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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阿姐在大学时期还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东北农学院的农业机械系。在哈尔滨。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学院的“飞机大楼”就是说大楼的形状从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飞机，展开着宽大的两翼。在那个时代，那样的苏式建筑本身便是一种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学院里有苏联专家，高年级听专家直接用俄语讲课。实习中自然都学会了开拖拉机，阿姐自然有从拖拉机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大笑的照片——后来全家都懂得了开拖拉机是一桩比较简单的事，国家办这样的大学设这样的专业请那样的专家并不是为了培养一些拖拉机手，而是要培养一批能设计和指导制造拖拉机以及能总体运用农业机械的高级人才。阿姐本科毕业后又当了两年研究生，由苏联专家亲自担任导师。
课余，阿姐和同学们唱小乖乖，唱槐花几时开，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唱卡秋莎，唱红莓花开，唱三套马车，也唱宝贝，唱哈！万隆，唱哎哟，妈妈而且学校里流行弹吉他，是夏威夷式弹法，吉他很大，要搁放在台子上，弹时要戴套指，用金属圆棍压弦阿姐仍承袭着中学里的外号“小辫”梳两根粗黑的尾端用鲜艳的布条结扎成蝴蝶结的长辫，夏天一到她便同许多女同学一起及时换上布拉吉或衬衫短裙；那时候学校里每逢周末必有舞会，跳规规矩矩的交谊舞有一回舞会结束，旁系一位爱慕阿姐的戴眼镜的男同学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种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装作无意，但穷追不舍，企图找到一个脱离人群和多余眼光的地点，冲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迹他已暗中向阿姐递交过几封情书，倾述每当从阿姐她们宿舍中传出阿姐用吉他弹奏哎哟，妈妈等曲子时，他在窗外树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农学院的“飞机大楼”里有螺旋形楼梯，阿姐沿着螺旋形楼梯向上躲避，那痴心的人儿追踪着螺旋向上，但最终那人还是饮恨梯间，因为恰好一群人从顶层朝下运动，阿姐又混在那群人里面，眼睁睁地从那人身边返回了底层，并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时候阿姐是属于达野哥的。尽管因为阿姐到哈尔滨上学，每年只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达野哥相聚，但双方的鸿雁来往，是频繁而准时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经常是还带来三四个乃至四五个同班或仅仅是同系的女生，她们家在更远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转换车或为的是游览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没有亲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带至他们家中，他家外间屋里便用两个铺板拼成一张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们一起挤着睡，常常是必须横着躺，把脚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区上大学的小哥在那种情况下只好到里间父母的住房里另搭临时铺位安歇，不过他们全家对阿姐的同学们都毫无厌烦感，而大多数同学住下来时也很随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学，半夜里滚到阿姐怀里娇滴滴地发起嗲来：“唉哟，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哟”那一晚别的借宿同学都买到车票离去了，外屋只有阿姐和那发出“盈波，我肚子疼哟——”呻唤声的同学，阿姐只好爬起来给她找药吃不知为什么，这隔着门帘传进的“盈波，我肚子疼哟——”的声音，给里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还大一岁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和小哥还在阿姐跟前模仿过那嗲声嗲气的呻唤：“盈波，我肚子疼哟——”阿姐在他们初次模仿时咯咯乐，后来就仅止微笑，再后来表情冷然，再再后来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这件事时，阿姐竟说：“什么同学？谁？什么肚子疼？你们真无聊！”
2
阿姐他们的毕业分配过程，说起来像一个童话。那时候真是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许有人内心里有畏难情绪，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现于表面的确实是争先恐后挑选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这类地方，还不仅如此，在长达6年的学习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学已经很自然地形成了确定的关系，那么，如果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单位恰巧需要两名毕业生，大家就一定请他们先挑，成双成对的挑剩下了，单拨儿的再挑，没有发生纠纷，甚至没有出现过哪怕是初级形态的争吵与顶牛，非常顺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没有名额，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达野哥等着，都不让她去离北京远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动放弃了天津，因为天津是双名额，恰好有一对从天津考来的同学，理应让他们回天津去，这样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农业专科学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开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听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别的什么歌，不再弹吉他，并且同家里人团聚时不再有活泼的言谈，都始于去了那所专科学校之后。
很久以后，阿姐同他谈过一次，那时他也已经工作，记不得是什么原因，总之阿姐同他谈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众人中最早彻底冷下来的人。
那所农业专科学校设备很简陋，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这对于阿姐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她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作过更加远离北京更加艰苦的思想准备，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战胜地域的穷僻和生活的艰苦的使她冷下来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扑面而来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狰狞
那是一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教职工合起来只有一百来个人，阿姐报到后头一回到食堂打饭，见到别的教师自然都甩着小辫欢快地打招呼，而刚涮完饭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来两年的王老师便神色紧张地告诉她：“你可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还凑到一块儿吃，还说笑”阿姐吃了一惊，忙向她打听哪些人是右派分子，并牢牢记在心中：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眼的老头儿是，那个衣衫上打着补丁总戴着顶旧制服帽子剪短发的胖女人是，那个白净脸的戴眼镜的是，那个看去像个农民身坯粗壮的原来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刚去那学校时，反右斗争刚卷过第一波，还没教完一个学期，便紧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惊心动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师有一天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也被校领导点了名，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散会后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说话好还是不跟她说话好，而王老师一张脸不仅变为了抹布般的污灰色，也简直不敢让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触，两人同处一屋，只有坟墓般的寂静阿姐心里怦怦乱跳，走出宿舍，怀着一颗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领导，一个高瘦的右眼皮上有个疤痕的牙齿发黄的男人，问他自己该怎么同王老师相处，那男人厉声地指示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随时向组织上揭发汇报！”阿姐一步步仿佛脚踝上拖着铅块般地走回宿舍，心里想：王老师这人是很愿意革命的呀，她过去的言行我不知道，来学校以后她的言行我实在找不出右的问题，而从今天起她根本就没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发她汇报她？阿姐到了宿舍门前，拉开门——她发出了一声无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师是教电工学的，她用完全符合电学原理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电死了自己，她那张凝固着极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脸如一道凌厉的闪电，击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类的东西构筑成的心灵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间，阿姐结束了她纯真的青春期，她的内心里后来究竟是些什么，变得深不可测，而显露出来的，则是遍体清凉后的沉静与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调离那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总算没有被划为“右派”或准“右派”(内控“右派”)，据她自己后来讲，简直要算一个奇迹。因为到后来那位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简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言论表现，他就像到菜园子里拔大葱一样，需要几根便拔出几根他是按上级规定的指标拔右派“大葱”并且由于他本人对拔“大葱”有着特别的嗜好，因而他还要尽量地超额，更可怕的是尽管全校教职工一百多个人，按说根据敌人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顶多到五的估计，被拔出的几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却把眼光单集中到有大学学历的那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这个范畴内，被拔出的几率便高达四分之一
阿姐那几年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的内心恐怖之中，而开会时上课时劳动时乃至走路时吃饭时上厕所时还都不能从脸上从嘴里从身姿上透露出丝毫的内心迹象。她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开水提着热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见那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正在二十步开外同人事干部交谈，她忍不住朝那边一瞥，而手里弹着烟灰露出黄牙喷着烟雾的领导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暂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紧，因为她觉得对方分明是一种类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后来跟他讲到这细节时一再申明，她说屠夫不是一种隐喻，不带反抗或控诉的色彩，甚至不带贬义，那是指作为一种正当职业的屠夫，那样的屠夫本应具有那样的职业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为她深感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换个比喻，她自知是菜园子里已经无可奈何地长得粗大的葱，要拔它的人望它一眼并不意味着罪恶，倒是它自己应深知自己的命运本应如此
如今再回头细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时为什么寡言少欢，为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缺乏兴致，为什么晚上洗脚一双脚泡在水里许久，其实水都凉了，她却还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就那么样一坐坐许久
在大的社会境域之中，每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境域倒并不都是一样的情形，犹如一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着很深的水，多日不干，有的地方变得泥泞不堪，而有的地方却只不过湿上一阵，很快干燥如初他记得，表姐田月明她们那个设计院，似乎就没那么恐怖，至少从表姐的谈吐和情绪上，可以看出来她自身没有什么危机感，也对院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较松弛地认同。有一个星期天她又摇摇摆摆地来到舅舅家，他和母亲——就是她舅母——都对她说：“真不巧，崩龙珍才走”她便毫不大惊小怪地对他们说：“怎么，她自己说了吗？他们还都不知道吗？她怎么还往这儿跑？她们学校已经把她划成“右派”了呀！”说完又嘻嘻哈哈地说别的，问舅母要卤肉和泡菜吃。事后他回忆起这一幕，很是吃惊，吃惊的不仅是崩龙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对反右斗争，对多年来一块儿玩得那么好的同乡、同窗被划成“右派”都并不感到惊奇与遗憾，当然她也并不积极投入斗争或从此真对崩龙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体处境，并且有她特有的应付处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两张大字报的批判，针对她的一句言论，是什么言论他记不清了，总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应付办法，她坦然地对待那两张大字报，记得有一回她送票给他们全家去看她们文工团的演出，演出的剧场离她们文工团驻地很近，演出结束她便带着他们全家去文工团，径直把他们带到那两张大字报前，当着团里的人，自自然然地说：“批判得对啊！警钟敲得好啊！你们都看看，都来帮助我，监督我啊！”结果反右的火就只燎到她那么一下，运动过去她安然无事，并且几年后还终于被吸收入党。当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后，鞠琴却依旧是乐乐呵呵的，对社会、人生怀着不见衰减的热情，或至少是温情，当然后来他终于知道，其实在鞠琴内心深处，也一直翻卷着困惑的波涛。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来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龙珍在反右一开始便陷了进去。崩龙珍确实有长篇大套的鸣放言论，还同大学里当时的一个什么民间油印刊物有关系，根据当时的政治坐标，把她划为右派那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场斗争反映到她内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种无辜的恐怖感，而是别的一些情绪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确实多少显得有些古怪，那一阵她不仅每逢星期天必从西郊一大早就来到他家，而且总是要吃完晚饭才返回学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10月1日，他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游行回到家中，发现崩龙珍却已经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队员队伍总是先接受检阅、先通过天安门的呀，大学的游行队伍且排在后头呢，她怎么已经游行完了并且早就到了他家呢？母亲摆开一桌子节日菜肴，大家归座享用时，他问起来，崩龙珍承认自己从游行队伍中提前退了出来，因为她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至今记得那个国庆节崩龙珍的打扮，她穿着一件很漂亮的咖啡色呢子上装，领口上别着一束雅致的淡粉色绢花，短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头顶上还勒着一条淡粉色的缎带，确是一种过节和参加盛典才有的装束，但其实那时学校里他们系已经开过她许多次批判会，她已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不过没有最后宣布戴帽子罢了应该说崩龙珍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能够自持的，她还能为自己找到他家这样一个避风港，还能在他家的人们面前镇定自若不露痕迹，还能打扮成那个样子，并且说不定她真打算随队游行，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是被革命群众从游行队伍里轰了出来，才到的他家总之，不管怎么说，她那时内心的种种变化和煎熬，同阿姐又属于另一种情况
阿姐在反右斗争中并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事情过去以后她如田月明表姐一样地清白，然而她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却在那以后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阿姐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准备去报到之前，有一天表姐田月明、义姊鞠琴、同窗崩龙珍，她们四个青春女性站在他家屋外的合欢树下，由他家二哥给她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四个女性真如四朵正在尽量胀圆花盘的玫瑰，月明表姐美艳如电影明星，鞠琴姐爽朗大方风度翩翩，崩龙珍俨然女教授气派，惟有阿姐，一根长辫甩在胸前，一根长辫搭在身后，两只手不知该怎么放似的交勾在布拉吉腰下，还不脱学生的味道
崩龙珍被打成右派以后，阿姐和鞠琴姐都主动烧掉了这张照片，月明表姐则采取了剪去边上崩龙珍身影的措施，惟有崩龙珍一直留着这张照片，许多年以后，他在崩龙珍家里看到了那发黄的照片，崩龙珍喃喃地指着照片上自己的影像说：“23岁，才23岁呀”
在崩龙珍家里看到那张旧照片后，他曾向阿姐提及，阿姐冷冷地说：“什么23，崩龙珍中学时候就瞒了岁数，那一年她该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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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暑期里要大炼钢铁，阿姐被指定设计小高炉，限期出铁，她不能回北京，她写信让达野哥去看她，达野哥回信说他们机关里也要大炼钢铁——那时他已经调到区教育局当一个处的副处长，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建议待“1070的捷报传来后再说”1070是当年全国老少妇孺皆知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要全民上马，土法上马，日夜苦干，争取早日超过英国的钢铁产量，那“超英赶美”的钢铁指标便是1070万吨。当时不仅是达野哥，而是上下许许多多的人，都充满信心地认为达到这个指标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一年半载就能实现。
然而暑期将尽时达野哥突然去了河北，去了阿姐那所农业专科学校。他事先没有通知阿姐，到得很突然。
达野哥的从天而降，一定使阿姐欣喜若狂。乍相见时的情景，至少在阿姐这一方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后来似乎不妙。怎么不妙，详情至今仍是个深深的秘密。
阿姐后来只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达野哥去看望她时，带去了一些吃的，其中有两听水果罐头，就是那种至今仍在出售的胖玻璃罐装铁皮盖封口的水果罐头，这在那年月里是—种很难得的显得很昂贵很高级的食品，阿姐接过去很高兴很感激很珍视，但阿姐在那样一个穷地方一时拿不出东西来招待达野哥，便随口说了一句“要不你就吃一罐糖水菠萝吧”而达野哥竟倚在椅子上，说了一声：“好，你开一罐吧！”阿姐在一种意外的心情下遵从地为他开启了一罐糖水菠萝，达野哥马上接到手中，而且毫不犹豫地接过了阿姐递上的铁勺，坦然地用铁勺舀着菠萝块往嘴里送，不—会儿便在言谈话语之间将罐中的菠萝块吃了个精光，只差没端起罐子把里头的汁水喝尽，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达野哥竟没有请阿姐—起吃的丝毫表示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理解，至少不能深刻地理解，阿姐为什么对达野哥吃掉自己带来的两听水果罐头中的一听那么样地耿耿于怀
据说达野哥那一次的突然造访显得心神不定，而且烦躁郁闷，但他又要阿姐迅捷同意，当年国庆节回北京同他结婚，那该是阿姐期待已久的求婚，但阿姐却加以拒绝了，当然不是拒绝同达野哥结婚，而是拒绝了那突然加以限定如同最后通牒般的婚期
达野哥在学校的男老师宿舍中借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便离去了。全校的员工这下都知道阿姐有了一个北京的未婚夫。但惟有阿姐自己心里清楚，恰恰在这以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出现了问题，要么是阿姐去信好久达野哥反常地久久不回，要么是回了信却全然丧失了往昔的热情和爱恋
在经历了来自政治的恐怖冲击之后，阿姐又经历了来自感情的恐怖冲击她惊恐地发现，即使是她同达野哥那样的原来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初恋花朵，也完全可能突然凋零萎落，全然结不出果实下一年春节前她回到北京，人生向她呈现出更其残酷的一面，而且清晰无误——达野哥向她承认，已经有3年之久了，那就是说早在她从东北农学院毕业之前，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就追求上了他，那女教师会写诗，会弹钢琴，开始他拒绝，他回避，但毕竟阿姐总在外地，而那写诗和弹琴的西施就在北京，随时可以出现在身边，他终于被她俘虏，他由感动而生好感而投桃报李地也爱上了她
达野哥突然跑到河北阿姐任教的学校去，是一种内心挣扎的表现，他对阿姐有一种愧疚感乃至于犯罪感，他知道自己已经并不真的爱恋着阿姐了，但他应该还爱阿姐，并且应当履行一种似乎早已设定的义务同阿姐结婚，而当他向阿姐提出那一年的国庆节结婚时，万没想到却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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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阿姐在大学时期还是很快活的。
上的是东北农学院的农业机械系。在哈尔滨。寄回家的照片上，背景有学院的“飞机大楼”就是说大楼的形状从空中俯瞰像一架巨型的飞机，展开着宽大的两翼。在那个时代，那样的苏式建筑本身便是一种光明和希望的象征。学院里有苏联专家，高年级听专家直接用俄语讲课。实习中自然都学会了开拖拉机，阿姐自然有从拖拉机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大笑的照片——后来全家都懂得了开拖拉机是一桩比较简单的事，国家办这样的大学设这样的专业请那样的专家并不是为了培养一些拖拉机手，而是要培养一批能设计和指导制造拖拉机以及能总体运用农业机械的高级人才。阿姐本科毕业后又当了两年研究生，由苏联专家亲自担任导师。
课余，阿姐和同学们唱小乖乖，唱槐花几时开，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唱卡秋莎，唱红莓花开，唱三套马车，也唱宝贝，唱哈！万隆，唱哎哟，妈妈而且学校里流行弹吉他，是夏威夷式弹法，吉他很大，要搁放在台子上，弹时要戴套指，用金属圆棍压弦阿姐仍承袭着中学里的外号“小辫”梳两根粗黑的尾端用鲜艳的布条结扎成蝴蝶结的长辫，夏天一到她便同许多女同学一起及时换上布拉吉或衬衫短裙；那时候学校里每逢周末必有舞会，跳规规矩矩的交谊舞有一回舞会结束，旁系一位爱慕阿姐的戴眼镜的男同学情不自禁地追逐阿姐，是那种50年代的追逐，他保持着二三十步的距离，装作无意，但穷追不舍，企图找到一个脱离人群和多余眼光的地点，冲上前去向阿姐表白他的心迹他已暗中向阿姐递交过几封情书，倾述每当从阿姐她们宿舍中传出阿姐用吉他弹奏哎哟，妈妈等曲子时，他在窗外树林中那如油火煎熬般的心情那农学院的“飞机大楼”里有螺旋形楼梯，阿姐沿着螺旋形楼梯向上躲避，那痴心的人儿追踪着螺旋向上，但最终那人还是饮恨梯间，因为恰好一群人从顶层朝下运动，阿姐又混在那群人里面，眼睁睁地从那人身边返回了底层，并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之中
他知道，那时候阿姐是属于达野哥的。尽管因为阿姐到哈尔滨上学，每年只能在寒、暑假之中回到北京同达野哥相聚，但双方的鸿雁来往，是频繁而准时的。
一放假阿姐就回北京，经常是还带来三四个乃至四五个同班或仅仅是同系的女生，她们家在更远的南方，要在北京中转换车或为的是游览一下北京，住不起旅店也没有亲友可投靠，便由阿姐带至他们家中，他家外间屋里便用两个铺板拼成一张大床，晚上阿姐便陪她的同窗们一起挤着睡，常常是必须横着躺，把脚放在床边的椅子上，才睡得下，而他和在郊区上大学的小哥在那种情况下只好到里间父母的住房里另搭临时铺位安歇，不过他们全家对阿姐的同学们都毫无厌烦感，而大多数同学住下来时也很随便，唱歌、嬉笑，有一回，一位矮胖的福建籍同学，半夜里滚到阿姐怀里娇滴滴地发起嗲来：“唉哟，盈波，我肚子疼，肚子疼哟”那一晚别的借宿同学都买到车票离去了，外屋只有阿姐和那发出“盈波，我肚子疼哟——”呻唤声的同学，阿姐只好爬起来给她找药吃不知为什么，这隔着门帘传进的“盈波，我肚子疼哟——”的声音，给里屋的他和他那比阿姐还大一岁的小哥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许多年以后，他和小哥还在阿姐跟前模仿过那嗲声嗲气的呻唤：“盈波，我肚子疼哟——”阿姐在他们初次模仿时咯咯乐，后来就仅止微笑，再后来表情冷然，再再后来他和小哥有一回又提起这件事时，阿姐竟说：“什么同学？谁？什么肚子疼？你们真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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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他们的毕业分配过程，说起来像一个童话。那时候真是争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许有人内心里有畏难情绪，有不得已的因素，但呈现于表面的确实是争先恐后挑选西藏、青海、宁夏、甘肃、新疆、贵州这类地方，还不仅如此，在长达6年的学习生活中，一些男女同学已经很自然地形成了确定的关系，那么，如果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单位恰巧需要两名毕业生，大家就一定请他们先挑，成双成对的挑剩下了，单拨儿的再挑，没有发生纠纷，甚至没有出现过哪怕是初级形态的争吵与顶牛，非常顺利地就分配完了，大家各奔前程。
那一年北京没有名额，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达野哥等着，都不让她去离北京远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动放弃了天津，因为天津是双名额，恰好有一对从天津考来的同学，理应让他们回天津去，这样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农业专科学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开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听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别的什么歌，不再弹吉他，并且同家里人团聚时不再有活泼的言谈，都始于去了那所专科学校之后。
很久以后，阿姐同他谈过一次，那时他也已经工作，记不得是什么原因，总之阿姐同他谈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众人中最早彻底冷下来的人。
那所农业专科学校设备很简陋，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这对于阿姐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她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作过更加远离北京更加艰苦的思想准备，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战胜地域的穷僻和生活的艰苦的使她冷下来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扑面而来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狰狞
那是一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教职工合起来只有一百来个人，阿姐报到后头一回到食堂打饭，见到别的教师自然都甩着小辫欢快地打招呼，而刚涮完饭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来两年的王老师便神色紧张地告诉她：“你可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还凑到一块儿吃，还说笑”阿姐吃了一惊，忙向她打听哪些人是右派分子，并牢牢记在心中：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眼的老头儿是，那个衣衫上打着补丁总戴着顶旧制服帽子剪短发的胖女人是，那个白净脸的戴眼镜的是，那个看去像个农民身坯粗壮的原来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刚去那学校时，反右斗争刚卷过第一波，还没教完一个学期，便紧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惊心动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师有一天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也被校领导点了名，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散会后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说话好还是不跟她说话好，而王老师一张脸不仅变为了抹布般的污灰色，也简直不敢让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触，两人同处一屋，只有坟墓般的寂静阿姐心里怦怦乱跳，走出宿舍，怀着一颗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领导，一个高瘦的右眼皮上有个疤痕的牙齿发黄的男人，问他自己该怎么同王老师相处，那男人厉声地指示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随时向组织上揭发汇报！”阿姐一步步仿佛脚踝上拖着铅块般地走回宿舍，心里想：王老师这人是很愿意革命的呀，她过去的言行我不知道，来学校以后她的言行我实在找不出右的问题，而从今天起她根本就没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发她汇报她？阿姐到了宿舍门前，拉开门——她发出了一声无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师是教电工学的，她用完全符合电学原理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电死了自己，她那张凝固着极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脸如一道凌厉的闪电，击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类的东西构筑成的心灵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间，阿姐结束了她纯真的青春期，她的内心里后来究竟是些什么，变得深不可测，而显露出来的，则是遍体清凉后的沉静与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调离那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总算没有被划为“右派”或准“右派”(内控“右派”)，据她自己后来讲，简直要算一个奇迹。因为到后来那位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简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言论表现，他就像到菜园子里拔大葱一样，需要几根便拔出几根他是按上级规定的指标拔右派“大葱”并且由于他本人对拔“大葱”有着特别的嗜好，因而他还要尽量地超额，更可怕的是尽管全校教职工一百多个人，按说根据敌人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顶多到五的估计，被拔出的几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却把眼光单集中到有大学学历的那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这个范畴内，被拔出的几率便高达四分之一
阿姐那几年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的内心恐怖之中，而开会时上课时劳动时乃至走路时吃饭时上厕所时还都不能从脸上从嘴里从身姿上透露出丝毫的内心迹象。她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开水提着热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见那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正在二十步开外同人事干部交谈，她忍不住朝那边一瞥，而手里弹着烟灰露出黄牙喷着烟雾的领导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暂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紧，因为她觉得对方分明是一种类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后来跟他讲到这细节时一再申明，她说屠夫不是一种隐喻，不带反抗或控诉的色彩，甚至不带贬义，那是指作为一种正当职业的屠夫，那样的屠夫本应具有那样的职业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为她深感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换个比喻，她自知是菜园子里已经无可奈何地长得粗大的葱，要拔它的人望它一眼并不意味着罪恶，倒是它自己应深知自己的命运本应如此
如今再回头细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时为什么寡言少欢，为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缺乏兴致，为什么晚上洗脚一双脚泡在水里许久，其实水都凉了，她却还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就那么样一坐坐许久
在大的社会境域之中，每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境域倒并不都是一样的情形，犹如一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着很深的水，多日不干，有的地方变得泥泞不堪，而有的地方却只不过湿上一阵，很快干燥如初他记得，表姐田月明她们那个设计院，似乎就没那么恐怖，至少从表姐的谈吐和情绪上，可以看出来她自身没有什么危机感，也对院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较松弛地认同。有一个星期天她又摇摇摆摆地来到舅舅家，他和母亲——就是她舅母——都对她说：“真不巧，崩龙珍才走”她便毫不大惊小怪地对他们说：“怎么，她自己说了吗？他们还都不知道吗？她怎么还往这儿跑？她们学校已经把她划成“右派”了呀！”说完又嘻嘻哈哈地说别的，问舅母要卤肉和泡菜吃。事后他回忆起这一幕，很是吃惊，吃惊的不仅是崩龙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对反右斗争，对多年来一块儿玩得那么好的同乡、同窗被划成“右派”都并不感到惊奇与遗憾，当然她也并不积极投入斗争或从此真对崩龙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体处境，并且有她特有的应付处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两张大字报的批判，针对她的一句言论，是什么言论他记不清了，总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应付办法，她坦然地对待那两张大字报，记得有一回她送票给他们全家去看她们文工团的演出，演出的剧场离她们文工团驻地很近，演出结束她便带着他们全家去文工团，径直把他们带到那两张大字报前，当着团里的人，自自然然地说：“批判得对啊！警钟敲得好啊！你们都看看，都来帮助我，监督我啊！”结果反右的火就只燎到她那么一下，运动过去她安然无事，并且几年后还终于被吸收入党。当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后，鞠琴却依旧是乐乐呵呵的，对社会、人生怀着不见衰减的热情，或至少是温情，当然后来他终于知道，其实在鞠琴内心深处，也一直翻卷着困惑的波涛。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来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龙珍在反右一开始便陷了进去。崩龙珍确实有长篇大套的鸣放言论，还同大学里当时的一个什么民间油印刊物有关系，根据当时的政治坐标，把她划为右派那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场斗争反映到她内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种无辜的恐怖感，而是别的一些情绪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确实多少显得有些古怪，那一阵她不仅每逢星期天必从西郊一大早就来到他家，而且总是要吃完晚饭才返回学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10月1日，他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游行回到家中，发现崩龙珍却已经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队员队伍总是先接受检阅、先通过天安门的呀，大学的游行队伍且排在后头呢，她怎么已经游行完了并且早就到了他家呢？母亲摆开一桌子节日菜肴，大家归座享用时，他问起来，崩龙珍承认自己从游行队伍中提前退了出来，因为她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至今记得那个国庆节崩龙珍的打扮，她穿着一件很漂亮的咖啡色呢子上装，领口上别着一束雅致的淡粉色绢花，短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头顶上还勒着一条淡粉色的缎带，确是一种过节和参加盛典才有的装束，但其实那时学校里他们系已经开过她许多次批判会，她已被称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只不过没有最后宣布戴帽子罢了应该说崩龙珍在那个时候还是相当能够自持的，她还能为自己找到他家这样一个避风港，还能在他家的人们面前镇定自若不露痕迹，还能打扮成那个样子，并且说不定她真打算随队游行，不是因为身体不适而是被革命群众从游行队伍里轰了出来，才到的他家总之，不管怎么说，她那时内心的种种变化和煎熬，同阿姐又属于另一种情况
阿姐在反右斗争中并没有受到正面冲击，事情过去以后她如田月明表姐一样地清白，然而她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却在那以后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在阿姐大学毕业分配到河北准备去报到之前，有一天表姐田月明、义姊鞠琴、同窗崩龙珍，她们四个青春女性站在他家屋外的合欢树下，由他家二哥给她们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四个女性真如四朵正在尽量胀圆花盘的玫瑰，月明表姐美艳如电影明星，鞠琴姐爽朗大方风度翩翩，崩龙珍俨然女教授气派，惟有阿姐，一根长辫甩在胸前，一根长辫搭在身后，两只手不知该怎么放似的交勾在布拉吉腰下，还不脱学生的味道
崩龙珍被打成右派以后，阿姐和鞠琴姐都主动烧掉了这张照片，月明表姐则采取了剪去边上崩龙珍身影的措施，惟有崩龙珍一直留着这张照片，许多年以后，他在崩龙珍家里看到了那发黄的照片，崩龙珍喃喃地指着照片上自己的影像说：“23岁，才23岁呀”
在崩龙珍家里看到那张旧照片后，他曾向阿姐提及，阿姐冷冷地说：“什么23，崩龙珍中学时候就瞒了岁数，那一年她该是25。”
3
那一年暑期里要大炼钢铁，阿姐被指定设计小高炉，限期出铁，她不能回北京，她写信让达野哥去看她，达野哥回信说他们机关里也要大炼钢铁——那时他已经调到区教育局当一个处的副处长，他实在抽不出时间，建议待“1070的捷报传来后再说”1070是当年全国老少妇孺皆知的一个数字，就是我们要全民上马，土法上马，日夜苦干，争取早日超过英国的钢铁产量，那“超英赶美”的钢铁指标便是1070万吨。当时不仅是达野哥，而是上下许许多多的人，都充满信心地认为达到这个指标并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一年半载就能实现。
然而暑期将尽时达野哥突然去了河北，去了阿姐那所农业专科学校。他事先没有通知阿姐，到得很突然。
达野哥的从天而降，一定使阿姐欣喜若狂。乍相见时的情景，至少在阿姐这一方我是可以想见的。然而后来似乎不妙。怎么不妙，详情至今仍是个深深的秘密。
阿姐后来只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达野哥去看望她时，带去了一些吃的，其中有两听水果罐头，就是那种至今仍在出售的胖玻璃罐装铁皮盖封口的水果罐头，这在那年月里是—种很难得的显得很昂贵很高级的食品，阿姐接过去很高兴很感激很珍视，但阿姐在那样一个穷地方一时拿不出东西来招待达野哥，便随口说了一句“要不你就吃一罐糖水菠萝吧”而达野哥竟倚在椅子上，说了一声：“好，你开一罐吧！”阿姐在一种意外的心情下遵从地为他开启了一罐糖水菠萝，达野哥马上接到手中，而且毫不犹豫地接过了阿姐递上的铁勺，坦然地用铁勺舀着菠萝块往嘴里送，不—会儿便在言谈话语之间将罐中的菠萝块吃了个精光，只差没端起罐子把里头的汁水喝尽，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达野哥竟没有请阿姐—起吃的丝毫表示
我在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理解，至少不能深刻地理解，阿姐为什么对达野哥吃掉自己带来的两听水果罐头中的一听那么样地耿耿于怀
据说达野哥那一次的突然造访显得心神不定，而且烦躁郁闷，但他又要阿姐迅捷同意，当年国庆节回北京同他结婚，那该是阿姐期待已久的求婚，但阿姐却加以拒绝了，当然不是拒绝同达野哥结婚，而是拒绝了那突然加以限定如同最后通牒般的婚期
达野哥在学校的男老师宿舍中借住了一夜，第二天下午便离去了。全校的员工这下都知道阿姐有了一个北京的未婚夫。但惟有阿姐自己心里清楚，恰恰在这以后，他们之间的通信出现了问题，要么是阿姐去信好久达野哥反常地久久不回，要么是回了信却全然丧失了往昔的热情和爱恋
在经历了来自政治的恐怖冲击之后，阿姐又经历了来自感情的恐怖冲击她惊恐地发现，即使是她同达野哥那样的原来似乎是牢不可破的初恋花朵，也完全可能突然凋零萎落，全然结不出果实下一年春节前她回到北京，人生向她呈现出更其残酷的一面，而且清晰无误——达野哥向她承认，已经有3年之久了，那就是说早在她从东北农学院毕业之前，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就追求上了他，那女教师会写诗，会弹钢琴，开始他拒绝，他回避，但毕竟阿姐总在外地，而那写诗和弹琴的西施就在北京，随时可以出现在身边，他终于被她俘虏，他由感动而生好感而投桃报李地也爱上了她
达野哥突然跑到河北阿姐任教的学校去，是一种内心挣扎的表现，他对阿姐有一种愧疚感乃至于犯罪感，他知道自己已经并不真的爱恋着阿姐了，但他应该还爱阿姐，并且应当履行一种似乎早已设定的义务同阿姐结婚，而当他向阿姐提出那一年的国庆节结婚时，万没想到却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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