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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浪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以“舌苔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十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我告诉他自己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比如，因为“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三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待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的那三个短篇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人将它发出，那便是见于1988年2月号的白儿。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到1978年十月杂志初创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埋头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可叹的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十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十年对有身有肉也有灵的个体来说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百岁计，也不过只有十个十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时，我不仅参加过十月杂志的编发，我还担任过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那部长篇小说叫雅克萨，由两人署名，实际上主要是谢鲲的手笔。我记得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谢鲲传达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次的修改。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那天脸色特别灰暗，与我交谈时音调也特别喑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个环境里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花，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要么就只能在那样一种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也想发表作品。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去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储存，而青春是不能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搞到这份儿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为‘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射，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西就该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点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其实班主任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点真正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浮肿的脸上竟泛出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种恍惚不安的心情中来到部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的，并且帮助他住进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进入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识到，我得以在这些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和美学意识，并获得一种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该是多么幸运。
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出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物。毋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获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鼓楼原不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年8月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里，我爱人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太丰富了！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机场登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而是把中国——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无名之辈：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和搬运工我同他们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侃大？山？当我十年之中三jp2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来喝来聊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问：“你干吗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整个儿“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文学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趣”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绝对非文学性的人生乐趣。
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我一个人存在，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网络中同我发生关系的人有爱我的，也有恨我的，我的心灵对于爱和恨以及其他的外来情感冲击都有足够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丰富着自己的体验与情感，并且我惊喜地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有着那么多不受外界干扰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尽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们，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更新创造，并创造得更好的激情与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自信。
现我在海外的知名度骤增到一种古怪的地步，我愿我自己和其他的中国作家都不再以这样一种状况而引世人注目，不过这不是我和中国作家们能自主的事。在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我同卢新华重逢。卢新华和王亚平一样，自“伤痕文学”浪潮消退后就逐步退出了文坛，卢新华到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王亚平则弃文从商。在洛杉矶我听到许多关于王亚平发财致富的浪漫传说，但由于我去那里时他因商务回中国了，从北京打长途电话来要我留在洛杉矶等他，他表示将盛情招待我，畅叙旧谊。而我那时已经倦游，决心提前回国，就没有见到他，无从证实那些关于他的传言。在卢新华的宿舍里我看到了我家中也保存着的一张照片：我和他和王亚平三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性人物于1979年初摄于崇文门外花市，当时王亚平全副戎装。卢新华告诉我，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说法：为期十年的中国“新时期文学”以“舌苔事件”的爆发及其后果宣告结束，而这十年可以说是“以刘心武始，以刘心武终”不管今后的文学是停滞、是发展、是怎么怎么样，那都属于另一个文学时期了。我告诉他自己已从个人的际遇中超脱出来，但我心里为一些别人的事难过。比如，因为“舌苔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林斤澜写得非常出色的三个短篇留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待发的，现在都发不出去了。从美国回来以后，我重返编辑部工作，得知林斤澜的那三个短篇退掉了两个，还压着一个，我便立即督促编辑部同人将它发出，那便是见于1988年2月号的白儿。读着印在刊物上的白儿，我心里很不平静，我想到1978年十月杂志初创时向林斤澜约稿的情景。基本上不参与政治埋头艺术探索并甘于寂寞的林斤澜是解放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人，他的被允许与不被允许，相当精确地折射出我们文坛的兴衰。可叹的是为什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文坛还要再一次重复连林斤澜也不被允许的局面
十年在人类发展的浩瀚长河中不过是弹指一瞬，但十年对有身有肉也有灵的个体来说却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即使以百岁计，也不过只有十个十年，而除去发育期和衰老期，人生能有几个十年得以施展并有所收获呢
在北京出版社工作时，我不仅参加过十月杂志的编发，我还担任过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那部长篇小说叫雅克萨，由两人署名，实际上主要是谢鲲的手笔。我记得是一个秋日的下午，我找谢鲲传达终审者的意见，请他对书稿作最后一次的修改。这位与我年龄相仿的作者那天脸色特别灰暗，与我交谈时音调也特别喑哑，但对我倾诉的一番心曲，却令我至今难忘。他说：“人生是桩神秘的事，你不能挑时候，不能挑地点，尤其不能挑种族，不能挑遗传基因，你就那么落生了。如果你有才华，那么你的才华只能在限定着你的那个环境里寻找机会发挥。有的人在‘文革’前已经开放了他们的才华之花，他们发表了作品，有了一定的名声，‘文革’当中他们挨批斗，他们不与‘文革’合作，‘文革’也不要他们合作，他们再不发表作品，他们无憾。但是，像你我这一代人，‘文革’前我们还小，轮不到我们施展，‘文革’十年正是我们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最紧要的人生岁月，我们要么甘于淹没，要么就只能在那样一种最荒谬的人文环境里寻觅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乎我们到头来也投稿，也想发表作品。弹钢琴的就想上台弹黄河，搞声乐的就想上台唱钢琴伴唱红灯记，而想演电影的就必然只能到比如南海长城那样的片子里去找个角色一切都可以储存，而青春是不能储存的，只能及时消费。这雅克萨我好几年前就开始搞了，已经搞到这份儿上，实在舍不得放弃，其实我心里很明白，这一类东西，还都属于为政治服务即为‘反修’服务的，说是历史小说，其实都难免影射，将来两国关系修好，这样的东西就该自动淘汰了我真想早点结束这项吃力的工作，写班主任那类的东西。其实班主任也还太政治化了，不过这一回你不是被政治驱赶着在搞文学服务，你勇敢地发表了你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我们以后都该抓住好时候，写一点真正的好东西”说到最后，他那浮肿的脸上竟泛出了红光。可没等到我把雅克萨的样书送到他跟前，他就溘然而逝了。记得我在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后，在一种恍惚不安的心情中来到部队的一所医院。医院的设备和医疗技术都是最好的，并且帮助他住进医院的朋友恳切地嘱托医务人员尽一切力量挽救他那尚未得以真正施展的才华。但谢鲲垮得很快，他的肝坏死了，据说酥成一片一片的，系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所致。我赶到医院时他已停放在密封状态的急救室，只能透过玻璃隔板观望他，他已进入弥留状态。当我回忆起这悲惨的情景，我就更深切地意识到，我得以在这些年里施展了自己的才能，并越来越摆脱了外在的束缚，构建起自己的良知系统和美学意识，并获得一种内在的尊重感和自信心，该是多么幸运。
在这些年里我送走的同代人远不止谢鲲一个，我又想到了张维安。记得1978年春天，当时我们一群年龄相仿的想在文坛上一试身手的朋友，同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参加劫后的第一次北京市文联代表大会。一天傍晚我把他们当中五六位叫到了小树林中，倚着一个不知为什么搁放在那儿的大型水泥管道构件，我向他们朗读了短篇小说醒来吧，弟弟的手稿，读完最后一行，他们真诚地鼓励我，也给我提出意见。那群朋友中就有张维安，他专攻小说评论，所以我格外留心他的意见。后来他一直关注我的创作。我从写社会重大问题转入探索人性，写出中篇小说如意以后，他很快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恳挚深切的评论。但那不久以后他查出肺癌，半年多以后他亡故了。人生有时就是这样地令人惆怅，机遇本来是难得的，但机遇到来时花蕾不得开放就谢落了。
对那一段历史我尽管有牢骚，并保留对某些重大事态的个人看法，但我得衷心地说，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期，关键在于改革和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变得富于创造性并丰富多彩。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不搞政治运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把思路和力气集中到如何使国家富强起来，如何能有更文明的生活这一目的上。自1985年以后，中国文坛明显地趋于多元，出现了相当多令一般人瞠目结舌或大惑不解的作品，涌现了一批从作品到生活态度都不仅绝不同于老一辈作家并且也鲜明地区别于像我这样的作家的新锐人物。毋庸讳言，不同美学见解的作家间不仅存在着争论(这是绝对正常的)，也存在着隔膜、误解、门户之见乃至人际纠纷(这也并非绝对不正常)，因此，每个作家再一次明确、寻找自己的位置，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了。
在新时期的十年文学运动中我算是一个贯穿型的人物，我每年都发出新的作品，即使是在1987年被停职检查的那段时间，由于上海收获杂志的信任和支持，我也继续在自设的私人照相簿专栏中发出文章，始终被比较多的读者所注意。1985年我连续发表了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那样的纪实小说，又一次引起了轰动效应。湖北作家祖慰1986年在香港遇见我时对我说：“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写的东西，都得承认你的存在，一个作家在几年当中能三次引起轰动，这可不简单！”他说的三次第一次自然是指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连续发出的那一次；第二次是指钟鼓楼的发表和获奖(另两部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呼声早就很高，获奖似属理所当然，钟鼓楼原不在许多人预测之中，我自己也没抱希望，但却也由评委们无记名投票选上了，因而更轰动)；第三次就是指519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发表。祖慰说这个话的时候当然没有预料到还有另一种“舌苔事件”式的轰动在等着我。从“舌苔事件”以后，文坛上除某些报告文学外似乎已从总体上失却了轰动效应。对于这种新的文学境况人们展开了讨论，至今仍在进一步探究中。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成功标志是轰动的社会效应，我的“三次轰动”并不意味着我在文学创作中获得了多么坚实的成果。但回顾这十年的文学跋涉，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我在基本的取向上始终如一，我有变化，但那变化是调整，是前进，而绝不是投机式的转向或犬儒式的妥协。我的创作灵感发自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所涌动着的情思可分解为三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我深刻地意识到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既有独特的价值、不可侵犯的尊严、坚实的良知和理性，也有连自己也说不清闹不明的丰富以至混乱乃至神秘的体验与渴求。另一个部分是我清醒地意识到我是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而且我的生命恰恰是在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之间度过，我的个人命运与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命运想摘开撇清，也摘不开撇不清的。再一个部分是我切肤地意识到我是一个黄种人，一个东方人，一个中国人，因此我是一个种族，一个文化，一种固有传统的产物。不管我怎么反抗那造成了我的传统，到头来我还属于这个传统，就算我和我们这个种族这个民族这个文化传统中的所有叛逆者集合起来，采取最强烈的手段，在我们有生之年，充其量也不过是促使我们的传统发生一些变化，或在一定程度上与别的种族别的民族别的文化传统有所融合而已，完全使自己成为另一传统中的人物，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1988年3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中国作家和当代世界，4月又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论文作家与读者，并在文艺报上开设了几乎每周一篇的“一叶之见”专栏，这些文章的心理背景，正如上所述。
使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即使在我最倒霉的时候，作为社会人的我仍然从社会得到了温暖、爱护和激励。1987年我被停职检查以后，接到了云南昆明宏达公司总经理郭友亮的邀请，应邀到那边同他会面并调养身心。我们本来并不相识，他只是读过我的一些作品，结果我们成了挚友。倘若以为我们的友谊仅仅建筑在他对我的作品的欣赏和我对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温暖那一点基础上，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各自从对方内心深处发现了可以将我们永远联结在一起的链条。1988年8月郭友亮从北京飞往日本进行访问，又从日本飞回北京。在我家里，我爱人问他对日本印象如何，买了什么东西回来。他的表情沉毅而坚定：“那里的东西太丰富了！开头我什么都想买，后来我什么都不要买——因为就算我有好多好多的外汇，能买好多好多的东西，我又怎么能够把日本所有的好东西买到中国来当我从东京成田机场登上飞机的时候，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的使命不是把日本的好东西买回来，而是把中国——至少是昆明——建设得像日本一样的富有！”我的心因他的这番话而悸动。
我有许多文学界以外的朋友，郭友亮这样的企业家朋友并不多，更多的是市井上的无名之辈：电线厂的工人、摆摊卖衣服的个体户、专做女发的理发师、锅炉工和搬运工我同他们交朋友绝非是为了写小说“而体验生活”、积攒素材。他们几乎没有读过我的任何作品而我也从来没有同他们谈论过文学或艺术，我们一起喝酒、打扑克、侃大？山？当我十年之中三jp2次搬家并且房子确实越搬越大，而且“软件”也确实不断更新之后，再邀他们来玩来喝来聊时，他们有时也直截了当地问：“你干吗跟我们交往呢”老实说，我答不出来。我只是觉得我不能整个儿“文学化”尤其不能整个儿“纯文学化”毕竟我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文学以外的需求的活人，我不能失去活气儿。我在不止一篇作品中使用了“琐屑的人生乐趣”这么个词组，我想那不是偶然的，我这人确实珍惜并善于享受种种琐屑的往往绝对非文学性的人生乐趣。
我清醒地知道这个世界上不仅有我一个人存在，我必须同其他的人一起存活，而在生活网络中同我发生关系的人有爱我的，也有恨我的，我的心灵对于爱和恨以及其他的外来情感冲击都有足够的承受力。在同他人的碰撞中，在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我丰富着自己的体验与情感，并且我惊喜地发现我内心深处还有着那么多不受外界干扰和左右的良知、渴望和神秘因子。我尽管得到了不少，但我不害怕失去它们，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有更新创造，并创造得更好的激情与力量，所以我充满了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