突然站起来，一只手抓着被子，腾出另一只手捣着我的鼻子，恨恨地说：“你别来问我！你想干什么？你有何居心？你不也是照样活得好好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说我，我们都是一样！”
是这样吗？如果真正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我会像他那样做吗？我当然不会，我是一名军人，只会选择像李茂才他们选择的那样去战斗，哪怕明知要失败，也要让自己像个军人那样死去。但如果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呢？我还有没有反抗的勇气？热血沸腾的大话谁都会说，真正的考验到来时，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
我可能会反抗吧，反正都是死。我有点犹豫，因为我也很清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渴望生存是人的天性，怯懦也是人的天性。我也许不会反抗？
我的沉默被他错误地理解为默认，他的脸色缓和下来，愣愣地看了看床上死去的女孩，她的胳膊耷拉在床边，鲜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流着。他又看了看门外，院里那三具尸体比月光还要清冷。他突然就捂着脸呜呜地哭了，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比你还要好一点，我是没有反抗，但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真想冲出来干掉几个鬼子，可我没有武器啊，我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是多么难过啊，我捏着拳头，咬紧牙，我对自己说，我不死，我要记着这个仇，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所有的人！”
我笑了：“那你记得这些凶手长得是什么模样吗？”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那种怨恨又出现在脸上：“你这人为什么这么冷血？你还能笑得出来？”
是的，我笑了，但我心里却悲痛欲绝，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有着凶狠纹身的男人，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漂亮的说辞，慷慨陈词，却是一堆华丽的语言泡沫，轻飘飘的没有一点用。多么熟悉的腔调，七十年后是这样，七十年前原来也是这样。
我不想再和他说下去了，我转过身，就要走时，披着我的迷彩服的那个女孩突然在床上动了一下。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她突然坐了起来，脸上还淌着血，但她的确看着我笑了，两只眼睛在黑暗中像猫眼一样闪着光，带着一种暧昧的丝绸一样柔软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
我愣了一下，说：“不是那帮畜生杀死你的吗？”
她摇了摇头，看了看那个纹身男人，淡淡地说：“是他把我杀死的。日本兵来时，我们两个都要往床下躲，他把我推了出来。他是很聪明，日本兵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当然也就想不到看看床下有没有人了。”
她看出来我有点不相信，侧过身子，指了指腰间一大块青色的斑痕，说：“你看看，这就是他用脚踹的，他可真有劲啊，一脚就把我踹出来了……”
那个纹身男人缩在角落，惊恐地看着她，牙齿格格地咬着，嘴唇抖动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不用说，这是真的了。
我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脑袋像是被炮弹炸了一样，嗡嗡地响着，纹身男人牙齿发出的格格声像唐僧的紧箍咒一样难听，把我的脑袋越勒越疼，我捂着脑袋，痛苦地呻吟着。这是我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听到的最毛骨悚然的故事了。我杀他，还是不杀？
她好像猜出我心里在想什么，声音还是没有一点表情，淡淡地说：“你杀不了他的，他一直都活得好好的，后来还娶了妻子，还有了一大堆孩子，他还是个模范丈夫呢。他是很厉害，就好像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有时连我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他是真忘了，还是根本就没拿它当一回事。”
我叹了口气，说：“那还是杀死他吧。”
我想要杀死他时，手里就多了一支九二式冲锋枪，我刚把冲锋枪取下来，她突然皱着眉头，愣愣地看着我，声音就像从遥远的云中飘来的一样含糊不清：“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我扭过头去看她，她突然消失了，那个纹身男人像水渗进土里一样不见了。我汗毛竖了起来，在黑暗中瞪大眼睛，接着我就看到了她，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曾小艳，她正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哎呀，我怎么也睡不着，你陪我说说话吧。”
我愣了一下，我正躺在一张席梦思上，房间里开着床头灯，黄色的灯光像一层薄雾一样在四周流淌着。她正倚在另一张床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背心，眼睛像朵刚刚盛开的鲜花那样盯着我。我想起来了，我今天从李茂才那里出来以后，到了铜井的公交车站，最后一趟公交车坏了，司机修了半天，没有修好，他只好骂骂咧咧地从车底下钻出来，向我们摊开满是油污的脏乎乎的手，说：“没办法，修不好了，现在也晚了，只能等明天让公司的拖车把它弄到维修厂了。我到亲戚家去住，你们怎么办呢？”
他说完以后，长满麻子的脸充满抱歉地看看我，又看看曾小艳。
我忙说：“没事，我找一个酒店住一个晚上吧，反正明天还要继续呆在这里，省得再跑来跑去了。”
曾小艳说：“我到我表姐家，我表姐家在这里。”
于是我们分手了，准确地说，是我们和司机分手了。他向西边走，驼着背，像一条衰老的狗消失在月光里。我们向东边走，一个小巧玲珑的影子在一个中年男人的脚前摇曳生姿风情万种地飘着。灰暗的路灯和心情一样不明不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她好像有点冷，声音里有些颤抖。路过了两家酒店，她还没有找到她表姐家，两个人影继续走下去。路过第三家时，她仍然没找到。再往前走，就是一些民房，没有灯光闪烁的酒店了，这个街道真短。我不得不停下来，问她：“你表姐家在哪？”
她好像有点紧张，低低地说：“我这里没有亲戚。”
我有点吃惊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飞快地瞟我一眼，说：“我今天出来得急了一些，身上没有带钱，卖票的钱也没多少……我想，我想，你反正得找一个地方睡，能不能把我也捎上？”
我有点犹豫，一男一女住在一个房间，毕竟有点不方便，再说，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就是因为我要写这个小说采访国军老兵李茂才坐了几趟车。但她是一个女孩子，没找那个司机，而是跟着我，说明她更信任我，我总不能把她丢下吧。应该没什么故事，我已经是个在文学中浸泡多年的男人，年纪并不是很大，只是一个刚刚三十岁的中年人，但已经老气横秋了。三十岁可能也是青年，但我喜欢说自己是个中年人，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更深沉一些。我希望我能写出和我年龄一样深沉的小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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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门已经遥遥在望。
这真是最为漫长的一天，老人陷在记忆之海中不可自拔，记忆如海啸，那些士兵，那场战争像沸水一样在他衰老的身体内翻滚，他必须把它们倾倒出来。尽管老人的儿子一再央求他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但老人置若罔闻，没有一刻间断。看到他不断蠕动的干瘪的嘴唇，有时我都有了汗毛直竖的感觉：这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吗？当然，这种令人恐惧的念头还有来自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担心，老人万一激动起来，有个意外就不好了。即使没人怪我，我也不会原谅自己。
无论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段悲惨的经历，谁愿意再细细地回想起那时的每一个细节？这需要多大的勇气，艰难程度不亚于在南京的抗战。事实上，老人的确沉默了几十年。除了本能的自我保护，躲避诸如文革这样荒唐的运动，是不是他本人也不愿意再回忆？
夜晚像张密不透风的网一样罩在头顶，因为污染，更多的星星被遮在了天空之外，廖廖几颗倍显寂寞，就像眼前脸庞被遮在灯光阴影中的这位老人一样，几十年来，没有人肯来问一问他经历过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说，他已经死去很多年了。是我把他唤醒了，他一旦醒来，就不想再死去了，或者说，他要在死去之前，让那些曾经跟随在他身边的亡灵活下来，不能跟着他一起沉睡在坟墓里。我看得出来，他对我寄托着太多的期待，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讲出来。
我一定要把这个小说写好。
老人终于意识到天色已经很晚了，他愣愣地看着我，喃喃地说：“白天怎么总是这么短啊。”
我怕他会接着继续沉缅在往事之中，忙站了起来，说：“李老，时间已经不早了，你好好休息吧，我明天再来。”
老人的目光里泪花闪烁，浑浊的眼睛里充满血丝，他微微地喘着气，呼出来的衰老的气味在风中无力地飘散，他像怕冷似的缩着松弛的脖子，但双手紧紧地抓着藤椅的把手，努力地想让整个身子直起来。他在竭力地忍受着回忆带来的痛苦，尽可能地掩饰着自己的悲伤和哀痛。他对着空荡荡的夜空出神，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神情，低低地说：“唉，不说了，年轻人，你走吧。”
我应了一声，顾不得再安慰老人。南京保卫战即将结束，一支野兽大军的军靴将踏进这个古老的城市，把这个城市的灵魂辗成肉泥。她曾经美丽过，充满着梦想、爱情，也充满着五光十色的欲望，但这一切很快都会被毁灭，她将在血泊中哭泣……我忙慌慌地走了。
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不知道末班车还有没有。我几乎是一溜小跑赶到了公交车站，还好，那辆破破烂烂的公交车还在。奇怪的是，只有那个叫曾小艳的售票员抱着膀子站在那里，她有点烦躁不安，不停地走来走去，斜挎在肩上的票夹晃来晃去，和她一样有点不耐烦。她看到我，急急地说：“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有点惊讶：“你们在等我吗？”
她愣了一下，可能也觉得自己问得有点奇怪，她弯下腰，向车子下面看了看，答非所问地说：“车子出了点毛病，趴窝了，天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是修不好可怎么办？我们都回不去了！”她的声音里带着点泪水的湿润气味。
我弯下腰看了看，司机嘴里咬着一个小电筒，正在车子下面鼓捣着。我心里有点高兴，如果车子没坏，也许一个多小时以前他们就走了。我忙安慰她说：“车子会修好的，我们会回去的。”
她眨着大眼睛看了看我，像邻家女孩那样很乖地点了点头。她好像有点冷，把两只膀子抱得更紧了，我甚至还听到她牙齿咯咯颤抖的声音。她怕再张口会有冷风灌进来，让她的身子更冷，于是紧紧地咬着嘴唇，一声不吭。她簌簌发抖的样子看上去更加让人怜惜。
好在车子终于修好了，只有我一个乘客，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到了南京，可能心情都不好，一路上没人说话。
我在雨花台站下车了。年轻的女售票员把手放在开车门的按钮上，眼神友好，像一个温柔的淑女。我习惯性地扭过头来，朝她点了点头。她看到了，抿了一下嘴唇，友好的眼睛变成了一朵微笑的鲜花，既不夸张也不过分含蓄，一切恰到好处。我目送着公交车在黑夜中慢慢消失，心里突然有点极不老实的惆怅，要不要把那个像鲜花一样的笑容珍藏在记忆中？
是的，她的容颜已经刻在我的心上了。
雨花台的夜晚安静得吓人，路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像水一样从地上蒸发掉了。潮湿的南京总是浸泡在灰色的污染物中，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硫磺味，有些甜腻和呛鼻。苏宁电器的大门紧闭，那些塑料人一样的迎宾小姐消失在了夜幕中，在昏黄路灯的照耀下，苏宁电器像一个趴在地上的不动声色的怪兽，天亮的时候，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满脸欲望的人群。几只野猫蹲在门口，呜呜地叫着，不知道是在呼唤更多的同伴还是纯属无聊。
大队的日军已经过去，雨花路上那匹死去的黑色军马仍旧站在那里，那个死去的国军骑兵仍然直直地坐在上面，他的眼睛还在吓人地瞪着前方一动不动。道路两旁，堆积着数不清的男人和女人的尸体，鲜血已经凝结成紫色的了，野狗已经出现，尸体太多，它们对那些干枯的老人的尸体已经不感兴趣，跳来跳去地挑选小孩和少女的尸体，呜呜地叫着撕吃着内脏。它们嘴里塞满东西，叫声含糊不清，就像哭声一样。就连这些畜生也会为南京哭泣吗？我摇了摇头，畜生是没有理性的，就像那些日本兵一样，几十年后，他们还会穿上已经褪色的旧军装，沾有无辜中国平民鲜血的旧军装，拿着锈迹斑斑的军号，列队来到靖国神社，那里供奉着在异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强奸的魔鬼，包括南京大屠杀的主犯之一的松井石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多少改变。
所以，要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我们只能改变自己。
不想这些了，还是回到1937年12月的南京。
那些野狗仍然在撕吃着受尽屈辱死去的人们。人死了，还要再受野狗的折磨，说来也是中国的狗呢。我伸出手，握成凶狠的拳头，冲着它们吆喝起来：“快滚！快滚！”它们抬起头，红色的眼睛在月光里闪着邪恶的光芒，它们并没有退走，反而冲着我汪汪地叫起来。我四处张望，想找块石头把它们砸走。地上全是粘稠的鲜血，根本看不到水泥路面。好不容易看到一个椭圆形的石头，我弯下腰把它抓在手里，软软的，那是个婴儿的小脚。我的头皮发麻，赶紧把它扔掉，慌慌地逃走了。
我不想再这样写下去了，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在1937年12月和第二年的1月，我在南京只能看到这些。到处都是死尸，把头转向一边，还是死尸，那是一个池塘，漂着一层尸体，它们不是腐烂发臭而浮起来的，而是整个池塘堆满了，水变成彩色的，在月光的照耀下，红色最艳，散发着尖利的光芒，我的眼睛被刺得很疼。池塘边还有一具尸体被日本兵的军刀从左肩膀砍下来，脖子被砍掉一大半。各种各样的尸体都有，有的无头无脚，有的缺手少臂。路边的电线杆上，挂着一具被烧烂的尸体，只剩下龇着牙的头骨和半截身子，腿和膀子都没有了。第二根电线杆上挂着一串耳朵，从上面一直垂到地面，有几百个吧，耳朵破破烂烂，有脏得发黑的，可能成年累月没有洗过澡，也有白晳的女人的耳朵，她也许是一个还没来得及逃出南京的富家小姐……
一个人影摇摇晃晃地过来了，一边走着一边在嘟哝着什么。越来越近了，是个老人，满头的白发，身子枯瘦，手像鸡爪一样颤抖着。他的脸上布满老人斑，两腿走得软软的，一阵微风吹来就足以把他刮倒，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他能在这座已经死掉的城里活到现在，真是一个奇迹。你不能不感叹生命是多么强劲。我充满尊敬地看着他，但突然就愣在那里，他穿着一件银色西装，还扎着一条红色领带，这不是一个生活在1937年南京的老人，而是应该生活在2009年。他怎么也出现在了1937年12月的南京？他和我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了，浑浊的眼睛茫然地瞪着前面，喃喃地说：“唉，真惨啊。那时的人老实，都不敢动，叫跪就跪，叫坐就坐下。煤炭港大货房里三千多人只有三个日本人看管，大门开着，又都没有绑，一起哄，三千人至多死几百个，两千多都能逃出来，可就是没有人出头，都胆小，都怕死！”
我明白了，他是一个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风从头顶吹过，像死去的30万南京同胞的哭泣，七十多年过去了，他们日复一日地在南京上空徘徊，久久不肯离去。我的头皮发麻，作为一个军人，我受不了这些哭声。那些哭声从破败的铜井镇一直跟着我到了雨花台，那些冤魂的哭声从地下钻出来，像轻烟一样漂浮在空中，它们挂在南京的树上、城头上，浸透在南京的每一寸土地，这是一个阴气重重的城市。
前面就是大方巷，四个日本兵提着步枪，枪刺上滴着鲜血，嘻嘻哈哈地从巷子里一个院子里出来了。
他们看到我，端着枪恶狠狠地瞪着我。没什么好说的，杀掉吧，就算毫无意义，还是杀掉吧。我再也不想看到这些畜生了。他们不是军人，只是一群披着军服的畜生。畜生们是不讲理的，你也无须和他们讲理。
那家院子里躺着三具尸体，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脸上血肉模糊，头颅破裂，豆腐一样的脑浆淌了一地。她的眼珠迸了出来，挂在那堆烂泥一样的碎肉上瞪着月亮。她的旁边一块也许平常是当做凳子用的大青石，一个一岁左右的婴儿被摔死在上面。门口前是一个四十来岁的妇女，她全身赤裸，乳房被日本兵用刀割掉了，yīn道里插着一把刺刀。屋里很暗，透过窗户的月光照在床上，床上是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白皙的脸庞红肿，也许是她最初的不顺从招来日军的毒打，美丽的胴体上涂满了肮脏的污泥，长长的秀发覆盖着她受伤的脸庞。我突然觉得有点眼熟，这不是那个中华门下被日军轮奸的少女吗？她不是那个开往铜井的公交车上的售票员曾小艳吗？我把她的秀发拂起，果然是她。时间越来越乱了，事情越来越糟糕。她难道和那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样遭遇了时间回旋吗？大概是这样了，她的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个票夹，里面也就是几元硬币而已。她到死都在保护这个票夹吗？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脱下身上的迷彩服，轻轻地披在她的身上。那个长生寺的和尚也曾给她脱过袈裟。我们身为男人，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同胞姐妹，她们死了，总该让她们有点尊严吧。
月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有点恍惚，是啊，1937年12月，南京城里那么多女性遭受了侮辱，遭到了屠杀，那些男人们呢？为什么反抗的男人们那么少呢？相反，敢于反抗的多是女人。有怀里揣着剪刀，宁愿杀死日军然后被杀也不愿受辱的，还有一个叫李秀英的女人把日军的军刀拔出与日军搏斗，甚至还有一个小学女教师弄来了一支枪，躲在床下面，一枪一个打死了五个日本兵……有和日军拼命的男人吗？当年的一个幸存者回忆说，他们四个男人在逃往难民区的路上，见到一个日本兵在强奸一个少女，他们四个男人躲在那里，眼睁睁地看着，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四个精壮的男人，就那么看着一个已经解除了武装的日本兵糟蹋着中国的女人，居然连口气都不敢喘。几十年过去了，他们把这当做苦难来展示，从来都没有想过，他们当时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与其说他们是幸存者，不如说是苟活者更为恰当。尽管我们在感情上并不愿意，也可能会让我们感到沮丧，但事实就是这样。
我刚要转身出去，床下传来一阵籁籁的声音，就像老鼠爬过一堆丝绸一样小心谨慎犹豫不决，又像是传说中的鬼魂使劲地要从墙中挤出来一样。我虽然一直坚信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但还是觉得头皮发麻。最先露出的是一个梳得油光的脑袋，接着露出了他苍白的脸。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牙齿格格地响着，身子瑟瑟地发抖，震得屋中的灰尘在月光下更快地舞蹈着。他被吓坏了。我向他伸出了一只手，说：“你别害怕，我也是中国人。”
他的目光闪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有了点肉色。他抖抖索索地把手递给我，那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啊？冰凉冰凉的，甚至比大街上死人的手还要冷，比冰冷还要冷，顺着我的手传到我的胳膊，胳膊也要被冻僵了，然后又爬到我的脸上，我的脑袋里，我不由打了一个冷战。这是个被吓坏的男人。
他从床下钻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色的裤头，很显然，在日本兵进来之前，他也许正和死去的那个女孩睡在一起，他是仓促之间躲到床下的。那个死去的女孩吸引了那帮畜生的全部注意力，因而救了他一命。可笑的是，他的上身刺满了吓人的纹胸，左青龙，右白虎，中间是玄武。这样的纹身再熟悉不过了，在夫子庙遍地都是的纹身艺术馆里，这是最受男人欢迎的图案，而女人是美丽的蝴蝶。1937年的南京也有这样装腔作势的纹身，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街头的小混混？还是一个黑社会的老大？也许是我的目光让他感到更加冷了，他扯过床上浸满鲜血的被子，裹在身上，坐在床边，身子还在不停地发抖。他甚至都没有看那个死去的女孩一眼。他的嘴唇乌青，看来钻进床下已经有段时间了。
他的家人都死了，外面死去的人可能就是他的亲人，这个床上的女孩也许是他的老婆。他还活着，虽然冻得够呛，但没一点事儿，甚至连点擦伤都没有。我不知道是该同情他，还是应该鄙视他。这样的男人，在1937年的南京是大多数。他们被吓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父母被杀害，看着妻子被侮辱，就那么像根吓傻的木头一样瞪着眼睛看着，手抬不起来，脚也抬不起来，甚至嘴巴也张不开，连骂一句都不敢，伸着脖子等着被日本兵砍上一刀……
他的身子慢慢地不抖了，也许是身上有了热量，脸色慢慢正常了。他看出来我的目光里内容混乱，感情复杂，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目光，是怜其不幸恨其不争？是嘲讽？是愤怒？谁知道呢，也许都有。他把头扭向一边，看着床下，喃喃地说：“我们是好人，我们又没得罪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日本兵为什么这么不讲良心？”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给畜生讲良心，这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了。
我盯着他，问他：“你家人被杀时，你妻子被强奸时，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呢，你为什么不会反抗呢？”
他颤抖一下，但很快抬起头，狠狠地瞪着我，目光充满怨恨。我这样说，显然激怒他了。他终于愤怒了。我想起了一个叫龙应台的中国人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问他：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中国人，你为什么总是在自己同胞面前愤怒？我真的这样问他了。我不是凶手，我只是一个路人，甚至是一个并不存在的路人。我不是在质问他，我只是问了一个憋了很久一直想问却没有问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谁忍心去追问那些幸存者，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任何责问对他们来说，都是残酷的。但我目睹了这个幸存者的经历，他那么年轻，还是一个壮年劳力，即使我不来问他，他也应该问问自己。
他很恼怒地说：“她们不是我的家人，她们只是想躲到我们家的邻居。这个女孩也不是我老婆，她只是我女朋友。”
这就是理由？
他突然站起来，一只手抓着被子，腾出另一只手捣着我的鼻子，恨恨地说：“你别来问我！你想干什么？你有何居心？你不也是照样活得好好的？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说我，我们都是一样！”
是这样吗？如果真正置身于1937年12月的南京，我会像他那样做吗？我当然不会，我是一名军人，只会选择像李茂才他们选择的那样去战斗，哪怕明知要失败，也要让自己像个军人那样死去。但如果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呢？我还有没有反抗的勇气？热血沸腾的大话谁都会说，真正的考验到来时，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
我可能会反抗吧，反正都是死。我有点犹豫，因为我也很清楚，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渴望生存是人的天性，怯懦也是人的天性。我也许不会反抗？
我的沉默被他错误地理解为默认，他的脸色缓和下来，愣愣地看了看床上死去的女孩，她的胳膊耷拉在床边，鲜血还在一滴一滴地流着。他又看了看门外，院里那三具尸体比月光还要清冷。他突然就捂着脸呜呜地哭了，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喃喃地说：“你为什么要折磨我？我比你还要好一点，我是没有反抗，但我心里充满了愤怒，我真想冲出来干掉几个鬼子，可我没有武器啊，我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我是多么难过啊，我捏着拳头，咬紧牙，我对自己说，我不死，我要记着这个仇，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些凶手的罪恶告诉天下所有的人！”
我笑了：“那你记得这些凶手长得是什么模样吗？”
他的眉头皱了起来，那种怨恨又出现在脸上：“你这人为什么这么冷血？你还能笑得出来？”
是的，我笑了，但我心里却悲痛欲绝，我真的没有想到，这个有着凶狠纹身的男人，居然还能说出这么漂亮的说辞，慷慨陈词，却是一堆华丽的语言泡沫，轻飘飘的没有一点用。多么熟悉的腔调，七十年后是这样，七十年前原来也是这样。
我不想再和他说下去了，我转过身，就要走时，披着我的迷彩服的那个女孩突然在床上动了一下。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她突然坐了起来，脸上还淌着血，但她的确看着我笑了，两只眼睛在黑暗中像猫眼一样闪着光，带着一种暧昧的丝绸一样柔软的声音说：“你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吗？”
我愣了一下，说：“不是那帮畜生杀死你的吗？”
她摇了摇头，看了看那个纹身男人，淡淡地说：“是他把我杀死的。日本兵来时，我们两个都要往床下躲，他把我推了出来。他是很聪明，日本兵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当然也就想不到看看床下有没有人了。”
她看出来我有点不相信，侧过身子，指了指腰间一大块青色的斑痕，说：“你看看，这就是他用脚踹的，他可真有劲啊，一脚就把我踹出来了……”
那个纹身男人缩在角落，惊恐地看着她，牙齿格格地咬着，嘴唇抖动着，什么也说不出来。不用说，这是真的了。
我浑身僵硬地站在那里，脑袋像是被炮弹炸了一样，嗡嗡地响着，纹身男人牙齿发出的格格声像唐僧的紧箍咒一样难听，把我的脑袋越勒越疼，我捂着脑袋，痛苦地呻吟着。这是我在1937年12月的南京听到的最毛骨悚然的故事了。我杀他，还是不杀？
她好像猜出我心里在想什么，声音还是没有一点表情，淡淡地说：“你杀不了他的，他一直都活得好好的，后来还娶了妻子，还有了一大堆孩子，他还是个模范丈夫呢。他是很厉害，就好像这件事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有时连我都有点糊涂了，不知道他是真忘了，还是根本就没拿它当一回事。”
我叹了口气，说：“那还是杀死他吧。”
我想要杀死他时，手里就多了一支九二式冲锋枪，我刚把冲锋枪取下来，她突然皱着眉头，愣愣地看着我，声音就像从遥远的云中飘来的一样含糊不清：“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我扭过头去看她，她突然消失了，那个纹身男人像水渗进土里一样不见了。我汗毛竖了起来，在黑暗中瞪大眼睛，接着我就看到了她，那个漂亮的女售票员曾小艳，她正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哎呀，我怎么也睡不着，你陪我说说话吧。”
我愣了一下，我正躺在一张席梦思上，房间里开着床头灯，黄色的灯光像一层薄雾一样在四周流淌着。她正倚在另一张床上，穿着一件白色的小背心，眼睛像朵刚刚盛开的鲜花那样盯着我。我想起来了，我今天从李茂才那里出来以后，到了铜井的公交车站，最后一趟公交车坏了，司机修了半天，没有修好，他只好骂骂咧咧地从车底下钻出来，向我们摊开满是油污的脏乎乎的手，说：“没办法，修不好了，现在也晚了，只能等明天让公司的拖车把它弄到维修厂了。我到亲戚家去住，你们怎么办呢？”
他说完以后，长满麻子的脸充满抱歉地看看我，又看看曾小艳。
我忙说：“没事，我找一个酒店住一个晚上吧，反正明天还要继续呆在这里，省得再跑来跑去了。”
曾小艳说：“我到我表姐家，我表姐家在这里。”
于是我们分手了，准确地说，是我们和司机分手了。他向西边走，驼着背，像一条衰老的狗消失在月光里。我们向东边走，一个小巧玲珑的影子在一个中年男人的脚前摇曳生姿风情万种地飘着。灰暗的路灯和心情一样不明不白，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她好像有点冷，声音里有些颤抖。路过了两家酒店，她还没有找到她表姐家，两个人影继续走下去。路过第三家时，她仍然没找到。再往前走，就是一些民房，没有灯光闪烁的酒店了，这个街道真短。我不得不停下来，问她：“你表姐家在哪？”
她好像有点紧张，低低地说：“我这里没有亲戚。”
我有点吃惊地看着她，不知道她这是怎么回事。
她飞快地瞟我一眼，说：“我今天出来得急了一些，身上没有带钱，卖票的钱也没多少……我想，我想，你反正得找一个地方睡，能不能把我也捎上？”
我有点犹豫，一男一女住在一个房间，毕竟有点不方便，再说，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就是因为我要写这个小说采访国军老兵李茂才坐了几趟车。但她是一个女孩子，没找那个司机，而是跟着我，说明她更信任我，我总不能把她丢下吧。应该没什么故事，我已经是个在文学中浸泡多年的男人，年纪并不是很大，只是一个刚刚三十岁的中年人，但已经老气横秋了。三十岁可能也是青年，但我喜欢说自己是个中年人，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更深沉一些。我希望我能写出和我年龄一样深沉的小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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