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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却受到了阿姐满怀尊严的拒绝，于是回到北京，他更深地陷入到了那位语文教师用诗句和乐音编织的情网之中
阿姐心中神圣而美好的东西破碎得实在太多了！
阿姐在那个寒假回河北以前有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在事先没跟达野哥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在教育局下班之前抵达了达野哥办公室，并且带去了夹好猪头肉的火烧和水果，当着达野哥的上下级，就如同她和达野哥早约定好了似的，说是要在办公室同达野哥就着茶水共进晚餐并且晚上一块儿去看鞠琴她们文工团的歌舞晚会。
达野哥的同事们都走光了，达野哥和阿姐在那间办公室里待了许久许久，他们既没有吃掉那些吃食更没有去观看什么歌舞晚会。
达野哥说过这样的话：“别老在这儿待着，有值夜班的人，别造成不良影响”
阿姐说过这样的话：“你跑到河北我们学校去，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你甩了我，我回到学校去怎么做人？”
不再是谈情说爱。
蜕变成了一种古怪的谈判。
阿姐对达野哥动之以情、循之以理、绳之以义。
最可怜的是还要动之以情。阿姐抚摸达野哥放在桌上的手，还趁势依偎到达野哥的怀抱中
达野哥却残酷地将阿姐轻轻地推拒开了。他告诉阿姐，已无挽回的余地，他准备同那位语文教师结婚，他承认自己对阿姐有罪，他说他内心里很痛苦，他恳求阿姐原谅
阿姐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变得更加冷峻。没有眼泪，没有话语，没有表情，她静静地洗漱，默默地躺下，却一夜没有合眼，仰面望着天花板，心里只充塞着一个冰冷而坚硬的念头：我一定要在北京另找一个对象，只有这样我才能逃离那所可怕的农业专科学校。
从此达野哥从我家消失。
对于我来说，他也不再是什么哥了，他是一个姓达野的人，一个同我没有丝毫关系的不相干的人。
4
达野消失了。
勇哥进入了阿姐的生活，并且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员。
勇哥是鞠琴介绍给阿姐的。更准确地说，是鞠琴和她的爱人常延茂共同介绍给阿姐的。
常延茂是文工团里歌剧队的。他年龄那时并不大，导演派角色时却总派他演老头，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基本上属于低音，还有他那沉稳的气质；他上戏时化起妆来总比较麻烦，因为老得粘胡须、画皱纹什么的，渐渐的他的面部皮肤变得相当粗糙，在台下不化妆时望去给人的印象也总大于他的实际年龄；常延茂结婚以前住两人一屋的单身宿舍，他的舍友始终没换过，便是屈晋勇。屈晋勇比常延茂大好几岁，参军早——他在1945年东北一解放就参军了，参军以前是店铺的伙计，再以前在农村帮着父兄给地主扛活；参军以后先干过一段后勤，后来因为文工团的导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上了他那工农型的健壮大方的相貌，又听他数来宝数得好，便把他吸收进了文工团，从演简单的小节目到演二人转到演小歌剧到调入北京的大文工团演大歌剧，他一步步成为歌剧团里不可或缺的演员——因为嗓子并不怎么好唱不了挂头牌的主角，但从雄武的政委这种正面角色到奸诈的叛徒那样的反面角色，他都拿得起来，因此几乎歌剧团排演的每一出新戏里，他总能列在广告中的“主要演员”名单里，一般在第四位到第七位之间。
他还记得勇哥第一回到家里来拜见他父母的情形，那天没穿军装，穿的是便装，进屋时身穿一件料子好高级的黑呢子大衣，戴着呢子的制服帽，好魁梧挺拔的身板，好一副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相貌，只是望去实在是年龄已然不轻，尽管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呢子帽下露出的头发茬和鬓角也乌黑整齐，他见到他时还是总觉得是位叔叔而不是个哥哥。
阿姐很快同勇哥确定了关系，并开始着手根据这关系调来北京。“五一”的短期休假阿姐也回了北京，同勇哥“对了几天象”又匆匆赶回河北那所专科学校，他同勇哥两人到火车站送阿姐，买了站台票一直送到月台，送到火车开动并且从视野中消失。他又捕捉到了一次两个人的对视，默默地对视，一方还是阿姐，另一方却已不是达野哥而是勇哥，场景也不再是家中里屋的五斗橱前，而是火车站，阿姐已经上车坐到了靠窗的座位上，把吊窗推了上去，露出胸部以上，她两只眼睛出奇的大，比以往他任何时候看到她时都显得更大，那眼睛分明在说话，那话语并不复杂，很好解读，连刚刚16岁的他也能了然于心，那是很单纯但也很强烈并且具有命令性却又饱含诱惑力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能改变，并且要尽快把我调来北京”；勇哥站在月台上，衣衫笔挺，英姿勃勃，但却并不能报之以丰富的表情和裸露心迹的目光；勇哥站立的位置尽管正对着阿姐露脸的车窗，却并不贴近，保持着几步的距离，火车启动后他只是举臂招手，也并没有冲过去再与阿姐握别，依16岁的他当时心中的估测，是以为勇哥既然在台上可以那样放开地表演，那么在这月台上就是冲过去吻吻阿姐的脸蛋也并不出格，不过他预测得一点也不准，勇哥只是以立正姿势向阿姐挥别，脸上只有一个淡淡的含蓄的微笑，当然勇哥的目光一直同阿姐的目光对接着，做越来越延长的斜线运动，直到终于不得不扯断，但从旁看去，那整个情景实在不像是恋人之间的对视和生离，而仿佛是兄长或首长在欢送弟妹或下级奔赴某个“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许多年后，阿姐同达野哥在五斗橱前的默默对视，阿姐同勇哥在火车站月台车窗内外的默默对视，这两个情景，两部“电影”曾在他脑海中多次重现、放映，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酸辛感，为阿姐，为人生，为莫测的命运，为一些珍贵东西的破碎，为一些满心满意争取到迎接来的东西其实具有潜在的危险品的性质，以及为一些简直说不出道不明却又尖利而残酷的思绪，是的，他早就想写一本叫做阿姐的书，开头为什么没写，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也总不写？现在憬悟出，也许是由于不忍，是的，不忍，不忍心下笔
5
阿姐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和勇哥结了婚。离开我家的时候，我看见妈妈从她那古旧的铜片包边的小樟木箱中取出一对金镯子，郑重地递给了阿姐，而阿姐则把一厚摞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日记本捆在一起，递给了妈妈，说：“别保存，抽空烧了它！妈，您记住，烧了它！我不想自己烧，您替我烧，啊，妈？”妈妈有点吃惊地接了过去
阿姐婚后的头5年间，看去是幸福而满足，安适而平顺的。
鞠琴姐真是阿姐命中的福星。难道仅仅因为当年的大火灾之后，阿姐挽着父母双亡的鞠琴姐的胳膊，在蜀香中学的操场上默默地兜过圈子，冥冥中的主宰就总让鞠琴姐在阿姐人生途程的转换站上，为阿姐出力帮忙并且总能玉成好事？
鞠琴姐给阿姐介绍了对象，促成了阿姐和屈晋勇的婚事，在阿姐联系调动的过程中，鞠琴姐偏又认识阿姐想去的那个单位的人事干部(当年一起参军，但因不适应舞台演出而早就转业的一位男同志)，结果婚事办完不到两个月便调动成功，那是一个专业与阿姐所学对口的研究机构，那里可能也有爱拔“大葱”的人，但至少总不会如同河北那所专科学校的那位瘦高个黄牙齿的“拔葱将”那般粗鄙和颟顸，再说，阿姐所嫁的屈晋勇有大尉军衔，出身贫苦，在演员队中任党支部副书记，阿姐因此属于军属，这样，你也就难以再把她视做一棵“大葱”我想，阿姐心中曾经笼罩着的恐怖感，那几年里至少是浓缩冷冻深储在了灵魂的角落之中。
然而阿姐更加不复是学生时代的阿姐。当年的那具吉他她没有扔掉，却再没有抚弹过，装在乌黑的大盒子里，搁到了双人床下面靠墙的深处。
“晋勇！别摘那老的！摘上头的！摘嫩的！”
阿姐从楼窗里探出胸部以上，刚用香皂洗过脸，短发梳得整整齐齐，红光满面，牙齿雪白，愉快地指挥着。
屈晋勇在窗外的空地上摘野生的苋菜叶。
这个镜头我永远记得，这镜头对阿姐那一阶段的生活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阿姐婚后随屈晋勇住在文工团里面，那是近郊的一个大院，院里有许多座楼房，有的用作办公、排练，有的用作宿舍，但那时候那大院里还没有盖起单元楼，每座楼都是所谓的“筒子楼”就是每层当中是一条大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的大房子，两头是厕所和水房，当时那文工团就安排团员们住那样的“筒子楼”结了婚的自然夫妻合住一间，还没结婚的就两个甚或四个同性别的合住一间，倘若婚后生下了孩子，那么就另有一座楼，也是“筒子楼”专供保姆和孩子住，倘若接来了家中老人，也安排在那座楼住，那座楼里每层都有一至两间屋辟为公用厨房，当年还没有液化煤气罐，更不通管道煤气，公用厨房里是近墙一溜的煤炉子，烧的蜂窝煤就堆在走廊里，哪一垛是哪家的，各自都心中有数阿姐和屈晋勇，鞠琴和常延茂，住在同一座楼里，阿姐他们在一楼，鞠琴他们在二楼，方位一样，当中只隔一层楼板；鞠琴他们先有了女儿，阿姐他们很快也有了儿子，孩子和保姆就都住在那另一座楼中，两家的“育儿室”也紧挨着；吃饭如果不去食堂，那就都到“育儿室”里去吃，偶尔例外，比如星期天，我那时正在师范学院上学，去找阿姐，她便同勇哥留我在他们住的房间里玩，并在那里用煤油炉子单烧一些东西来吃。那一天我又去了，阿姐除了别的菜以外，还打算炒一个苋菜，便支使勇哥跳窗到楼后的空地上去摘，那片空地上丛生着许多野生状态的花草树木，时有鸟儿蜂蝶鸣啭飞舞，我说挺美丽的，阿姐却皱眉说：“美什么，除了冬天，三季都有蚊子飞进来，叮死人！”尽管阿姐说过这样的话，那一天她打开楼窗探出半个身子去指挥勇哥时，显然是颇为知足，心情大畅的。
那种“筒子楼”的房间开间很大，每间面积总有20平方米说不定还多，当时阿姐和勇哥置备了新的双人床新的带大穿衣镜的立柜，新的带玻璃拉门的小柜橱，以及一对新的木扶手沙发带茶几和一套新的折叠桌和折叠椅，还有新的脸盆架什么的，加上勇哥早置买下的如同今天的大彩电那么大体积的三个波段的当年最昂贵声音也确实最好样式也实在新颖堂皇的收音机，还有墙上挂的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放大成20英寸并且由高级技师由黑白染成彩色的大结婚照片，那时候很难得到的用全开道林纸精印的不在国内公开发行只作为对外宣传品的画面全是北京“十大建筑”的大挂历，以及搁衣小柜橱玻璃拉门里面显露出耀目图案的上海金鸡饼干的大饼干桶及圆筒状的“乐口福”及几种方形的茶叶罐都使我觉得我的阿姐过上了相当富裕和相当高级的生活。更何况每回一走近他们住的楼房，因为有的演员夫妇自购了钢琴，正在房间里练声，便有“椅义伊义椅”、“喔卧窝卧喔”一类单纯而优美的歌声和不断升高八度又降低八度的叮咚琴声传来，使我有一种步入艺术殿堂的神圣感。
他记得，勇哥每回来看他父母即勇哥的岳父岳母，总要提一大兜乃至两大兜满满当当的水果、点心或别的什么礼品来，即使到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已经很难买到定量以外的食品，勇哥来时也还是总提着大兜的东西，有时是赴部队演出归来带回的某些犒劳品，有时是文工团作为内部福利发下的鸡蛋或黄豆勇哥的做派是量大，他似乎总怕自己奉献给别人的东西量少了，因而往往量大到不必要乃至令接受者难办的程度，比如到了1963年供应好转了，他能一次提来5斤高级点心或10斤桃子，那时又没有冰箱，结果总要造成吃不完的点心长毛或桃子溃烂的后果，阿姐就当着全家人说过他：“怎么劝也没有用，他非要这么着心里头才过得去，就是这么个人，我劝多了他还以为我是小气”他记得他去文工团阿姐勇哥那里玩也是一样，勇哥给他冲茶时总恨不能在茶杯里装进半杯茶叶再用滚水去冲，结果那高级茶叶沏出的茶水反而难以下咽，几次以后他便不得不在勇哥一取茶叶罐时便高声嚷：“勇哥，我不要那么多茶叶！”吃饭时给他添饭总要添成个“帽儿头”夹菜也总要随时堆满他的饭碗才甘心
他记得，与勇哥在物的给予方面的过度慷慨相对应的，却是勇哥的过度寡言，这很出乎他的意料，因为台上的勇哥很少扮演寡言的角色，而且都颇称职，他万没想到台下的勇哥不仅不擅言谈，而且也并不练声，他去阿姐勇哥那里玩时，总希望勇哥唱一段或至少趁他在时像别的屋里的演员们那样练练声，哪怕就“椅义伊义椅”一番也好，但，古怪，竟一次没有过，他、二哥、小哥都曾当着阿姐的面求过勇哥：“给我们唱一段吧！”他只是继续做些切菜剁馅拌馅合面擀皮儿给他们包饺子吃一类的事，微笑着，也并不解释，只是不唱，阿姐实在看不过，便代他向兄弟们解释说：“你们想想他台上演的都是些什么角色？几乎一个完整的唱段都没有的角色嘛，说实在的是主角在唱歌剧，而他只是在演话剧！”可鞠琴、常延茂就不一样，他们家有钢琴，他和二哥、小哥都听过他们练声，他们也应邀在家里为亲友们唱过歌
他记得，勇哥很会包饺子，很会炖红烧肉，他或二哥、小哥一去，勇哥便立即张罗起来，或赶紧骑车去附近菜市场采购或赶紧洗菜切肉淘米备锅，一般是阿姐陪着来客说话，到掌勺时才去炉边当然饭后饮茶时勇哥也来坐着聊天，很愉快的样子，但基本上只是有问必答，难得有长过三分钟的叙述或议论
他记得，阿姐透露过，勇哥有一回无端地嫉妒起来，起因是他的表哥阿姐的表弟田月明的弟弟田星明从上海出差北京，事前也没来封信没打个电话，突然闯到阿姐那里，阿姐一见田星明便欢叫起来，田星明也一脸滑稽相的怪腔怪调地高叫“小表姐”两个人“惊呼热中肠”之后，便你一句我一句不间歇地聊了起来。勇哥如同小舅子等等常客去了一样地立即张罗起饭菜来，吃饭时也是大勺地舀饭大筷子地夹菜，吃完饭也是大把的茶叶沏出酽得人的茶水然而田星明走后勇哥的脸色阴沉得如冷透的生铁，阿姐形容那简直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的劲头，临到上床睡觉前终于发作了出来，闷声闷气地问阿姐：“什么叫做‘毛旋’？你跟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阿姐费了好大劲向他解释，告诉他自己家同姑妈家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间的关系非常之好，小时候有好几年两家根本就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墙根下一溜搪瓷尿罐，未成年的表亲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罐上，一边撒尿拉屎一边逗贫嘴乃至推搡嬉闹，阿姐同田星明年龄最接近，总坐在相邻的罐罐上，因为田星明额头上的毛发中多出一个旋来，所以小名叫“毛旋”家族里都这么叫他，并非是阿姐个人的发明“毛旋”当时在上海的运动队里当随队医生，他是学运动医学的他记得阿姐告诉他，勇哥那“奥赛罗”的状态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终于淡化下去，他很纳闷，勇哥是个歌剧演员，还到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上过短训班，他怎么连表姐表弟之间的一般性亲情也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不是都说文艺界的人士在男女关系问题上都比较开通或者说比较随便吗？勇哥他们文工团的风流韵事就很不少，也不断有人因为“生活问题”而“犯错误”受处分，那勇哥怎么还会那么样地狭隘、那么样地僵硬？
他记得，后来二哥分析过，勇哥他们文工团里，女演员们一般不是嫁给本团或兄弟文工团的男演员，就是去当首长的夫人，很少有嫁到部队之外特别是嫁给平头百姓的，男演员们则不然，倘若娶不到本团或兄弟文工团的女演员女美工女剧务或其他方面的女子，那就很难再在文艺界的圈子里缔结良缘，多半是由亲友介绍娶一位部队外的社会上的一般女子，学历和职业大多不太高，有小学教师、银行出纳、商场售货员、工厂女工乃至于农村来的不工作的家庭妇女，等等，娶到有大专文凭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干部妻子已属不易了，娶到有研究生文凭俨然在科研机构工作并且相貌又不错第一胎又马上生下一个胖大小子的如阿姐者，则勇哥他们那个文工团中勇哥是一个孤例，人们背后都说他虽然耽误到三十多岁才终于成家，那可真是“后来者居上”是令全团上下艳羡。他细加回忆，勇哥对阿姐确实是奉为掌上明珠，而团里的许多演员，包括总是在歌剧中演一号角色的社会上名气不小的女高音某某某，据说因有首长宠爱观众崇拜是傲焰万丈百人不理的，却对阿姐刮目相看，极愿结交，他就曾在一次去阿姐处时遇上了那位剧装头像登在杂志封面上的大演员，大演员手里捧着一杯自己屋里沏好带来的茶，站在阿姐屋子当中，面对着倚在床上枕头垛埋头编织小孩毛裤的阿姐，左一声“盈波”右一声“盈波”讨好似的跟阿姐聊着，而阿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对阿姐竟始终并不向那大演员让座极感惊异，而当阿姐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到大演员新上的一出歌剧中的一个唱段“听起来挺有味”时，那大演员竟心甘情愿地喝一口茶清清嗓子，唱了整整两句以取悦于阿姐，那如同正式登台演唱的共鸣音把屋子里每一样有空穴的东西都震得嗡嗡作响，其情景更令他惊异莫名；而阿姐却依旧只是倚在枕头垛上织她的毛活，虽说面有微笑，头并不抬起眼光更不投向演唱者
他记得这些事，当许多年后勇哥生命垂危竟被死神玩弄猎物般地摧得皮包骨头不忍目睹时，他想起阿姐当年对勇哥雄伟身体的一句评论：“哎呀，他胸脯上的肉好厚，任你怎么使劲地抓就是抓不到他肋巴骨”
他记得，这些都已逝去的、琐屑的、只同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步入老太婆范畴的阿姐有关的，就整个世界和人类而言实在是可有可无轻若鸿毛如雾如烟的往事
他偏记得。
偏他记得！
到却受到了阿姐满怀尊严的拒绝，于是回到北京，他更深地陷入到了那位语文教师用诗句和乐音编织的情网之中
阿姐心中神圣而美好的东西破碎得实在太多了！
阿姐在那个寒假回河北以前有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在事先没跟达野哥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在教育局下班之前抵达了达野哥办公室，并且带去了夹好猪头肉的火烧和水果，当着达野哥的上下级，就如同她和达野哥早约定好了似的，说是要在办公室同达野哥就着茶水共进晚餐并且晚上一块儿去看鞠琴她们文工团的歌舞晚会。
达野哥的同事们都走光了，达野哥和阿姐在那间办公室里待了许久许久，他们既没有吃掉那些吃食更没有去观看什么歌舞晚会。
达野哥说过这样的话：“别老在这儿待着，有值夜班的人，别造成不良影响”
阿姐说过这样的话：“你跑到河北我们学校去，给我造成了什么影响？你甩了我，我回到学校去怎么做人？”
不再是谈情说爱。
蜕变成了一种古怪的谈判。
阿姐对达野哥动之以情、循之以理、绳之以义。
最可怜的是还要动之以情。阿姐抚摸达野哥放在桌上的手，还趁势依偎到达野哥的怀抱中
达野哥却残酷地将阿姐轻轻地推拒开了。他告诉阿姐，已无挽回的余地，他准备同那位语文教师结婚，他承认自己对阿姐有罪，他说他内心里很痛苦，他恳求阿姐原谅
阿姐那天晚上回到家里，变得更加冷峻。没有眼泪，没有话语，没有表情，她静静地洗漱，默默地躺下，却一夜没有合眼，仰面望着天花板，心里只充塞着一个冰冷而坚硬的念头：我一定要在北京另找一个对象，只有这样我才能逃离那所可怕的农业专科学校。
从此达野哥从我家消失。
对于我来说，他也不再是什么哥了，他是一个姓达野的人，一个同我没有丝毫关系的不相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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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野消失了。
勇哥进入了阿姐的生活，并且成为我们家族中的一员。
勇哥是鞠琴介绍给阿姐的。更准确地说，是鞠琴和她的爱人常延茂共同介绍给阿姐的。
常延茂是文工团里歌剧队的。他年龄那时并不大，导演派角色时却总派他演老头，或许是因为他的声音基本上属于低音，还有他那沉稳的气质；他上戏时化起妆来总比较麻烦，因为老得粘胡须、画皱纹什么的，渐渐的他的面部皮肤变得相当粗糙，在台下不化妆时望去给人的印象也总大于他的实际年龄；常延茂结婚以前住两人一屋的单身宿舍，他的舍友始终没换过，便是屈晋勇。屈晋勇比常延茂大好几岁，参军早——他在1945年东北一解放就参军了，参军以前是店铺的伙计，再以前在农村帮着父兄给地主扛活；参军以后先干过一段后勤，后来因为文工团的导演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看上了他那工农型的健壮大方的相貌，又听他数来宝数得好，便把他吸收进了文工团，从演简单的小节目到演二人转到演小歌剧到调入北京的大文工团演大歌剧，他一步步成为歌剧团里不可或缺的演员——因为嗓子并不怎么好唱不了挂头牌的主角，但从雄武的政委这种正面角色到奸诈的叛徒那样的反面角色，他都拿得起来，因此几乎歌剧团排演的每一出新戏里，他总能列在广告中的“主要演员”名单里，一般在第四位到第七位之间。
他还记得勇哥第一回到家里来拜见他父母的情形，那天没穿军装，穿的是便装，进屋时身穿一件料子好高级的黑呢子大衣，戴着呢子的制服帽，好魁梧挺拔的身板，好一副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相貌，只是望去实在是年龄已然不轻，尽管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呢子帽下露出的头发茬和鬓角也乌黑整齐，他见到他时还是总觉得是位叔叔而不是个哥哥。
阿姐很快同勇哥确定了关系，并开始着手根据这关系调来北京。“五一”的短期休假阿姐也回了北京，同勇哥“对了几天象”又匆匆赶回河北那所专科学校，他同勇哥两人到火车站送阿姐，买了站台票一直送到月台，送到火车开动并且从视野中消失。他又捕捉到了一次两个人的对视，默默地对视，一方还是阿姐，另一方却已不是达野哥而是勇哥，场景也不再是家中里屋的五斗橱前，而是火车站，阿姐已经上车坐到了靠窗的座位上，把吊窗推了上去，露出胸部以上，她两只眼睛出奇的大，比以往他任何时候看到她时都显得更大，那眼睛分明在说话，那话语并不复杂，很好解读，连刚刚16岁的他也能了然于心，那是很单纯但也很强烈并且具有命令性却又饱含诱惑力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不能改变，并且要尽快把我调来北京”；勇哥站在月台上，衣衫笔挺，英姿勃勃，但却并不能报之以丰富的表情和裸露心迹的目光；勇哥站立的位置尽管正对着阿姐露脸的车窗，却并不贴近，保持着几步的距离，火车启动后他只是举臂招手，也并没有冲过去再与阿姐握别，依16岁的他当时心中的估测，是以为勇哥既然在台上可以那样放开地表演，那么在这月台上就是冲过去吻吻阿姐的脸蛋也并不出格，不过他预测得一点也不准，勇哥只是以立正姿势向阿姐挥别，脸上只有一个淡淡的含蓄的微笑，当然勇哥的目光一直同阿姐的目光对接着，做越来越延长的斜线运动，直到终于不得不扯断，但从旁看去，那整个情景实在不像是恋人之间的对视和生离，而仿佛是兄长或首长在欢送弟妹或下级奔赴某个“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许多年后，阿姐同达野哥在五斗橱前的默默对视，阿姐同勇哥在火车站月台车窗内外的默默对视，这两个情景，两部“电影”曾在他脑海中多次重现、放映，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一种酸辛感，为阿姐，为人生，为莫测的命运，为一些珍贵东西的破碎，为一些满心满意争取到迎接来的东西其实具有潜在的危险品的性质，以及为一些简直说不出道不明却又尖利而残酷的思绪，是的，他早就想写一本叫做阿姐的书，开头为什么没写，不知道，后来为什么也总不写？现在憬悟出，也许是由于不忍，是的，不忍，不忍心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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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姐在那一年的国庆节和勇哥结了婚。离开我家的时候，我看见妈妈从她那古旧的铜片包边的小樟木箱中取出一对金镯子，郑重地递给了阿姐，而阿姐则把一厚摞高中和大学时代的日记本捆在一起，递给了妈妈，说：“别保存，抽空烧了它！妈，您记住，烧了它！我不想自己烧，您替我烧，啊，妈？”妈妈有点吃惊地接了过去
阿姐婚后的头5年间，看去是幸福而满足，安适而平顺的。
鞠琴姐真是阿姐命中的福星。难道仅仅因为当年的大火灾之后，阿姐挽着父母双亡的鞠琴姐的胳膊，在蜀香中学的操场上默默地兜过圈子，冥冥中的主宰就总让鞠琴姐在阿姐人生途程的转换站上，为阿姐出力帮忙并且总能玉成好事？
鞠琴姐给阿姐介绍了对象，促成了阿姐和屈晋勇的婚事，在阿姐联系调动的过程中，鞠琴姐偏又认识阿姐想去的那个单位的人事干部(当年一起参军，但因不适应舞台演出而早就转业的一位男同志)，结果婚事办完不到两个月便调动成功，那是一个专业与阿姐所学对口的研究机构，那里可能也有爱拔“大葱”的人，但至少总不会如同河北那所专科学校的那位瘦高个黄牙齿的“拔葱将”那般粗鄙和颟顸，再说，阿姐所嫁的屈晋勇有大尉军衔，出身贫苦，在演员队中任党支部副书记，阿姐因此属于军属，这样，你也就难以再把她视做一棵“大葱”我想，阿姐心中曾经笼罩着的恐怖感，那几年里至少是浓缩冷冻深储在了灵魂的角落之中。
然而阿姐更加不复是学生时代的阿姐。当年的那具吉他她没有扔掉，却再没有抚弹过，装在乌黑的大盒子里，搁到了双人床下面靠墙的深处。
“晋勇！别摘那老的！摘上头的！摘嫩的！”
阿姐从楼窗里探出胸部以上，刚用香皂洗过脸，短发梳得整整齐齐，红光满面，牙齿雪白，愉快地指挥着。
屈晋勇在窗外的空地上摘野生的苋菜叶。
这个镜头我永远记得，这镜头对阿姐那一阶段的生活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阿姐婚后随屈晋勇住在文工团里面，那是近郊的一个大院，院里有许多座楼房，有的用作办公、排练，有的用作宿舍，但那时候那大院里还没有盖起单元楼，每座楼都是所谓的“筒子楼”就是每层当中是一条大走廊，走廊两边是一间一间的大房子，两头是厕所和水房，当时那文工团就安排团员们住那样的“筒子楼”结了婚的自然夫妻合住一间，还没结婚的就两个甚或四个同性别的合住一间，倘若婚后生下了孩子，那么就另有一座楼，也是“筒子楼”专供保姆和孩子住，倘若接来了家中老人，也安排在那座楼住，那座楼里每层都有一至两间屋辟为公用厨房，当年还没有液化煤气罐，更不通管道煤气，公用厨房里是近墙一溜的煤炉子，烧的蜂窝煤就堆在走廊里，哪一垛是哪家的，各自都心中有数阿姐和屈晋勇，鞠琴和常延茂，住在同一座楼里，阿姐他们在一楼，鞠琴他们在二楼，方位一样，当中只隔一层楼板；鞠琴他们先有了女儿，阿姐他们很快也有了儿子，孩子和保姆就都住在那另一座楼中，两家的“育儿室”也紧挨着；吃饭如果不去食堂，那就都到“育儿室”里去吃，偶尔例外，比如星期天，我那时正在师范学院上学，去找阿姐，她便同勇哥留我在他们住的房间里玩，并在那里用煤油炉子单烧一些东西来吃。那一天我又去了，阿姐除了别的菜以外，还打算炒一个苋菜，便支使勇哥跳窗到楼后的空地上去摘，那片空地上丛生着许多野生状态的花草树木，时有鸟儿蜂蝶鸣啭飞舞，我说挺美丽的，阿姐却皱眉说：“美什么，除了冬天，三季都有蚊子飞进来，叮死人！”尽管阿姐说过这样的话，那一天她打开楼窗探出半个身子去指挥勇哥时，显然是颇为知足，心情大畅的。
那种“筒子楼”的房间开间很大，每间面积总有20平方米说不定还多，当时阿姐和勇哥置备了新的双人床新的带大穿衣镜的立柜，新的带玻璃拉门的小柜橱，以及一对新的木扶手沙发带茶几和一套新的折叠桌和折叠椅，还有新的脸盆架什么的，加上勇哥早置买下的如同今天的大彩电那么大体积的三个波段的当年最昂贵声音也确实最好样式也实在新颖堂皇的收音机，还有墙上挂的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照的放大成20英寸并且由高级技师由黑白染成彩色的大结婚照片，那时候很难得到的用全开道林纸精印的不在国内公开发行只作为对外宣传品的画面全是北京“十大建筑”的大挂历，以及搁衣小柜橱玻璃拉门里面显露出耀目图案的上海金鸡饼干的大饼干桶及圆筒状的“乐口福”及几种方形的茶叶罐都使我觉得我的阿姐过上了相当富裕和相当高级的生活。更何况每回一走近他们住的楼房，因为有的演员夫妇自购了钢琴，正在房间里练声，便有“椅义伊义椅”、“喔卧窝卧喔”一类单纯而优美的歌声和不断升高八度又降低八度的叮咚琴声传来，使我有一种步入艺术殿堂的神圣感。
他记得，勇哥每回来看他父母即勇哥的岳父岳母，总要提一大兜乃至两大兜满满当当的水果、点心或别的什么礼品来，即使到了“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已经很难买到定量以外的食品，勇哥来时也还是总提着大兜的东西，有时是赴部队演出归来带回的某些犒劳品，有时是文工团作为内部福利发下的鸡蛋或黄豆勇哥的做派是量大，他似乎总怕自己奉献给别人的东西量少了，因而往往量大到不必要乃至令接受者难办的程度，比如到了1963年供应好转了，他能一次提来5斤高级点心或10斤桃子，那时又没有冰箱，结果总要造成吃不完的点心长毛或桃子溃烂的后果，阿姐就当着全家人说过他：“怎么劝也没有用，他非要这么着心里头才过得去，就是这么个人，我劝多了他还以为我是小气”他记得他去文工团阿姐勇哥那里玩也是一样，勇哥给他冲茶时总恨不能在茶杯里装进半杯茶叶再用滚水去冲，结果那高级茶叶沏出的茶水反而难以下咽，几次以后他便不得不在勇哥一取茶叶罐时便高声嚷：“勇哥，我不要那么多茶叶！”吃饭时给他添饭总要添成个“帽儿头”夹菜也总要随时堆满他的饭碗才甘心
他记得，与勇哥在物的给予方面的过度慷慨相对应的，却是勇哥的过度寡言，这很出乎他的意料，因为台上的勇哥很少扮演寡言的角色，而且都颇称职，他万没想到台下的勇哥不仅不擅言谈，而且也并不练声，他去阿姐勇哥那里玩时，总希望勇哥唱一段或至少趁他在时像别的屋里的演员们那样练练声，哪怕就“椅义伊义椅”一番也好，但，古怪，竟一次没有过，他、二哥、小哥都曾当着阿姐的面求过勇哥：“给我们唱一段吧！”他只是继续做些切菜剁馅拌馅合面擀皮儿给他们包饺子吃一类的事，微笑着，也并不解释，只是不唱，阿姐实在看不过，便代他向兄弟们解释说：“你们想想他台上演的都是些什么角色？几乎一个完整的唱段都没有的角色嘛，说实在的是主角在唱歌剧，而他只是在演话剧！”可鞠琴、常延茂就不一样，他们家有钢琴，他和二哥、小哥都听过他们练声，他们也应邀在家里为亲友们唱过歌
他记得，勇哥很会包饺子，很会炖红烧肉，他或二哥、小哥一去，勇哥便立即张罗起来，或赶紧骑车去附近菜市场采购或赶紧洗菜切肉淘米备锅，一般是阿姐陪着来客说话，到掌勺时才去炉边当然饭后饮茶时勇哥也来坐着聊天，很愉快的样子，但基本上只是有问必答，难得有长过三分钟的叙述或议论
他记得，阿姐透露过，勇哥有一回无端地嫉妒起来，起因是他的表哥阿姐的表弟田月明的弟弟田星明从上海出差北京，事前也没来封信没打个电话，突然闯到阿姐那里，阿姐一见田星明便欢叫起来，田星明也一脸滑稽相的怪腔怪调地高叫“小表姐”两个人“惊呼热中肠”之后，便你一句我一句不间歇地聊了起来。勇哥如同小舅子等等常客去了一样地立即张罗起饭菜来，吃饭时也是大勺地舀饭大筷子地夹菜，吃完饭也是大把的茶叶沏出酽得人的茶水然而田星明走后勇哥的脸色阴沉得如冷透的生铁，阿姐形容那简直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的劲头，临到上床睡觉前终于发作了出来，闷声闷气地问阿姐：“什么叫做‘毛旋’？你跟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阿姐费了好大劲向他解释，告诉他自己家同姑妈家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间的关系非常之好，小时候有好几年两家根本就住在一起，每天晚上墙根下一溜搪瓷尿罐，未成年的表亲们一个挨一个地坐在罐上，一边撒尿拉屎一边逗贫嘴乃至推搡嬉闹，阿姐同田星明年龄最接近，总坐在相邻的罐罐上，因为田星明额头上的毛发中多出一个旋来，所以小名叫“毛旋”家族里都这么叫他，并非是阿姐个人的发明“毛旋”当时在上海的运动队里当随队医生，他是学运动医学的他记得阿姐告诉他，勇哥那“奥赛罗”的状态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才终于淡化下去，他很纳闷，勇哥是个歌剧演员，还到戏剧学院和音乐学院上过短训班，他怎么连表姐表弟之间的一般性亲情也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不是都说文艺界的人士在男女关系问题上都比较开通或者说比较随便吗？勇哥他们文工团的风流韵事就很不少，也不断有人因为“生活问题”而“犯错误”受处分，那勇哥怎么还会那么样地狭隘、那么样地僵硬？
他记得，后来二哥分析过，勇哥他们文工团里，女演员们一般不是嫁给本团或兄弟文工团的男演员，就是去当首长的夫人，很少有嫁到部队之外特别是嫁给平头百姓的，男演员们则不然，倘若娶不到本团或兄弟文工团的女演员女美工女剧务或其他方面的女子，那就很难再在文艺界的圈子里缔结良缘，多半是由亲友介绍娶一位部队外的社会上的一般女子，学历和职业大多不太高，有小学教师、银行出纳、商场售货员、工厂女工乃至于农村来的不工作的家庭妇女，等等，娶到有大专文凭和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干部妻子已属不易了，娶到有研究生文凭俨然在科研机构工作并且相貌又不错第一胎又马上生下一个胖大小子的如阿姐者，则勇哥他们那个文工团中勇哥是一个孤例，人们背后都说他虽然耽误到三十多岁才终于成家，那可真是“后来者居上”是令全团上下艳羡。他细加回忆，勇哥对阿姐确实是奉为掌上明珠，而团里的许多演员，包括总是在歌剧中演一号角色的社会上名气不小的女高音某某某，据说因有首长宠爱观众崇拜是傲焰万丈百人不理的，却对阿姐刮目相看，极愿结交，他就曾在一次去阿姐处时遇上了那位剧装头像登在杂志封面上的大演员，大演员手里捧着一杯自己屋里沏好带来的茶，站在阿姐屋子当中，面对着倚在床上枕头垛埋头编织小孩毛裤的阿姐，左一声“盈波”右一声“盈波”讨好似的跟阿姐聊着，而阿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他对阿姐竟始终并不向那大演员让座极感惊异，而当阿姐似乎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议论到大演员新上的一出歌剧中的一个唱段“听起来挺有味”时，那大演员竟心甘情愿地喝一口茶清清嗓子，唱了整整两句以取悦于阿姐，那如同正式登台演唱的共鸣音把屋子里每一样有空穴的东西都震得嗡嗡作响，其情景更令他惊异莫名；而阿姐却依旧只是倚在枕头垛上织她的毛活，虽说面有微笑，头并不抬起眼光更不投向演唱者
他记得这些事，当许多年后勇哥生命垂危竟被死神玩弄猎物般地摧得皮包骨头不忍目睹时，他想起阿姐当年对勇哥雄伟身体的一句评论：“哎呀，他胸脯上的肉好厚，任你怎么使劲地抓就是抓不到他肋巴骨”
他记得，这些都已逝去的、琐屑的、只同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步入老太婆范畴的阿姐有关的，就整个世界和人类而言实在是可有可无轻若鸿毛如雾如烟的往事
他偏记得。
偏他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