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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入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烈的家庭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放飞”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会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会对今天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
母亲将我们放飞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地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篇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比如说希望父母离京时为我“留房”)，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丝毫地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那是“口外”其艰苦可想而知。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随父亲到了塞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并非军校工作人员，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
这样后来军校彻底“砸烂”时，一些教职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生活条件较为改善。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
就熟之感。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止是“一点点”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进入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头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
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道缝纫社去合成。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里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气，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她坚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
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入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烈的家庭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放飞”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会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会对今天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
母亲将我们放飞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地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篇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比如说希望父母离京时为我“留房”)，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丝毫地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那是“口外”其艰苦可想而知。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随父亲到了塞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并非军校工作人员，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
这样后来军校彻底“砸烂”时，一些教职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生活条件较为改善。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
就熟之感。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止是“一点点”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进入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头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
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道缝纫社去合成。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里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气，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她坚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