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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一扇,沿了烽火墙急急地走,好像溜边的老鼠。走到墙角,拐过弯,方才找到进去的那扇门,门口停着自行车,一前一后跳上车,一溜烟出了卵石路,路牌上“天灯路”三个字一闪而过。此时,两人才松下一口气,想想那老头并不会追上来,不由笑起来。这一笑不可收拾,车都歪了,干脆跳下车来,站在马路沿上弯腰捧腹地笑。内向的阿明从不曾这么样纵情地大笑,他也不曾做过这样冒险的事——私闯民宅,他想着这一句话就又笑起来。他们师生站在一片瓦顶板壁房屋之间,黑瓦上是大片的蓝天,有一些云正飞快地行走。老师强忍了笑,说,你有没有看见,他家养的一只鸡,肥得走不动,不晓得是明代的种,还是清代的种。两人再笑。师生二人并肩走了一段,然后又一前一后跳上了车。
可是,和老师一起的快乐时光不久就结束了,老师结婚了。老师的婚姻问题足有名的老大难,热心的同事都为他做过红娘。老师挺好说话的,介绍来的他大多满意,可女方就不那么将就了。老师家境贫寒,一个教书匠,还是教画画的,看不出有多大的出息。时间拖延久了,年龄上去了,就又成为一个缺点。介绍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地来,又像走马灯一样离去。其中有一个是国棉几厂的挡车工,老师特别中意,他本性是喜欢劳动类型的女性,身体结实,性格爽利,其实是有一种裸露的情欲的吸引,可这类女性往往又不赏识知识。老师他自己不把自己当知识人看,以为是手艺。可他怎么能左右世人的认识?所以,这一回不成功很是让老师伤心,他对了阿明就好几次表态,不准备讨老婆,一个人过很好。他还举一个朋友的例子说:一个人一顿可吃四个狮子头,结婚有了儿女,一人只可分到一个。但说归说,做归做,老师终还是结婚了。老师的妻子也是一个教师,教的是数学,学历比老师高,家在西区淮海路,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多少有些下嫁的意思,也因为她认识老师的才能。说起来应是知音,但阿明只见师母一面,就觉得并非老师所爱。师母长得很高,很瘦,前冲的额头下戴有一副眼镜,看人的眼光很严厉,极爱干净。从此,老师的家换了人间。墙刷得雪白,地上马赛克里嵌的泥垢也剔净刷白,家具换新,桌上柜上都铺了网眼的白纱巾。老师的父亲住到清心堂门卫室去,将房间腾给儿子媳妇,周日回来吃一顿饭。父子二人也被收拾整齐了,三口人围了桌子吃饭,桌上的汤菜都是素净的颜色。不知怎么,阿明觉着老师是拘谨的,使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当然,在他这个年纪不会懂得,一个男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收敛与安定,其中意味着的归宿感。虽然师母对他很客气,可他知道以后是不能常来这个家了。老师呢,也并没有力邀他。
这样,他就升到了初三,面临考高中。凭他的成绩是可直升本校高中,但他心里并不满足,他想考上海中学。这当然因为上海中学是最有名望的一流中学,可是阿明自己的学校也很有渊源。人称是这城市校史最长的中学。在这个区域里,有的是历史。虽不是秦砖汉瓦,执意要追,也可追到南宋末年设置上海镇。然而,这也许就是阿明想考到外区去的一个原因。这个区域,有些令他恹气呢!他的家,也有些令他恹气。上海中学却是住读的。在这个老旧的城区里,似乎什么东西都变得易朽了。两条辫子环在脑后,系一对蝴蝶结的母亲,一夜之间头发剪到耳根,眼角长了细纹,热情与活跃演变成一种喜怒无常。妹妹阿援被中学的学业压得沉默了,母亲的情绪波动再雪上加霜,她甚至有些抑郁。母女俩的声色都黯然了,当年在台上演出失散后重逢的喜剧场面,已变得不可追及。父亲更不用说了,他几乎比祖父还显老,祖父尚有威仪,父亲由于在家中的地位则是畏缩的。还有老师,应该说,老师变年轻了,原先乱蓬蓬的头发如今梳成整齐的分发,毛料的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手里拎一个人造革的手提包,发福的脸面上不见一丝皱纹,可就是这安居乐业的表情,将他归进了中年男人。阿明有几次路过天灯路,抬头看见烽火墙上有几道裂纹正悄悄延伸开去。江边码头的防波墙也在皲裂和颓圮。汽笛声是喑哑的,连江上的水鸟都在老去。
母亲不同意他放弃直升,为了机会渺茫的上海中学。在人们眼里,上海中学是高不可及的,即便是同一分数线,那也是特殊阶层的孩子优先:高于,高知,名流,统战对象。出身一般家庭的孩子不是说进不去,而是必须有格外优异的成绩,方可问鼎。阿明是家中最寄托希望的孩子,阿大已进入一家中专技校,阿二学业平平,阿援是个女孩子,宝贝归宝贝,却是靠不住指望的,惟有阿明,从小真是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所以,这一家的感情结构渐渐产生变化,重心从阿援移向阿明。而如今他们都不是小孩子。小孩子的受重视仅只是受偏爱,成年的儿女则不同了,是有了责任。因此,阿明的选择就不止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负了家庭的重望。
阿明原本就是内向的性格,此时他都变得孤僻了。这是一个少年心理长成必经过的危险时期,外界的不利因素会无限夸大压力。母亲在家中惯有的专权,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她的意志,在她刚烈的性子,又通常是以暴戾的方式来表达。在此情形下,阿明只有越加沉默。但是,如同俗话说的:什么最凶,不理睬最凶!阿明的沉默就有了一种抵抗的意味。甚至于,在他的沉默面前,暴怒反显得虚张声势。这不免更刺激了母亲。其实呢,这只是表面,内里,阿明是软弱的。母亲的叫喊让他害怕,而父亲无从措手足的样子尤其叫他辛酸。这一段,可是难为了父亲,他是连儿子都要讨好的。他晓得儿子的反抗无济于事,只会挫败自己的志气,但要是女人对儿子让步,他也会难过,她怎能受了这般委屈啊!看上去,他成了这家最低下的人,奉承女人,奉承儿子。多亏有了阿援,她在母亲和哥哥之间传递一些话,无非是哥哥向母亲要学杂费,或是母亲让哥哥加减衣服,就是这些闲账调和了气氛,使关系不至紧张到崩裂。于是,这段日子,阿明和阿援有了些真正的兄妹问的亲密,这亲密也是叫他难过的。可是,反抗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似乎超出了事情的本身,尽管有这许多的伤痛,他还是不能屈服。阿明实在是个温存的少年,倘若在一个惯于交流亲情的家庭里,他会生活得轻松。不凑巧的是,他的家人们都是那种不自觉的人,感情是木讷的,他这样的敏感,到头来就伤了自己。
初三的上学期,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一放寒假,阿明就到露香同路祖父母家去住。以往的假期,他们兄弟也有去祖父母家过的先例,但在此时,却有了些含意。是不应战,也是不妥协。而寒假过去,直升高中的名单就要定夺。形势就是这样急迫。母亲咬牙等了几日,终于按捺不住,去露香园路看他。正临年前,祖父母家一片杀鸡宰鹅,烹猪烹羊的节日气象。几家共用的灶披间里,换了盏一百支光雪亮的灯泡,壅塞了他们堂兄弟姐妹还有邻居家的一大群孩子。这边一盘石磨霍霍地推水磨粉做汤圆,那边煤炉上滋滋地熬着猪油,准备汤圆的馅,热汤热水中间,还挤了一张小方桌在打四十分。阿明挨在桌边观战。多日来的焦虑心情此时似也放松下来。当母亲踏进门,一眼看见阿明悠闲的样子,不由地勃然大怒,上前就来拉阿明。已经是那么大的儿子了,怎么能不顾他的面子,阿明本能地不服,他只轻轻地一拨,母亲就被拨到一边。就在这一刹那,阿明发现母亲只及他的耳畔,极弱小的一个,气恼里就加进了怜悯,更加痛楚。结果是夺门而出,推上表兄的自行车,跑得没影了。
阿援和两个大的跑了阿明的最要好的同学家,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年冬天特别冷,弄堂里水管都爆裂了,阿明出走时,身上只穿了毛线衣,口袋里也没有钱。眼看着两天两夜过去,一点消息没有。母亲这种烈性的人,其实是易折的,很快就躺倒了。到第三天晚上,一家人正坐着发愁,忽听门响,阿援出去,看见阿明已推进东厢房,一个人低头坐在床沿。阿援又惊又喜,问他这几日去了哪里?停了一会儿,阿明才告诉,其实当天晚上他就回到祖父母家,但祖父母却让表哥陪他去了老家南浔。祖父母向看不惯母亲压抑父亲,继而又压抑孙辈,又气父亲没出息,制服不了女人。正好趁此机会给媳妇点颜色,替儿孙两代出气。人上了岁数就有些像孩子,行动做事不大考虑后果。但你也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洞察力,捏得人的软肋。倒是阿明这几日过得颇不安,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其实事态到此,已和直升不直升,上哪一所中学无甚关系,在阿明这边,多就是一股子意气,冲着什么来的,是母亲,又不尽是。那几日,阿明和表哥住在南浔的堂叔家,堂叔家也是忙碌着准备过年。乡镇里将年节看得更重,仪式也更多。过年的同时还是祭祖的日子,各家都买了猪头,肥大的全鹅在笼上蒸,炭画店里忙着接活,替人画祖先的像。沿河几里都是集市,岸上是菜肉,岸下船里是鱼蟹。这繁荣的景象让阿明更感寂寞了。他一个人去了一趟小莲庄,小莲庄里几乎没人,塘里浮着残荷的梗叶,草木凋零,疏离的几幢楼在冬日单薄的阳光里显出了旧敝。这一番萧条倒合乎阿明的心情,因是像一面镜子照出阿明的苦闷。可是,有那么严重吗?他不自禁地感到疑惑。这就是救他出危境的助力了,是理性?亦不全是,还是宽容,来自于年轻的有希望的心。这样,他就想回家了。到家的晚上,他不肯去见母亲,母亲知道他回来,也已安静下来。就这样,母子俩都已准备让步,但谁也不先提。在母亲,是强硬,在阿明则是软弱,气氛却已经松缓下来。春节过去了,寒假也过去了,新学期来临。开始时还好,渐渐地就不那么正常了。怎么说呢?这应是最紧张的一学期,可相反,竟比以往更松弛,似乎,内部有一种秩序在涣散。果不期然,五月中旬,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五月底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六月中旬下达“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文化革命发端,大学中学停课,升学亦暂停。阿明和母亲的分歧就此消除,他们也不必再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妥协了。
最初时,阿明感到一身轻松,他既不必服从母亲——在经过这么坚决的反抗之后,再趋于服从总是难堪的,现在不会有这难堪了;而且,他也不必冒险了。其实,真让他考上海中学,他也是打怵的。他将自己逼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绝境啊!现在好了,他解放了。他真没想到,他的困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这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又是一次大革命的小小预演。阿明参加了红卫兵,其时,红卫兵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形成,就好比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阿明不是那种进步意识彰显的学生,他多少是随大流,但决不是甘于落后的。而很快,他就成了重要人物,因为他的绘画才能。历来的革命,都是需要艺术的。艺术有一种夸张的本质,可以强调革命的意义。革命呢,亦同样有一种夸张的性格,可供艺术发挥它的专长。所以,这两件东西往往不谋而合。阿明就这样投入到革命中去了。原先只是在壁报上题图,或是画板上速写,如今则需将画幅开得极大,撑足一整个宣传栏,有时是将白报纸连起来,从楼顶悬到楼底,等到他名声渐渐走出校外,就到了电影院上方的海报版块。真是豪迈!他特别热衷于描绘盛大的场面,人物众多,有造型感。比如“破四旧”人们将店招牌当街砸烂,点火燃烧;黄浦江边游行队伍,红旗海洋;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是从新闻照片上看见这场面。他喜欢城楼上方高广的天空,底下汹涌的人潮,还有那些脸庞上激动的表情——他总是向往外在的形态,就像他小时候羡慕阿援能够生动地表达感情,现在他也有了表现的方式,略微曲折的,就是绘画。这些图画的奔放格调,与他这个人的气质似是不相符的,可惟是它们,才能够寄存他阿明的心胸。他自小生活在逼仄的街巷,头上的天空,都切成一条一条的,他屈抑得够久的了。现在,终于奔突出来。
和所有的学生一样,阿明也一直筹备着去北京串联,可这边,活计堆成了山。他一周推一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错过了“八?三一”第二次也过了“九?一五”又过去了,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都相继过去,他还是脱不开身,而革命则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一个个战斗队,大致可划为保皇派和造反派,其间再分为各种小派,名目就多了,有的是同意造反却不愿属于造反派,亦有的是同意保皇也不愿归属保皇派。林林总总,都来拉阿明。甚至还有几个所谓“逍遥派”的同学来与阿明商议,自立山头,也建一个什么战斗队。革命的神圣性逐渐瓦解,阿明的热情也冷却了。他本来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对这场革命的要旨更说不上了解,他只是一个社会性挺强的人,自觉地遵循社会准则。到这时节,社会全面性地无组织无纪律,他便落入茫然。好在,无论哪一派别,拉他无非都是画宣传画,所绘制的,也都是宏大的革命场面,充斥着战斗的激情。从这一点来看,革命又是有着共同的性质,而阿明呢,就此保持了朴素的革命观念。他奔走于各个敌对的派别之间,完全不明白他们的分歧是在何处,有时他也试图去了解,却被一堆激烈的言辞吓退回来。他们用同一本毛主席语录,甚而同一种马克思列宁的言论,结论却是决不能调和的。阿明很快就放弃了要搞明白的企图,只专心在绘制图画。要求绘制的画面越来越大,似乎表示着宣言的力量。阿明立在梯架上,颜料装在铅桶里,操着排笔大小的画笔,他忽觉得自己就像个油漆工,继而想到英文“paintiting”这个词,确是有绘画与油漆双重解释的。再又想起老师讲的意大利那个叫提香的人,给教堂画穹顶画。他这不是接近艺术的起源了吗?他这么想着,并没觉察到潜意识里的讥诮,如果他认真地追问,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不相信这些革命的名义。但他没有追问。这里有没有一点逃避的意思?逃避危险的答案,他依然不觉察。所有的意识都在懵懂之中,可时代的复杂性却来临了。
有一日他回家拿东西,父亲和母亲都在家,这才想起这是星期天。厨房里家家都在烹煮假日的菜肴,一股猪肚的肥腴香味弥漫四处,大人在喊小孩子拷油打醋,小孩子则百般逃脱。他想起了以往的和平的日子,离他已经退远了,不料想,这日子还在继续着。母亲没对他说什么,自从那场风波,她对这儿子有些畏惧。也正因为这畏惧,她发现儿子长大了,而自己则不由地孱弱下来。父亲看着他找到要找的东西,又跟他出门,背着手站在一边,看他弯腰开自行车锁,忽然说道:古人有言,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阿明抬头看看父亲,父亲也看他。阿明说: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哈哈一笑:不足为训!阿明发现了父亲的油滑,油滑里是世故。就像前面说过的,在这老城厢里,街头坊问,走着的都是这样的男人,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阿明又一次地想:生活还在继续。他骑上车离开家,耳边却重复着父亲的话: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什么话!何其陈旧,可是不幸的是,它恰恰针对着阿明的处境。一时上,这场崭新的运动变成了旧戏文。阿明不禁有些生气,发狠地踩着自行车踏脚。然而,四下里都是新气象,旧招牌换成新招牌,旧街名也换成新的了,那旧屋瓦上覆盖了新红旗。他箭似地驶到地方,下车登上高梯。这是一幅长卷式的宣传画,在昔日的广告墙上,干活的人已经到了几个,在各自负责的板块上工作。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共同占领了这一块宣传阵地。底下围了许多行人,仰头看他们作画,转身之间,阿明看见人群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就涌上来一些虚荣心。画上的人和物都要超出常态大小的数倍,如他们近距离的,视野里只容下局部,便是一片片色彩热烈的斑块。阿明的心,昂扬起来。他登高几级,画上端的一名红卫兵的脸庞,不自觉地将她画得有些像阿援。他稍抬眼睛,就越过了宣传栏,那后面是一片矮屋,千家万户的样子,有鸽群贴了屋顶飞翔。他有些鼻酸,似乎,一股悲悯在渐渐升起。他感谢这场革命,虽然他参不透革命的用意,可他充满感激之情,感激它将他拯救出平庸的生活。
这一天,阿明从画图的地方回自己学校。这一回,他出了本区,在外区的宣传栏上工作。山头林立的红卫兵组织,跨过校际区际,纵横联合,分裂的形势依然,却是在更大范围内,分与合的规模都扩展了。天已向晚,自行车磕磕楞楞地压过石卵路。为抄近道,阿明有意从这条巷子里穿行。不到上灯的时间,巷子里已很暗,前方有一眼老虎灶,灶口里的火光更加深了夜色。忽然间,他的自行车轮被什么卡住了,没容他低头看,人也被钳制住了。瞬息之间,有七八个人围上来,将他拉下车,一拥而走。脚步声在卵石路面上激起纷沓的回声,有人从对面走来,将身体贴在墙上,让他们通过。在这非常的年月里,随时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人们都已经习惯了。那几个人将阿明紧紧夹在当中,脚上的鞋被踩掉。却不允他弯腰提起,结果,鞋就彻底脱落。他赤着一只脚走在巷道里,鹅卵石圆润地硌着脚心。可是很快就转上水泥街道,路面变得粗糙了,中途还踩到一个锐利的金属物,划破了脚掌。在此同时,他的衣袖也被拉扯得绽线,衣襟前的扣子崩掉两粒。他就这么着被推上一段楼梯,在一道门槛上绊了一下,进了房间,然后门砰一声关上了。天已经完全黑了,阿明又处在极度的惊惧中,半天回不过神。但等喘息稍定,四下里微明起来,他看见自己立在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上。这是一间极小的屋子,一半堆了杂物,轮廓模糊。有一扇窗户,横一根木条钉死了,透过半扇窗玻璃,看得见一侧伸过来的屋檐,檐下有落水铁管。他看清这小屋其实是一间厕所,杂物所堆之处正是便池,他的脚边则是一具水斗。他先在水斗上坐下,努力去想他的处境,可思路被尿急打断了。他起身将那堆杂物从便池上撤下,都是折了腿的课桌椅,所以他断定这是一所学校。他拆出可容一个人弯腰的空间,挤身进去解决了问题,试着扯一下水箱拉线,只听一阵汹涌的水声,竟然还管用。水流声激荡了很久,在空荡荡的楼房里穿行。阿明身上轻松,头脑也清明了许多。他想,他一定是被哪一派的组织劫持了,因他为许多派组织服务,所以也就无从确定劫他的究竟是哪一派,又为什么要劫持他。他,只是一个画匠,一个油漆匠。这一晚上,没有人来理会他,他坐在一张瘸腿的课椅上,凭这张课椅的高矮,他进一步推测这是一个小学校。此时,小学也停课了。他坐在课椅上,看着窗玻璃外的那块天空,由深蓝到墨蓝,再到黑,然后又一点一点变浅。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
是另一扇,沿了烽火墙急急地走,好像溜边的老鼠。走到墙角,拐过弯,方才找到进去的那扇门,门口停着自行车,一前一后跳上车,一溜烟出了卵石路,路牌上“天灯路”三个字一闪而过。此时,两人才松下一口气,想想那老头并不会追上来,不由笑起来。这一笑不可收拾,车都歪了,干脆跳下车来,站在马路沿上弯腰捧腹地笑。内向的阿明从不曾这么样纵情地大笑,他也不曾做过这样冒险的事——私闯民宅,他想着这一句话就又笑起来。他们师生站在一片瓦顶板壁房屋之间,黑瓦上是大片的蓝天,有一些云正飞快地行走。老师强忍了笑,说,你有没有看见,他家养的一只鸡,肥得走不动,不晓得是明代的种,还是清代的种。两人再笑。师生二人并肩走了一段,然后又一前一后跳上了车。
可是,和老师一起的快乐时光不久就结束了,老师结婚了。老师的婚姻问题足有名的老大难,热心的同事都为他做过红娘。老师挺好说话的,介绍来的他大多满意,可女方就不那么将就了。老师家境贫寒,一个教书匠,还是教画画的,看不出有多大的出息。时间拖延久了,年龄上去了,就又成为一个缺点。介绍的人像走马灯一样地来,又像走马灯一样离去。其中有一个是国棉几厂的挡车工,老师特别中意,他本性是喜欢劳动类型的女性,身体结实,性格爽利,其实是有一种裸露的情欲的吸引,可这类女性往往又不赏识知识。老师他自己不把自己当知识人看,以为是手艺。可他怎么能左右世人的认识?所以,这一回不成功很是让老师伤心,他对了阿明就好几次表态,不准备讨老婆,一个人过很好。他还举一个朋友的例子说:一个人一顿可吃四个狮子头,结婚有了儿女,一人只可分到一个。但说归说,做归做,老师终还是结婚了。老师的妻子也是一个教师,教的是数学,学历比老师高,家在西区淮海路,父母也是知识分子,多少有些下嫁的意思,也因为她认识老师的才能。说起来应是知音,但阿明只见师母一面,就觉得并非老师所爱。师母长得很高,很瘦,前冲的额头下戴有一副眼镜,看人的眼光很严厉,极爱干净。从此,老师的家换了人间。墙刷得雪白,地上马赛克里嵌的泥垢也剔净刷白,家具换新,桌上柜上都铺了网眼的白纱巾。老师的父亲住到清心堂门卫室去,将房间腾给儿子媳妇,周日回来吃一顿饭。父子二人也被收拾整齐了,三口人围了桌子吃饭,桌上的汤菜都是素净的颜色。不知怎么,阿明觉着老师是拘谨的,使他想起自己的父亲。当然,在他这个年纪不会懂得,一个男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收敛与安定,其中意味着的归宿感。虽然师母对他很客气,可他知道以后是不能常来这个家了。老师呢,也并没有力邀他。
这样,他就升到了初三,面临考高中。凭他的成绩是可直升本校高中,但他心里并不满足,他想考上海中学。这当然因为上海中学是最有名望的一流中学,可是阿明自己的学校也很有渊源。人称是这城市校史最长的中学。在这个区域里,有的是历史。虽不是秦砖汉瓦,执意要追,也可追到南宋末年设置上海镇。然而,这也许就是阿明想考到外区去的一个原因。这个区域,有些令他恹气呢!他的家,也有些令他恹气。上海中学却是住读的。在这个老旧的城区里,似乎什么东西都变得易朽了。两条辫子环在脑后,系一对蝴蝶结的母亲,一夜之间头发剪到耳根,眼角长了细纹,热情与活跃演变成一种喜怒无常。妹妹阿援被中学的学业压得沉默了,母亲的情绪波动再雪上加霜,她甚至有些抑郁。母女俩的声色都黯然了,当年在台上演出失散后重逢的喜剧场面,已变得不可追及。父亲更不用说了,他几乎比祖父还显老,祖父尚有威仪,父亲由于在家中的地位则是畏缩的。还有老师,应该说,老师变年轻了,原先乱蓬蓬的头发如今梳成整齐的分发,毛料的裤缝笔直,皮鞋擦得铮亮,手里拎一个人造革的手提包,发福的脸面上不见一丝皱纹,可就是这安居乐业的表情,将他归进了中年男人。阿明有几次路过天灯路,抬头看见烽火墙上有几道裂纹正悄悄延伸开去。江边码头的防波墙也在皲裂和颓圮。汽笛声是喑哑的,连江上的水鸟都在老去。
母亲不同意他放弃直升,为了机会渺茫的上海中学。在人们眼里,上海中学是高不可及的,即便是同一分数线,那也是特殊阶层的孩子优先:高于,高知,名流,统战对象。出身一般家庭的孩子不是说进不去,而是必须有格外优异的成绩,方可问鼎。阿明是家中最寄托希望的孩子,阿大已进入一家中专技校,阿二学业平平,阿援是个女孩子,宝贝归宝贝,却是靠不住指望的,惟有阿明,从小真是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好。所以,这一家的感情结构渐渐产生变化,重心从阿援移向阿明。而如今他们都不是小孩子。小孩子的受重视仅只是受偏爱,成年的儿女则不同了,是有了责任。因此,阿明的选择就不止是他个人的事情,而是负了家庭的重望。
阿明原本就是内向的性格,此时他都变得孤僻了。这是一个少年心理长成必经过的危险时期,外界的不利因素会无限夸大压力。母亲在家中惯有的专权,任何人都无法反对她的意志,在她刚烈的性子,又通常是以暴戾的方式来表达。在此情形下,阿明只有越加沉默。但是,如同俗话说的:什么最凶,不理睬最凶!阿明的沉默就有了一种抵抗的意味。甚至于,在他的沉默面前,暴怒反显得虚张声势。这不免更刺激了母亲。其实呢,这只是表面,内里,阿明是软弱的。母亲的叫喊让他害怕,而父亲无从措手足的样子尤其叫他辛酸。这一段,可是难为了父亲,他是连儿子都要讨好的。他晓得儿子的反抗无济于事,只会挫败自己的志气,但要是女人对儿子让步,他也会难过,她怎能受了这般委屈啊!看上去,他成了这家最低下的人,奉承女人,奉承儿子。多亏有了阿援,她在母亲和哥哥之间传递一些话,无非是哥哥向母亲要学杂费,或是母亲让哥哥加减衣服,就是这些闲账调和了气氛,使关系不至紧张到崩裂。于是,这段日子,阿明和阿援有了些真正的兄妹问的亲密,这亲密也是叫他难过的。可是,反抗的欲望是那么强烈,似乎超出了事情的本身,尽管有这许多的伤痛,他还是不能屈服。阿明实在是个温存的少年,倘若在一个惯于交流亲情的家庭里,他会生活得轻松。不凑巧的是,他的家人们都是那种不自觉的人,感情是木讷的,他这样的敏感,到头来就伤了自己。
初三的上学期,在僵持的空气中过去。一放寒假,阿明就到露香同路祖父母家去住。以往的假期,他们兄弟也有去祖父母家过的先例,但在此时,却有了些含意。是不应战,也是不妥协。而寒假过去,直升高中的名单就要定夺。形势就是这样急迫。母亲咬牙等了几日,终于按捺不住,去露香园路看他。正临年前,祖父母家一片杀鸡宰鹅,烹猪烹羊的节日气象。几家共用的灶披间里,换了盏一百支光雪亮的灯泡,壅塞了他们堂兄弟姐妹还有邻居家的一大群孩子。这边一盘石磨霍霍地推水磨粉做汤圆,那边煤炉上滋滋地熬着猪油,准备汤圆的馅,热汤热水中间,还挤了一张小方桌在打四十分。阿明挨在桌边观战。多日来的焦虑心情此时似也放松下来。当母亲踏进门,一眼看见阿明悠闲的样子,不由地勃然大怒,上前就来拉阿明。已经是那么大的儿子了,怎么能不顾他的面子,阿明本能地不服,他只轻轻地一拨,母亲就被拨到一边。就在这一刹那,阿明发现母亲只及他的耳畔,极弱小的一个,气恼里就加进了怜悯,更加痛楚。结果是夺门而出,推上表兄的自行车,跑得没影了。
阿援和两个大的跑了阿明的最要好的同学家,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年冬天特别冷,弄堂里水管都爆裂了,阿明出走时,身上只穿了毛线衣,口袋里也没有钱。眼看着两天两夜过去,一点消息没有。母亲这种烈性的人,其实是易折的,很快就躺倒了。到第三天晚上,一家人正坐着发愁,忽听门响,阿援出去,看见阿明已推进东厢房,一个人低头坐在床沿。阿援又惊又喜,问他这几日去了哪里?停了一会儿,阿明才告诉,其实当天晚上他就回到祖父母家,但祖父母却让表哥陪他去了老家南浔。祖父母向看不惯母亲压抑父亲,继而又压抑孙辈,又气父亲没出息,制服不了女人。正好趁此机会给媳妇点颜色,替儿孙两代出气。人上了岁数就有些像孩子,行动做事不大考虑后果。但你也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洞察力,捏得人的软肋。倒是阿明这几日过得颇不安,头脑也渐渐冷静下来。其实事态到此,已和直升不直升,上哪一所中学无甚关系,在阿明这边,多就是一股子意气,冲着什么来的,是母亲,又不尽是。那几日,阿明和表哥住在南浔的堂叔家,堂叔家也是忙碌着准备过年。乡镇里将年节看得更重,仪式也更多。过年的同时还是祭祖的日子,各家都买了猪头,肥大的全鹅在笼上蒸,炭画店里忙着接活,替人画祖先的像。沿河几里都是集市,岸上是菜肉,岸下船里是鱼蟹。这繁荣的景象让阿明更感寂寞了。他一个人去了一趟小莲庄,小莲庄里几乎没人,塘里浮着残荷的梗叶,草木凋零,疏离的几幢楼在冬日单薄的阳光里显出了旧敝。这一番萧条倒合乎阿明的心情,因是像一面镜子照出阿明的苦闷。可是,有那么严重吗?他不自禁地感到疑惑。这就是救他出危境的助力了,是理性?亦不全是,还是宽容,来自于年轻的有希望的心。这样,他就想回家了。到家的晚上,他不肯去见母亲,母亲知道他回来,也已安静下来。就这样,母子俩都已准备让步,但谁也不先提。在母亲,是强硬,在阿明则是软弱,气氛却已经松缓下来。春节过去了,寒假也过去了,新学期来临。开始时还好,渐渐地就不那么正常了。怎么说呢?这应是最紧张的一学期,可相反,竟比以往更松弛,似乎,内部有一种秩序在涣散。果不期然,五月中旬,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五月底北大教师聂元梓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六月中旬下达“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文化革命发端,大学中学停课,升学亦暂停。阿明和母亲的分歧就此消除,他们也不必再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妥协了。
最初时,阿明感到一身轻松,他既不必服从母亲——在经过这么坚决的反抗之后,再趋于服从总是难堪的,现在不会有这难堪了;而且,他也不必冒险了。其实,真让他考上海中学,他也是打怵的。他将自己逼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绝境啊!现在好了,他解放了。他真没想到,他的困境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这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又是一次大革命的小小预演。阿明参加了红卫兵,其时,红卫兵是以有组织的方式形成,就好比少先队和共青团的组织。阿明不是那种进步意识彰显的学生,他多少是随大流,但决不是甘于落后的。而很快,他就成了重要人物,因为他的绘画才能。历来的革命,都是需要艺术的。艺术有一种夸张的本质,可以强调革命的意义。革命呢,亦同样有一种夸张的性格,可供艺术发挥它的专长。所以,这两件东西往往不谋而合。阿明就这样投入到革命中去了。原先只是在壁报上题图,或是画板上速写,如今则需将画幅开得极大,撑足一整个宣传栏,有时是将白报纸连起来,从楼顶悬到楼底,等到他名声渐渐走出校外,就到了电影院上方的海报版块。真是豪迈!他特别热衷于描绘盛大的场面,人物众多,有造型感。比如“破四旧”人们将店招牌当街砸烂,点火燃烧;黄浦江边游行队伍,红旗海洋;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接见红卫兵——他是从新闻照片上看见这场面。他喜欢城楼上方高广的天空,底下汹涌的人潮,还有那些脸庞上激动的表情——他总是向往外在的形态,就像他小时候羡慕阿援能够生动地表达感情,现在他也有了表现的方式,略微曲折的,就是绘画。这些图画的奔放格调,与他这个人的气质似是不相符的,可惟是它们,才能够寄存他阿明的心胸。他自小生活在逼仄的街巷,头上的天空,都切成一条一条的,他屈抑得够久的了。现在,终于奔突出来。
和所有的学生一样,阿明也一直筹备着去北京串联,可这边,活计堆成了山。他一周推一周“八?一八”第一次接见错过了“八?三一”第二次也过了“九?一五”又过去了,十月一日,十月十八日都相继过去,他还是脱不开身,而革命则呈现出无政府状态。红卫兵开始分裂成一个个战斗队,大致可划为保皇派和造反派,其间再分为各种小派,名目就多了,有的是同意造反却不愿属于造反派,亦有的是同意保皇也不愿归属保皇派。林林总总,都来拉阿明。甚至还有几个所谓“逍遥派”的同学来与阿明商议,自立山头,也建一个什么战斗队。革命的神圣性逐渐瓦解,阿明的热情也冷却了。他本来没有什么政治主张,对这场革命的要旨更说不上了解,他只是一个社会性挺强的人,自觉地遵循社会准则。到这时节,社会全面性地无组织无纪律,他便落入茫然。好在,无论哪一派别,拉他无非都是画宣传画,所绘制的,也都是宏大的革命场面,充斥着战斗的激情。从这一点来看,革命又是有着共同的性质,而阿明呢,就此保持了朴素的革命观念。他奔走于各个敌对的派别之间,完全不明白他们的分歧是在何处,有时他也试图去了解,却被一堆激烈的言辞吓退回来。他们用同一本毛主席语录,甚而同一种马克思列宁的言论,结论却是决不能调和的。阿明很快就放弃了要搞明白的企图,只专心在绘制图画。要求绘制的画面越来越大,似乎表示着宣言的力量。阿明立在梯架上,颜料装在铅桶里,操着排笔大小的画笔,他忽觉得自己就像个油漆工,继而想到英文“paintiting”这个词,确是有绘画与油漆双重解释的。再又想起老师讲的意大利那个叫提香的人,给教堂画穹顶画。他这不是接近艺术的起源了吗?他这么想着,并没觉察到潜意识里的讥诮,如果他认真地追问,会发现自己其实并不相信,不相信什么?不相信这些革命的名义。但他没有追问。这里有没有一点逃避的意思?逃避危险的答案,他依然不觉察。所有的意识都在懵懂之中,可时代的复杂性却来临了。
有一日他回家拿东西,父亲和母亲都在家,这才想起这是星期天。厨房里家家都在烹煮假日的菜肴,一股猪肚的肥腴香味弥漫四处,大人在喊小孩子拷油打醋,小孩子则百般逃脱。他想起了以往的和平的日子,离他已经退远了,不料想,这日子还在继续着。母亲没对他说什么,自从那场风波,她对这儿子有些畏惧。也正因为这畏惧,她发现儿子长大了,而自己则不由地孱弱下来。父亲看着他找到要找的东西,又跟他出门,背着手站在一边,看他弯腰开自行车锁,忽然说道:古人有言,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阿明抬头看看父亲,父亲也看他。阿明说: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哈哈一笑:不足为训!阿明发现了父亲的油滑,油滑里是世故。就像前面说过的,在这老城厢里,街头坊问,走着的都是这样的男人,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阿明又一次地想:生活还在继续。他骑上车离开家,耳边却重复着父亲的话:一仆不事二主,从一而终。什么话!何其陈旧,可是不幸的是,它恰恰针对着阿明的处境。一时上,这场崭新的运动变成了旧戏文。阿明不禁有些生气,发狠地踩着自行车踏脚。然而,四下里都是新气象,旧招牌换成新招牌,旧街名也换成新的了,那旧屋瓦上覆盖了新红旗。他箭似地驶到地方,下车登上高梯。这是一幅长卷式的宣传画,在昔日的广告墙上,干活的人已经到了几个,在各自负责的板块上工作。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共同占领了这一块宣传阵地。底下围了许多行人,仰头看他们作画,转身之间,阿明看见人群里有几张熟悉的面孔,就涌上来一些虚荣心。画上的人和物都要超出常态大小的数倍,如他们近距离的,视野里只容下局部,便是一片片色彩热烈的斑块。阿明的心,昂扬起来。他登高几级,画上端的一名红卫兵的脸庞,不自觉地将她画得有些像阿援。他稍抬眼睛,就越过了宣传栏,那后面是一片矮屋,千家万户的样子,有鸽群贴了屋顶飞翔。他有些鼻酸,似乎,一股悲悯在渐渐升起。他感谢这场革命,虽然他参不透革命的用意,可他充满感激之情,感激它将他拯救出平庸的生活。
这一天,阿明从画图的地方回自己学校。这一回,他出了本区,在外区的宣传栏上工作。山头林立的红卫兵组织,跨过校际区际,纵横联合,分裂的形势依然,却是在更大范围内,分与合的规模都扩展了。天已向晚,自行车磕磕楞楞地压过石卵路。为抄近道,阿明有意从这条巷子里穿行。不到上灯的时间,巷子里已很暗,前方有一眼老虎灶,灶口里的火光更加深了夜色。忽然间,他的自行车轮被什么卡住了,没容他低头看,人也被钳制住了。瞬息之间,有七八个人围上来,将他拉下车,一拥而走。脚步声在卵石路面上激起纷沓的回声,有人从对面走来,将身体贴在墙上,让他们通过。在这非常的年月里,随时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人们都已经习惯了。那几个人将阿明紧紧夹在当中,脚上的鞋被踩掉。却不允他弯腰提起,结果,鞋就彻底脱落。他赤着一只脚走在巷道里,鹅卵石圆润地硌着脚心。可是很快就转上水泥街道,路面变得粗糙了,中途还踩到一个锐利的金属物,划破了脚掌。在此同时,他的衣袖也被拉扯得绽线,衣襟前的扣子崩掉两粒。他就这么着被推上一段楼梯,在一道门槛上绊了一下,进了房间,然后门砰一声关上了。天已经完全黑了,阿明又处在极度的惊惧中,半天回不过神。但等喘息稍定,四下里微明起来,他看见自己立在巴掌大的一块空地上。这是一间极小的屋子,一半堆了杂物,轮廓模糊。有一扇窗户,横一根木条钉死了,透过半扇窗玻璃,看得见一侧伸过来的屋檐,檐下有落水铁管。他看清这小屋其实是一间厕所,杂物所堆之处正是便池,他的脚边则是一具水斗。他先在水斗上坐下,努力去想他的处境,可思路被尿急打断了。他起身将那堆杂物从便池上撤下,都是折了腿的课桌椅,所以他断定这是一所学校。他拆出可容一个人弯腰的空间,挤身进去解决了问题,试着扯一下水箱拉线,只听一阵汹涌的水声,竟然还管用。水流声激荡了很久,在空荡荡的楼房里穿行。阿明身上轻松,头脑也清明了许多。他想,他一定是被哪一派的组织劫持了,因他为许多派组织服务,所以也就无从确定劫他的究竟是哪一派,又为什么要劫持他。他,只是一个画匠,一个油漆匠。这一晚上,没有人来理会他,他坐在一张瘸腿的课椅上,凭这张课椅的高矮,他进一步推测这是一个小学校。此时,小学也停课了。他坐在课椅上,看着窗玻璃外的那块天空,由深蓝到墨蓝,再到黑,然后又一点一点变浅。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