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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比例不足60%, 立即补全或24小时候即可正常阅读。 “银行里上班的。”
“父母都是吗？”
“都是。”
“是高管吗？还是负责贷款这一块儿的？听说搞贷款的都有很多油水可捞。”
吕艺笑了笑，没说话。
蹬腿的人翻了个身，换了条腿, 也换了个聊天对象。
“苏洋, 你爸妈是干嘛的？”
苏洋的回答也一如既往符合人设，“你管那么多干嘛？调查户口？”
赵泉泉撇嘴, “人家关心关心你嘛。”
“开公司的，行了吧，长官？”
“什么公司？”
“正经公司。”
“我是问你他们公司卖什么东西的？”
“狗皮膏药。”
吕艺和路知意都笑出了声。
赵泉泉嘀咕几句，又把话题转向路知意。
“知意, 那你爸妈是干什么的呀？”话音刚落，她又立马记起来了，“哦，对，上次你说过了, 你爸爸是村支书，你妈妈在卫生站工作。”
路知意不笑了, 嗯了一声。
赵泉泉说：“怎么没看你爸妈平时打电话给你啊？”
“他们……工作忙。”
“工作忙也不能够一个电话都不打吧？”
“打过，每周一两通。”路知意含糊道, “只是你没听到, 我都去走廊上接的。”
像是为了证明什么，她说：“今晚吃日料的时候, 我就出门接了个电话, 我爸打来的。”
赵泉泉蹬腿蹬累了, 喘着气问：“那还挺快的，一周打一次电话，一次就几分钟。”
路知意没吭声。
赵泉泉又问：“村支书到底干嘛的？和村长一个性质吗？平常都做些啥？”
一个又一个问题砸来，她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因为脑子里一片空白，竟也忘记其实她是可以拒绝回答的。她没那个本事，做不到谎言说得和真的一样。
可她能怎么办？
她躺在床上，只觉得手心都出汗了。
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谎的。
第一次赵泉泉问起她为什么独自来学校时，如果她不说父母忙就好了。如果没有那句话，就用不着说出父亲是村支书、母亲在卫生站这种鬼话来。
最终还是苏洋帮忙解围。
“你管人家村支书是干嘛的！跟你又没啥关系，怎么，你打算毕业去当村官啊？”
“喂喂，苏洋，你干嘛老对我那么凶？我关心室友也不行吗？”
“你那是关心还是多管闲事？”
“你——”
最终，赵泉泉忙着和苏洋拌嘴，再也没往下追问。
路知意松口气。
十一点，寝室终于熄灯。
窗帘没合上，从树梢上跃进来一缕白茫茫的月光，落在地上，落在床上，落在黑暗里不愿合上的眼睛里。
高一那年，语文老师布置作业，要全班写一篇八百字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
路知意问路雨：“我该怎么办？”
路雨说：“没人规定作文得完全真实，创作这种事情嘛，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就行。”
于是用了一整个下午，路知意写出洋洋洒洒八百字。
她语文一向不错，写作功底强，于是周一的班会课，老师让她上台朗诵这篇得了优的作文。
她站在台上，低头看着手里的作文本，念道：“我的父亲是一名村官，他在冷碛镇担任村支书一职——”
台下立马有了反应。
一个初中与她同班的男生忽然出声：“不对！你爸爸已经不是村支书了！”
班主任还没来得及阻止，男生已经一语道破真相。
“他现在是劳改犯！”
全班哄堂大笑起来。
劳改犯这个词语，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里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每当班里的男生剃了个近乎光头的板寸时，就会有调皮蛋开玩笑说：“XXX又剃了个劳改犯头！”
这个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残酷意味，成为了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词语。
可对于路知意来说，它一点也不好笑。
劳改犯三个字，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坐牢，在服刑，在接受来自命运最严苛的惩罚，在时刻忍受与至亲分离的苦痛。
后来呢？
后来，站在一众探寻的目光里，路知意把作文纸撕了。
班主任欲说点什么，收拾这烂摊子，可她赶在她上台之前开了口。
手里用力地攥着那把碎纸，嘴上轻描淡写，“我爸爸是个劳改犯，在坐牢，过失杀人罪。死的是我妈。”
“……”
就连班主任都忘了说话。
“他以前是村支书，老好人一个，冷碛镇家家户户出了事他都第一个赶到。修路他参与，报酬都分给村民。人家打架他出面，最后被误伤到头破血流的也是他。镇上有人借钱开养猪场，结果那年夏天猪链球菌爆发，没一头剩下，十万块，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就那么笑着跟人说：不用还了。我妈说他是傻子，好人二字，大抵都和傻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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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比例不足60%, 立即补全或24小时候即可正常阅读。 “银行里上班的。”
“父母都是吗？”
“都是。”
“是高管吗？还是负责贷款这一块儿的？听说搞贷款的都有很多油水可捞。”
吕艺笑了笑，没说话。
蹬腿的人翻了个身，换了条腿, 也换了个聊天对象。
“苏洋, 你爸妈是干嘛的？”
苏洋的回答也一如既往符合人设，“你管那么多干嘛？调查户口？”
赵泉泉撇嘴, “人家关心关心你嘛。”
“开公司的，行了吧，长官？”
“什么公司？”
“正经公司。”
“我是问你他们公司卖什么东西的？”
“狗皮膏药。”
吕艺和路知意都笑出了声。
赵泉泉嘀咕几句，又把话题转向路知意。
“知意, 那你爸妈是干什么的呀？”话音刚落，她又立马记起来了，“哦，对，上次你说过了, 你爸爸是村支书，你妈妈在卫生站工作。”
路知意不笑了, 嗯了一声。
赵泉泉说：“怎么没看你爸妈平时打电话给你啊？”
“他们……工作忙。”
“工作忙也不能够一个电话都不打吧？”
“打过，每周一两通。”路知意含糊道, “只是你没听到, 我都去走廊上接的。”
像是为了证明什么，她说：“今晚吃日料的时候, 我就出门接了个电话, 我爸打来的。”
赵泉泉蹬腿蹬累了, 喘着气问：“那还挺快的，一周打一次电话，一次就几分钟。”
路知意没吭声。
赵泉泉又问：“村支书到底干嘛的？和村长一个性质吗？平常都做些啥？”
一个又一个问题砸来，她支支吾吾含糊其辞，因为脑子里一片空白，竟也忘记其实她是可以拒绝回答的。她没那个本事，做不到谎言说得和真的一样。
可她能怎么办？
她躺在床上，只觉得手心都出汗了。
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谎的。
第一次赵泉泉问起她为什么独自来学校时，如果她不说父母忙就好了。如果没有那句话，就用不着说出父亲是村支书、母亲在卫生站这种鬼话来。
最终还是苏洋帮忙解围。
“你管人家村支书是干嘛的！跟你又没啥关系，怎么，你打算毕业去当村官啊？”
“喂喂，苏洋，你干嘛老对我那么凶？我关心室友也不行吗？”
“你那是关心还是多管闲事？”
“你——”
最终，赵泉泉忙着和苏洋拌嘴，再也没往下追问。
路知意松口气。
十一点，寝室终于熄灯。
窗帘没合上，从树梢上跃进来一缕白茫茫的月光，落在地上，落在床上，落在黑暗里不愿合上的眼睛里。
高一那年，语文老师布置作业，要全班写一篇八百字命题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
路知意问路雨：“我该怎么办？”
路雨说：“没人规定作文得完全真实，创作这种事情嘛，真真假假，虚实结合就行。”
于是用了一整个下午，路知意写出洋洋洒洒八百字。
她语文一向不错，写作功底强，于是周一的班会课，老师让她上台朗诵这篇得了优的作文。
她站在台上，低头看着手里的作文本，念道：“我的父亲是一名村官，他在冷碛镇担任村支书一职——”
台下立马有了反应。
一个初中与她同班的男生忽然出声：“不对！你爸爸已经不是村支书了！”
班主任还没来得及阻止，男生已经一语道破真相。
“他现在是劳改犯！”
全班哄堂大笑起来。
劳改犯这个词语，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里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每当班里的男生剃了个近乎光头的板寸时，就会有调皮蛋开玩笑说：“XXX又剃了个劳改犯头！”
这个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残酷意味，成为了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词语。
可对于路知意来说，它一点也不好笑。
劳改犯三个字，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坐牢，在服刑，在接受来自命运最严苛的惩罚，在时刻忍受与至亲分离的苦痛。
后来呢？
后来，站在一众探寻的目光里，路知意把作文纸撕了。
班主任欲说点什么，收拾这烂摊子，可她赶在她上台之前开了口。
手里用力地攥着那把碎纸，嘴上轻描淡写，“我爸爸是个劳改犯，在坐牢，过失杀人罪。死的是我妈。”
“……”
就连班主任都忘了说话。
“他以前是村支书，老好人一个，冷碛镇家家户户出了事他都第一个赶到。修路他参与，报酬都分给村民。人家打架他出面，最后被误伤到头破血流的也是他。镇上有人借钱开养猪场，结果那年夏天猪链球菌爆发，没一头剩下，十万块，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就那么笑着跟人说：不用还了。我妈说他是傻子，好人二字，大抵都和傻脱不了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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