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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手段吓倒，不是顺服司马氏就是不敢作声。但是硬骨头总是有的，嵇康就是一个。嵇康痛恨司马氏的残忍，尤其痛恨司马氏的虚伪，痛恨他“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旗号，却干着与儒家宗旨相反的不仁不义的勾当。他愤激不已，便打出道家的旗帜来与司马氏对着干，并且写下一系列矛头直指司马氏的文章，如《释私论》《管蔡论》。当他的朋友山涛想推他出来做官的时候，他不仅不领情，反而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山涛绝交。表面是与山涛绝交，本质是与司马氏决裂，《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就是一篇不合作主义的宣言。
这样一来，嵇康就成了司马氏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用什么罪名来杀掉嵇康呢？这是很为难的。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是曹家的，没办法把不忠的罪名加在嵇康的头上。这时刚好发生一件事，嵇康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有一个哥哥叫吕巽，吕安跟嵇康一样讨厌司马氏，但吕巽却选择了倒向司马氏，做司马氏的爪牙。吕安的老婆很漂亮，吕巽是个好色之徒，奸污了弟媳。吕安当然很愤怒，嵇康为了吕家的名声，劝吕氏兄弟相互隐忍。吕安答应了，吕巽表面上也答应了，不料这家伙恶人先告状，向司马氏诬告吕安不孝，在家打母亲。司马氏本来就讨厌吕安，便以不孝的罪名将吕安抓了起来。嵇康看见好友被诬陷，又痛恨吕巽不讲信用，便挺身而出为吕安辩解。不料早就怀恨在心的司马氏居然借机把嵇康一起抓了起来，说嵇康为不孝的吕安辩护也是不孝，最后用完全莫须有的“不孝”罪名，把吕安和嵇康两个人都杀害了。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不好理解，嵇康虽然聪明绝顶，毕竟只是一介书生，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也没有组织反对党，司马氏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如果说嵇康有力量，顶多也就是精神的力量。嵇康也很奇怪，如此聪明的一个人，难道看不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气候早就形成了吗？为什么偏要螳臂当车呢？为什么就不能学自己的朋友山涛呢？如果他能接受山涛的推荐，司马氏一定会给他个不小的官做的，但嵇康偏不。这正是嵇康令司马氏害怕的精神力量之所在，他的独立意志和高尚人格就体现在这里。他无法扭曲自己的内心，无法屈从别人的意志，宁死也不屈服，绝不让自己的人格蒙羞。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养生》里说嵇康注意养生，却因为恃才傲物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其实这是完全不理解嵇康。在嵇康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所以要养生，但是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比生命更重要。如果丧失了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养生只是养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就算能够长寿又有什么意义？跟一棵树、一块石头有什么区别呢？刘宋时代的诗人颜延之写了一篇《五君咏》，第二篇就是咏嵇康的，最后两句说：“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这才抓住了嵇康从容就死的本质。“鸾翮”（“鸾”是凤凰之类的神鸟，“翮”是翅膀上的羽茎，这里指翅膀）是美丽的躯壳，“龙性”是高傲的灵魂。他的肉体可以被杀死，而他的精神、意志、人格是不会屈服的，其实这正是儒家的真精神。孔子就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礼记》上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嵇康表面是道家的信徒，其实是儒家思想的真正信奉者。而打着儒家旗号的司马氏倒是真正糟蹋儒家精神的。这一点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早就说过了。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鲁迅说得太好了，嵇康这样的人其实是太相信礼教，是老老实实地视礼教为真理，不懂得变通，不懂得权术，太迂腐，太执着。在一个头脑灵活的人看来，嵇康的“迂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反正是当官，当曹家的官跟当司马家的官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历朝历代总有这样“迂执”的人。明朝出了一个方孝孺，比嵇康还迂执。明成祖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位子，要方孝孺草诏告天下，方孝孺提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投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说：“灭你九族！”方孝孺说：“莫说九族，十族又如何！”结果真的被灭十族（第十族是学生、朋友），八百多人被杀。嵇康总算还争个曹家、司马家，你方孝孺争个啥呢？都是朱家人当皇帝，是叔叔当还是侄儿当关你什么事？所以方孝孺的脾气简直比嵇康还要犟。但正是这犟脾气闪耀着人格的光辉，什么叫“威武不能屈”？这就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历代死节之人大抵都有这样的犟脾气。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最终都有一死，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当然，嵇康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必须做的。在重大的历史事变面前，基于种种原因，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竹林七贤是七个好朋友，都很有才华，经常一起喝酒、清谈，开始时志趣应该都差不多，但后来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阮籍跟嵇康差不多，但没有嵇康那么刚强，对司马氏只敢软拖不敢硬碰。刘伶和阮咸虽然满腹牢骚，但只能喝酒装疯。向秀最后还是选择出来做司马氏的官，至于山涛和王戎，就不仅当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当了大官。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也有各人的苦衷，有的人选择体制外的抗争，有的人选择体制内的改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取权位而背叛原来的初衷，放弃独立的意志，甚至贬损自己的人格，恐怕总是不会被后人瞧得起的吧。前面说过的颜延之作《五君咏》，就是咏的竹林七贤中的五个人，而把山涛和王戎从七贤中除名了。颜延之距离七贤的时代才不过一百多年，七贤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都还记得嵇康、阮籍，而山涛和王戎尽管官做得很大，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这就是历史做出的评判，而历史常常是不体谅人的。
恐怖手段吓倒，不是顺服司马氏就是不敢作声。但是硬骨头总是有的，嵇康就是一个。嵇康痛恨司马氏的残忍，尤其痛恨司马氏的虚伪，痛恨他“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儒家的旗号，却干着与儒家宗旨相反的不仁不义的勾当。他愤激不已，便打出道家的旗帜来与司马氏对着干，并且写下一系列矛头直指司马氏的文章，如《释私论》《管蔡论》。当他的朋友山涛想推他出来做官的时候，他不仅不领情，反而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山涛绝交。表面是与山涛绝交，本质是与司马氏决裂，《与山巨源绝交书》其实就是一篇不合作主义的宣言。
这样一来，嵇康就成了司马氏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用什么罪名来杀掉嵇康呢？这是很为难的。因为当时的政权还是曹家的，没办法把不忠的罪名加在嵇康的头上。这时刚好发生一件事，嵇康有一个好朋友叫吕安，吕安有一个哥哥叫吕巽，吕安跟嵇康一样讨厌司马氏，但吕巽却选择了倒向司马氏，做司马氏的爪牙。吕安的老婆很漂亮，吕巽是个好色之徒，奸污了弟媳。吕安当然很愤怒，嵇康为了吕家的名声，劝吕氏兄弟相互隐忍。吕安答应了，吕巽表面上也答应了，不料这家伙恶人先告状，向司马氏诬告吕安不孝，在家打母亲。司马氏本来就讨厌吕安，便以不孝的罪名将吕安抓了起来。嵇康看见好友被诬陷，又痛恨吕巽不讲信用，便挺身而出为吕安辩解。不料早就怀恨在心的司马氏居然借机把嵇康一起抓了起来，说嵇康为不孝的吕安辩护也是不孝，最后用完全莫须有的“不孝”罪名，把吕安和嵇康两个人都杀害了。
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不好理解，嵇康虽然聪明绝顶，毕竟只是一介书生，手下一个兵都没有，也没有组织反对党，司马氏为什么如此害怕呢？如果说嵇康有力量，顶多也就是精神的力量。嵇康也很奇怪，如此聪明的一个人，难道看不出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的气候早就形成了吗？为什么偏要螳臂当车呢？为什么就不能学自己的朋友山涛呢？如果他能接受山涛的推荐，司马氏一定会给他个不小的官做的，但嵇康偏不。这正是嵇康令司马氏害怕的精神力量之所在，他的独立意志和高尚人格就体现在这里。他无法扭曲自己的内心，无法屈从别人的意志，宁死也不屈服，绝不让自己的人格蒙羞。后来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养生》里说嵇康注意养生，却因为恃才傲物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其实这是完全不理解嵇康。在嵇康看来生命是可贵的，所以要养生，但是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比生命更重要。如果丧失了独立的意志和人格，养生只是养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就算能够长寿又有什么意义？跟一棵树、一块石头有什么区别呢？刘宋时代的诗人颜延之写了一篇《五君咏》，第二篇就是咏嵇康的，最后两句说：“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这才抓住了嵇康从容就死的本质。“鸾翮”（“鸾”是凤凰之类的神鸟，“翮”是翅膀上的羽茎，这里指翅膀）是美丽的躯壳，“龙性”是高傲的灵魂。他的肉体可以被杀死，而他的精神、意志、人格是不会屈服的，其实这正是儒家的真精神。孔子就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礼记》上说：士“可杀而不可辱也”。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以嵇康表面是道家的信徒，其实是儒家思想的真正信奉者。而打着儒家旗号的司马氏倒是真正糟蹋儒家精神的。这一点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早就说过了。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鲁迅说得太好了，嵇康这样的人其实是太相信礼教，是老老实实地视礼教为真理，不懂得变通，不懂得权术，太迂腐，太执着。在一个头脑灵活的人看来，嵇康的“迂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反正是当官，当曹家的官跟当司马家的官有什么区别呢？可是历朝历代总有这样“迂执”的人。明朝出了一个方孝孺，比嵇康还迂执。明成祖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位子，要方孝孺草诏告天下，方孝孺提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投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大怒，说：“灭你九族！”方孝孺说：“莫说九族，十族又如何！”结果真的被灭十族（第十族是学生、朋友），八百多人被杀。嵇康总算还争个曹家、司马家，你方孝孺争个啥呢？都是朱家人当皇帝，是叔叔当还是侄儿当关你什么事？所以方孝孺的脾气简直比嵇康还要犟。但正是这犟脾气闪耀着人格的光辉，什么叫“威武不能屈”？这就叫“威武不能屈”，这才是大丈夫。岳飞、文天祥、史可法……历代死节之人大抵都有这样的犟脾气。文天祥说得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人最终都有一死，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
当然，嵇康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必须做的。在重大的历史事变面前，基于种种原因，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是可以理解的。竹林七贤是七个好朋友，都很有才华，经常一起喝酒、清谈，开始时志趣应该都差不多，但后来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阮籍跟嵇康差不多，但没有嵇康那么刚强，对司马氏只敢软拖不敢硬碰。刘伶和阮咸虽然满腹牢骚，但只能喝酒装疯。向秀最后还是选择出来做司马氏的官，至于山涛和王戎，就不仅当了司马氏的官，而且当了大官。很难说谁对谁不对，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人也有各人的苦衷，有的人选择体制外的抗争，有的人选择体制内的改良，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仅仅是为了谋取权位而背叛原来的初衷，放弃独立的意志，甚至贬损自己的人格，恐怕总是不会被后人瞧得起的吧。前面说过的颜延之作《五君咏》，就是咏的竹林七贤中的五个人，而把山涛和王戎从七贤中除名了。颜延之距离七贤的时代才不过一百多年，七贤的地位在人们的心目中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都还记得嵇康、阮籍，而山涛和王戎尽管官做得很大，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这就是历史做出的评判，而历史常常是不体谅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