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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情中文网 www.yanqingzw.com,我是刘心武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母亲的磁场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期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的,而他们的预约,却是在将近三年前——孩子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

    1988年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五年内不精确到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你是笼罩在你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有多么大的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结”(所谓“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了粤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此他对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

    母亲的爱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碑。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

    雾都重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个国家机关工作,他去农村参加了一年土改,后来又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十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领导们比,实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些见过大世面、吃过高级宴席的人——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卤肉、泡菜、水豆豉、赖汤元、肉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斩鸡、樟茶鸭、扣肉、米粉肉等“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亲制作的这类美味佳肴。母亲总是让我“嘿起吃”(四川话,意即放开胃吃个够)。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外不惮烦地制作美味。有了解我家这一情况的人,老早就对我发出过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我那时懵懵懂懂,并不曾去设想过“将来”生活也许能就那么延续下去吧?“妈!我想吃豆瓣鱼!想喝腊肉豆瓣酸菜汤!”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会有这两样“也不过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我属于天经地义。附带说一句,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自己要钱买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红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母亲在“饲养”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我家厨房里飘出的气味,以及母亲经常在厨房外晾晒自制腊肠,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要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高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还有在南池子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为什么我要把这方面的投资都算在母亲身上?因为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12级,工资额算高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父亲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母亲全权操办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身体很快地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我爱好文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文学青年”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新苗”一类栏目投习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别样的爱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住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过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但到头来,人家北京有根,终究还是“叶落归根”了。那时,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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