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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东晋政权勉强延续了一百多年，前期靠的是王导，后期靠的是谢安。这一政权本质上就是若干大士族的联合统治，司马氏只是这个联盟的盟主而已。如果没有各大族的联合支持，盟主的地位是不稳固的。事实上在各大族的心中，都有跟孙悟空差不多的意思：这个盟主的位置你司马氏坐得，我何尝坐不得？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搞得好就让你坐，你搞得不好，特别是损害了我的利益，那就对不起，我就只好取而代之了。所以东晋一朝野心家特别多，开始有王敦，后来有桓温，甚至连陶侃都有“不臣之心”，到桓温的儿子桓玄，就干脆造了反。虽然后来桓玄被刘裕打败了，但最终晋朝还是灭在刘裕手上。刘裕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即南朝的宋，后人为了和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把它叫“刘宋”。
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地方势力那么大？就是士族阶级的缘故。尤其是大士族，又叫门阀士族，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大到几乎可以跟皇族相抗衡的地步。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自然就削弱了，就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分裂、政权更替频繁的一面。但也正因如此，地方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形成了许多空隙，社会便有了自由的空间。士族势力的强大还造成了另外一个更积极的情形，就是这些士族中的成员可以相对地脱离皇权的控制，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是非要靠皇帝才有饭吃。他们不靠中央政权也可以过很优裕的生活，这样终于慢慢摆脱皇权奴仆的心态，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价值。
其中谢安的故事就很典型。
大家都知道谢安是东晋后期很重要的政治家，他当宰相十多年，把国家治理得不错。在他的指挥之下，侄儿谢玄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来势汹汹的苻坚，保住了东晋政权。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谢安本来不想当官的。当时大士族出身的青年一般十八九岁就踏上仕途，二三十岁官就做得很大了，甚至有四十不到就做到“三公”的，如此年轻还没有长白头发，当时叫“黑头公”。而谢安一直到四十多岁还隐居在家乡会稽，有一天他老婆问他：“你难道真的就这样一辈子不出去做官？”谢安捏着鼻子（他大概有鼻炎），勉强回答他的太太说：“唉，恐怕还是免不了要出去做官啊。”他说“免不了”，是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去的意思。为什么不情愿呢？因为他觉得每天跟朋友们游山玩水，清谈高论，还有大群的美女跟着，唱歌跳舞，是很惬意的生活，为什么要出去做官呢？做官每天上下班，要忙着开会、批公文，要听长官的指挥、看长官的脸色，出了错还可能坐牢杀头。他现在这样多么优游自在啊！他们谢家是东晋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什么都不缺，犯不着出去奔波劳累、冒风险。但是他又不得不出去做官，因为对于当时的门阀士族，一定要有人在朝中做大官才能保住本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谢安的哥哥谢奕、弟弟谢石，一文一武都在朝廷当大官，可是他这两个兄弟实在没有才干，官都没当好，文的没政绩，武的打败仗，眼看位子就要保不住。所以为家族的门面和利益计，谢安虽然不情愿，一拖再拖，到了四十多岁还是出去做官了，否则谢氏门庭可能就衰落了。
谢安的例子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门阀士族只要有一两个人在朝中做大官，其余成员就可以享受非常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需要直接依靠皇帝，甚至根本不需要做官。而且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的心中便萌发了一种自觉，自觉自己并非其他人（包括皇帝）的工具，自己的生命也与其他任何人（包括皇族）一样珍贵。当时很多人常常在诗文中感叹生命短促，应当及时行乐。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会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绪，他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这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精神上的自我觉醒。简单地说，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跟其他人一样的珍贵的“人”。现代一些学者称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自觉到什么呢？自觉自己个体生命之珍贵，自觉自己并非他人的工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觉醒，有了这个觉醒，才有一切精神文明的产生。如果说私有财产是人类物质文明产生的基础，那么也可以说，个体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精神文明产生的基础。人如果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可以有独立意志、可以有自由思想而非一切听命于他人的人，那么一切精神上的创造都将是不可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了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几乎都是出身大士族，其原因盖在于此。以王谢二家为例，在当时真可谓人才辈出，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讲“王谢风流”。政治家、军事家除外，文化方面的名人就有著名的玄学清谈家王戎、王衍、王导、谢安，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王僧虔，著名的诗人谢朓、谢灵运等，不下数十人。
总之，当我们谈到魏晋南北朝时，不能不提到士族，不能不注意到士族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这里有两点是不可以忘记的。第一，士族阶级的兴起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动，造成了中央集权的削弱，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壮大，由此给社会带来了自由的空间，这是魏晋时代一方面分裂动乱一方面自由活泼的根本原因；第二，士族阶级带来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的人成为可能，使精神上的创造成为可能，因而大大推动了精神文明的进展。魏晋时代在思想、文学、艺术、科学各方面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此。当然，当时人的个体觉醒基本上还局限在士族成员上，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觉醒的条件。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定了少数人个体意识觉醒的重大意义。人类一切文明的发展都是金字塔形的，开始的时候总是极少数的、处于金字塔顶的人才能享受文明的成果，不过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文明就会向下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就能够享受这种成果。总是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慢慢地其他人才有可能富起来，一部分人先自觉起来，慢慢地其他人才有可能自觉起来。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br /> 东晋政权勉强延续了一百多年，前期靠的是王导，后期靠的是谢安。这一政权本质上就是若干大士族的联合统治，司马氏只是这个联盟的盟主而已。如果没有各大族的联合支持，盟主的地位是不稳固的。事实上在各大族的心中，都有跟孙悟空差不多的意思：这个盟主的位置你司马氏坐得，我何尝坐不得？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你搞得好就让你坐，你搞得不好，特别是损害了我的利益，那就对不起，我就只好取而代之了。所以东晋一朝野心家特别多，开始有王敦，后来有桓温，甚至连陶侃都有“不臣之心”，到桓温的儿子桓玄，就干脆造了反。虽然后来桓玄被刘裕打败了，但最终晋朝还是灭在刘裕手上。刘裕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即南朝的宋，后人为了和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把它叫“刘宋”。
到这里就明白了，为什么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地方势力那么大？就是士族阶级的缘故。尤其是大士族，又叫门阀士族，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大到几乎可以跟皇族相抗衡的地步。这样一来，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自然就削弱了，就造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混乱分裂、政权更替频繁的一面。但也正因如此，地方势力和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形成了许多空隙，社会便有了自由的空间。士族势力的强大还造成了另外一个更积极的情形，就是这些士族中的成员可以相对地脱离皇权的控制，脱离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不是非要靠皇帝才有饭吃。他们不靠中央政权也可以过很优裕的生活，这样终于慢慢摆脱皇权奴仆的心态，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独立价值。
其中谢安的故事就很典型。
大家都知道谢安是东晋后期很重要的政治家，他当宰相十多年，把国家治理得不错。在他的指挥之下，侄儿谢玄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来势汹汹的苻坚，保住了东晋政权。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谢安本来不想当官的。当时大士族出身的青年一般十八九岁就踏上仕途，二三十岁官就做得很大了，甚至有四十不到就做到“三公”的，如此年轻还没有长白头发，当时叫“黑头公”。而谢安一直到四十多岁还隐居在家乡会稽，有一天他老婆问他：“你难道真的就这样一辈子不出去做官？”谢安捏着鼻子（他大概有鼻炎），勉强回答他的太太说：“唉，恐怕还是免不了要出去做官啊。”他说“免不了”，是很不情愿但又不得不去的意思。为什么不情愿呢？因为他觉得每天跟朋友们游山玩水，清谈高论，还有大群的美女跟着，唱歌跳舞，是很惬意的生活，为什么要出去做官呢？做官每天上下班，要忙着开会、批公文，要听长官的指挥、看长官的脸色，出了错还可能坐牢杀头。他现在这样多么优游自在啊！他们谢家是东晋数一数二的大家族，什么都不缺，犯不着出去奔波劳累、冒风险。但是他又不得不出去做官，因为对于当时的门阀士族，一定要有人在朝中做大官才能保住本家族的社会地位。当时谢安的哥哥谢奕、弟弟谢石，一文一武都在朝廷当大官，可是他这两个兄弟实在没有才干，官都没当好，文的没政绩，武的打败仗，眼看位子就要保不住。所以为家族的门面和利益计，谢安虽然不情愿，一拖再拖，到了四十多岁还是出去做官了，否则谢氏门庭可能就衰落了。
谢安的例子说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些门阀士族只要有一两个人在朝中做大官，其余成员就可以享受非常优裕的物质生活，并不需要直接依靠皇帝，甚至根本不需要做官。而且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他们的心中便萌发了一种自觉，自觉自己并非其他人（包括皇帝）的工具，自己的生命也与其他任何人（包括皇族）一样珍贵。当时很多人常常在诗文中感叹生命短促，应当及时行乐。读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会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绪，他说：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这是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精神上的自我觉醒。简单地说，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一个跟其他人一样的珍贵的“人”。现代一些学者称魏晋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自觉到什么呢？自觉自己个体生命之珍贵，自觉自己并非他人的工具，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觉醒，有了这个觉醒，才有一切精神文明的产生。如果说私有财产是人类物质文明产生的基础，那么也可以说，个体意识的觉醒是人类精神文明产生的基础。人如果意识不到自己是一个可以有独立意志、可以有自由思想而非一切听命于他人的人，那么一切精神上的创造都将是不可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了那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几乎都是出身大士族，其原因盖在于此。以王谢二家为例，在当时真可谓人才辈出，直到今天我们还常常讲“王谢风流”。政治家、军事家除外，文化方面的名人就有著名的玄学清谈家王戎、王衍、王导、谢安，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王珣、王珉、王僧虔，著名的诗人谢朓、谢灵运等，不下数十人。
总之，当我们谈到魏晋南北朝时，不能不提到士族，不能不注意到士族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这里有两点是不可以忘记的。第一，士族阶级的兴起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动，造成了中央集权的削弱，造成了地方势力的壮大，由此给社会带来了自由的空间，这是魏晋时代一方面分裂动乱一方面自由活泼的根本原因；第二，士族阶级带来了人的个体意识的觉醒。个体意识的觉醒使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思想的人成为可能，使精神上的创造成为可能，因而大大推动了精神文明的进展。魏晋时代在思想、文学、艺术、科学各方面之所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根本原因在此。当然，当时人的个体觉醒基本上还局限在士族成员上，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觉醒的条件。但是，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定了少数人个体意识觉醒的重大意义。人类一切文明的发展都是金字塔形的，开始的时候总是极少数的、处于金字塔顶的人才能享受文明的成果，不过随着社会向前发展，文明就会向下扩散，越来越多的人就能够享受这种成果。总是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慢慢地其他人才有可能富起来，一部分人先自觉起来，慢慢地其他人才有可能自觉起来。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历史是这样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