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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也曾参加过几次有关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上，往往会发生与正题无关的别的事情，我想先谈谈这些事情留在我心里的感想。
其中一次是几年前我在广岛经历的事情。那一次大会邀请了世界各国的知识界人士聚集在广岛，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耶利维泽尔主持，主题是展望二十一世纪。会议的最后部分是分组会，向公众开放，一般市民可以自由前来听演讲。来自国外的参加者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废除核武器，而是集中在强调核扩散的危险性上——虽然本来不会没有意识到这是终极的课题，但关于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往往都是如此，视之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终会实现，对实现这个目的的期限说得含糊暧昧，从而引起广岛听众的不满。坐在主席台上的日本与会者感觉到这一点。
在讨论差不多进行一半的时候，坐在二楼的来宾席最前排的一个看似从事脑力劳动的五十岁左右的人站起来——我之所以这样叙述他的外在印象，是因为在场的外国与会者似乎都如此感觉，但是我知道这个人曾经出版过记述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著作——他有点粗野地大声嘲弄道——
“这样可安慰不了‘广岛的心’啊！”我把他的话翻译给外国人听。他们理解他的心情，但是由于无法立即改变讨论的方向，我们都沉默不语，分组会依然按照原先的安排进行下去。
从广岛回来的路上，我虽然对这个批评怀有同感，但是又觉得用这种方法拒绝外国人来参加讨论——我在别的场合有时也会遇到这种事——恐怕不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原子弹轰炸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依然提出“广岛的心”其心情尤显迫切，但是我不会向广岛的朋友们推荐这种做法。因为虽然“广岛的心”这句话绝非原子弹受害者的责任，但现在世界上对此未必明确。
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中死于非命的人们；在经受伤痛折磨后患急性原子病死去的人们；虽然在战后的极度困难时期保住性命，却死于慢性的致命的放射能障碍的人们；原子弹受害者的第二代控诉痛苦悲惨的心灵；以及对废除核武器的渴望，把这一切综合地称为“广岛的心”为什么会是含义暧昧的呢？这不是不可能的吗？如果有人这样反问，这的确完全可以理解。
在原子弹轰炸以后，医生本身虽然也是受害者，却开始积极拯救伤员，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死去。我在由原子弹受害者的各个团体合并而成的“被团协”机关报上发表文章，也使用“广岛的心”这个词，其中也包括后来长期一直从事医务工作、大多数保持沉默的医生的内心状态。
然而，一切语言、一切格言，一旦反复使用，就会产生自我破坏的作用。不论原先多么真切的语言，听起来都会觉得是陈词滥调。在此之前，在横滨也召开过探讨废除核武器的理论性根据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记得一个来自非洲国家的与会者发言道：所有小国都拥有原子弹——他除了主张比国家更小的团体拥有核武器这个设想之外，对核扩散的噩梦基本上采取漫画性的说法——可能反而会出现和平。
为了让“非洲的”这个说法不会对不负责任的人产生影响，我想说，曾经研制拥有核武器的南非后来销毁了这些武器。这个与会者刺伤我的心的发言是他的补充部分，他说，日本把广岛、长崎变成一种圣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的研讨会上，绝对不能对核武器表现出丝毫拥护的言论。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因为我经常碰到与他一样的争论方法。
就是说，如果受到“难道你们根本不理解‘广岛的心’吗？”的大声质问，那么实际上就成为无法认真进行关于核武器问题的讨论的一种遁词。因为形成了来自外国——本国也有很多——的批评不无道理的气氛，这也是一个事实。
上面说到“本国也有”其实，美俄两家核大国自不待言，就是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每次进行核试验时，政府都会发表抗议声明，要求考虑日本国民的感情。然而，政府也会反过来利用上述那样来自外界的批评，作为向外国的辩解之词。我有这样的印象。坦率地说，我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我国政府的驻外官僚灵活使用这种双重手法。
日本政府在表面上始终如一地表现出废除核武器的意志，据我观察，外国的有关人员对日本政府的印象大概认为在国际关系场合为真正废除核武器而努力。这可以与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赖肖尔无视无核三原则的发言以及最近可作为旁证的外交文件的连续解密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我怀疑，这种感觉方式在国际新闻记者之间也已经成为固定的模式。例如我在后面将要详述其工作情况的美国著名记者乔纳桑舍尔著有一部关于在全世界废除核武器或者进行核裁军新构想的书籍，提出很负责任的报告。这部著作根据广泛范围的采访写成，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该书根本没有采访听取曾经参与制定日本战后的政策，以及现在在职的政治家、官员、专家、社会活动家等人的意见。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意图，只是稍微涉及到与美国政府的智囊团围绕这个课题的工作班子接近的日本记者的一些情况。
我认为，日本政府声明中在核武器问题上要尊重日本国民感情的陈词滥调，以及广岛、长崎发出的实际上内容繁杂的“广岛的心”这个词语，都没有被认真地接受和理解。这就是现状。
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上所说，也暴露出国内外对无核三原则的不同理解。高知县等地方自治体主张要求进入港口的外国军舰和民间船舶提交没有装载核武器的证明书，外务省对此一直采取十分冷淡的态度。日本政府实际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在考虑只遵守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这一条原则，这个态度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周边事态法的制定明确了日本在国际上作为运载核武器的美国军舰的后勤基地予以合作的立场。冷战结束以后，装载核武器的军舰成为核武装的关键，整个日本列岛以冲绳为先头被卷入美军的战略里去。
我在另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是一次与具体的裁军问题有关的研讨会。研讨会采用“网络”这个可以在全世界进行交流的最新手段，并且邀请呼吁在世界范围内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的乔第维阿姆兹前来参加，但是会议的主题是围绕电子媒介新时代的文化，并没有正面讨论废除核武器的问题。然而，一位在我看来属于“新一代”的优秀的电子媒体专家的意见使我深感兴趣。
我对他的发言的总体理解是：禁止使用相对来说属于小型武器的对人地雷是可以实现的问题，而核武器已经发展到具有神话性的规模，关系到毁灭人类的问题。如何废除核武器，这与禁止使用对人地雷不可同日而言，很难造成对核武器日常性恐惧的市民感觉。
不言而喻，这位电子媒体专家基于对市民日常感觉的深厚积累，认为必须走向通往彻底废除核武器的道路。另外，还有像哈曼卡恩这样的专家，出于“想像无法想像的事情”的构想，以核武器毁灭全世界的可能性为前提，设想出把人类推向毁灭边缘作为威胁手段的核遏制政策，提出“逐步升级的梯子”理论。但是，他非常了解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惨情况，就是说，他具有在日常生活感觉上对核武器威胁的认识。我并不认为这位电子媒体专家也是哈曼卡恩这样的人。这位电子媒体专家所说的核构造规模的巨大性是实体是存在的，在正视这一点的基础上，也要注意到日常性的感觉。他的这个想法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也认为，在市民的日常感觉中意识到核武装——借用他的话说，具有神话般的巨大、魔鬼般非日常性的恶——的现状，是一条日益困难的道路。
尤其是美国市民具有反抗的力量，并向世界渗透的“核冬天”的形象；还有在欧洲使用战术性核武器的可能性增大的时期，从柏林开始的要求废除核武器的大规模市民运动。这些都是启示录般的巨大性与日常感觉紧密结合的具体例子。它们的起点就是杉并区的妇女在深刻了解渗透到广岛、长崎的日常现实中的核灾难悲惨的基础上发起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
但是，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这能否说是显示出导致核裁军的硕大果实呢？不能这么说。虽然在现实上推进了废除核武器的进程，运动却造成近于后退的停滞状态。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和那位电子媒体专家一起深感忧虑。
对于实现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的问题的认识，在哈曼卡恩开展活动的前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冷战最激烈时期的核武器状况——全世界核武器的总储藏量、里根总统提出的——虽然大体上没有实现——称为“星球大战”的战略防卫构想(sdi)、现实中保存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mirv)、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配备有水中发射核弹头导弹潜艇、指挥核弹头导弹的相互确认破坏系统、实战的“警报即发射”体制，等等——其启示录般的最终破坏景象自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难以抵抗的神话般巨大的结构。上面已经说过，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些旧态依然如故，而且核扩散正在不停地进行。
我听着这位电子媒体专家的发言，他审视世界的方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心中浮现出另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我的职业所积累的专业体验而产生的“想像力”
我的关于想像力的思考如果和电子媒体专家的思考结合一起，就变成这样的结果：重新自我把握他所说的“神话般、魔鬼般”——如果换成我的话，就是“启示录般”——的核装备状况，显然就是我们想像力的发挥。让缺乏想像力的人——令人吃惊的是，在军事专家里、在把军事专家的构想制度化的政府官员里、在以此为基础执行政治的领导人里，都有名副其实的此种类型的人，这又是一个魔鬼的现实——实际感觉对核武器现状的日常性恐怖是极其困难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想像力的本质问题。
我们根据公开发表的信息，对现在覆盖在这个星球上的核武器状况进行各自的理解。综合各种情报，想像其总体构造以及“无法想像的事情”一旦变成现实的状况，就是想像这位电子媒体专家所说的“魔鬼般状况”我们这种想像力的发挥首先是可能的。
但是，这只是想像力发挥的第一阶段。的确，如果没有两个大国(及其国民)发挥这个阶段的想像力，就不会产生指导冷战时代的核遏制理论。自己以核武器构筑攻击敌方——攻击的内容逐渐变得彻底化——的体系，威慑对方，使之害怕。因此，对手也构筑相同或者更强的体系予以对抗。当两个阵营周边的国家也被卷入建立起相互确认破坏战略体系的时候，这个星球上的整个人类都成为核大国的人质。
如果站在战略顶峰控制核武器的少数人的脑子里没有充满恐惧感的想像力，认为对手的核武器会毁灭本国所有人民，就不会制定这样的战略。或者如果没有以本国的核武器毁灭对方全体人民的可怕的想像力，也不会制定这样的战略。而且，由于害怕、怀疑对方的想像力会超过自己的想像力，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会对自己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想像力的发挥导致双方把核体制推向不断的膨胀。
这样的反复导致建立起一旦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后能立即使用核武器进行彻底反击的体制——双方毫无松懈地不断进行更新——导致两个阵营构筑起相互确认破坏的真正“启示录般”规模的核武库。这就是权势者半个世纪的想像力的剧本或者游戏。
那么，对于成为人质的两大阵营——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整个地球——的处于权力以外的市民来说，这种想像力会产生什么作用呢？我想，把这种想像力作为自己的体验进行回顾应该具有很大的意义。
对核大国以及它们的核不扩散条约持有异议的比较小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目前还不拥有核武器的一些国家，对核武器都有一些动作。每当它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核试验时，我国就发出抗议的声音。一方面是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团体为主的静坐示威——这完全体现了在这个星球上直接遭受核武器打击的受害者的声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它的说服力。即使有人责问道：日本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怎么还批判核体制？原子弹受害者们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批判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发表抗议声明。
政府的抗议照例把对没有考虑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的感情表示遗憾作为逻辑的出发点。但是，我对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切身感一直表示怀疑。
不言而喻，在原子弹受害者的反核运动中——通过长期的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逐渐形成其根本的性质——显示出强烈的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然而，准确地说，应该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作为人与这个星球上的全人类——也许是下一次的原子弹受害者，人类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相通的人的感情。
我以前也多少参加过、观察过反核运动，所以我可以说，原子弹受害者的反核感情里至少现在没有太大的民族情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自然是受害者，在原子弹轰炸后不久就开始开展反核运动，在一个时期内具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是不可避免的，后来逐渐加以克服。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实际上已经吸取了对造成美国投下原子弹——当然，这不能说核武器就要必然地投掷在广岛，尤其长崎——的太平洋战争，以及在此前的日中战争中日本人作为加害者的意识。另外，在实际的日常生活感觉中，也认识到对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人民的加害者意识。我认为，在日本人的战后思想史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在以救助法运动为中心、并且今后还要继续开展的废除核武器运动中所经历的普遍性的道路具有特别的分量。
然而，政府在谈到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的时候，必然要明确打出民族性的牌子，而且只在这个时候强调广岛、长崎。不言而喻，政府显然必须一直维持国会决议的无核三原则。但是，在实际执行这个三原则的时候，是否真心，就不得而知。如果考虑到政府积极地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处理国际事务这个事实，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这句话就变得更加令人怀疑。
长期以来，我一直感觉到“国民感情”这个词、尤其“感情”这个词，本来就十分暧昧。如果现在也承认“国民理性”或者“国家理性”这个词，其中不是也潜藏着与其不同层次的“国民感情”这个词的含义吗？其间也回响着理性第一个层次的“感情”这个倍音。
1945年原子弹轰炸以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以后，以及独立以后依然残存着战败余波的时期，应该可以说，尽管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感情真切度有所不同，但与广泛阶层的日本人的感情重叠在一起。美国占领军取消审查制度，媒体对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报道解禁以后，广岛、长崎预先准备的谨慎的报告就对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这个词语赋予正面的内容。但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个“国民感情”并不具有作为强烈反美情绪的民族性的攻击性。在美国举办的原子弹轰炸照片展反而刺激了美国市民的心灵创伤，我认识一位对这种反应感到惊愕的日本有关人士。另一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批判，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世界中的中国人，乃至“亲华派”都极具民族性，与现在的反日、反日本人的感情并行。请将二者进行比较。
可以说，至少在战后的一个时期之前，世界各国人民对原子弹受害者的感情具有多义性。当时的广岛市长访问美国，把原子弹受害者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进行募捐活动，的确感受到美国人民的真切支持，但是由于氢弹试验的成功——这又给日本渔民以及比基尼环形珊瑚礁周边的人们造成灾害——市民感情的趋向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在一般美国人的意识里，在本国垄断原子弹的时期到与研制出原子弹的苏联进入冷战时代，意识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开始反省的时期里，美国市民的感情的确倾向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但是，这种感情立刻变成氢弹威力的胜利者的国民感情。这种可以说是战争开始之前的胜利者气氛很快又因苏联研制氢弹的成功成为过去，接着进入如同漫长的严冬一样的核遏制时代——至今仍然如此——这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苦涩的现代史的记忆
我亲眼见过许多原子弹受害者，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是我在1967年参加为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集会时遇到的一位长崎老人。在原子弹轰炸中，他失去了家庭和许多朋友。谈到他现在孤独一人，我感觉到真正痛苦的人是沉默的。他说实现世界国家之前，恐怕战争不会终结。但是，他不想让自己幼小孙子的将来比现在更加悲惨。因此，他要讲述自己的过去，要参加一些活动。
原子弹受害者向未来生活的人们讲述现实体验记忆的时候，是一种想像力的行为。既然原子弹受害者通过1945年夏天的记忆与未来的时间进行连接使自己的视点、论点得以成立，那么想像力就产生根本性的作用。而听众也通过1945年夏天记忆的讲述者唤起想像力对未来的功能。
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和想像力就是这样被激活，与他们生活现实的每个时刻相互结合。而且通过他们的发言——不仅是单纯的过去的证言——一直传递给日本人的社会，同时也对外国市民讲述。另外也要想到，还有一些并非原子弹受害者——例如我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试图以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与想像力为媒介进行一些表现。
原子弹受害者本身的感情与广大日本人通过他们的体验所获得的共同感情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国民感情”这个词产生实质性的内容。但是，这是否成为例如在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其方向直接反映在向国外报告团的活动上——尤其是废除核武器的强烈意志、对亚洲自由的同感、日本人一般市民的感情，则另当别论
上面谈到广岛、长崎的报告团。在世界范围内，广岛、长崎的体验是否真正在市民中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呢？恐怕很难说。但是，应该可以说，对冷战时代、尤其是“核冬天”的认识和想像力的发挥在市民社会掀起一个很大的高潮，说明确信地球上现存的核武器的总数是核现状的负遗产的认识已经为世界人民所分担。
然而同时，对于把改变核武器现状的意志视为正遗产的科学认识而加以紧紧把握的人们，如上述那位电子媒体专家... -->>
(一)
我也曾参加过几次有关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在这些研讨会上，往往会发生与正题无关的别的事情，我想先谈谈这些事情留在我心里的感想。
其中一次是几年前我在广岛经历的事情。那一次大会邀请了世界各国的知识界人士聚集在广岛，由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耶利维泽尔主持，主题是展望二十一世纪。会议的最后部分是分组会，向公众开放，一般市民可以自由前来听演讲。来自国外的参加者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废除核武器，而是集中在强调核扩散的危险性上——虽然本来不会没有意识到这是终极的课题，但关于核武器问题的研讨会往往都是如此，视之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终会实现，对实现这个目的的期限说得含糊暧昧，从而引起广岛听众的不满。坐在主席台上的日本与会者感觉到这一点。
在讨论差不多进行一半的时候，坐在二楼的来宾席最前排的一个看似从事脑力劳动的五十岁左右的人站起来——我之所以这样叙述他的外在印象，是因为在场的外国与会者似乎都如此感觉，但是我知道这个人曾经出版过记述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灾难的著作——他有点粗野地大声嘲弄道——
“这样可安慰不了‘广岛的心’啊！”我把他的话翻译给外国人听。他们理解他的心情，但是由于无法立即改变讨论的方向，我们都沉默不语，分组会依然按照原先的安排进行下去。
从广岛回来的路上，我虽然对这个批评怀有同感，但是又觉得用这种方法拒绝外国人来参加讨论——我在别的场合有时也会遇到这种事——恐怕不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原子弹轰炸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依然提出“广岛的心”其心情尤显迫切，但是我不会向广岛的朋友们推荐这种做法。因为虽然“广岛的心”这句话绝非原子弹受害者的责任，但现在世界上对此未必明确。
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中死于非命的人们；在经受伤痛折磨后患急性原子病死去的人们；虽然在战后的极度困难时期保住性命，却死于慢性的致命的放射能障碍的人们；原子弹受害者的第二代控诉痛苦悲惨的心灵；以及对废除核武器的渴望，把这一切综合地称为“广岛的心”为什么会是含义暧昧的呢？这不是不可能的吗？如果有人这样反问，这的确完全可以理解。
在原子弹轰炸以后，医生本身虽然也是受害者，却开始积极拯救伤员，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快就死去。我在由原子弹受害者的各个团体合并而成的“被团协”机关报上发表文章，也使用“广岛的心”这个词，其中也包括后来长期一直从事医务工作、大多数保持沉默的医生的内心状态。
然而，一切语言、一切格言，一旦反复使用，就会产生自我破坏的作用。不论原先多么真切的语言，听起来都会觉得是陈词滥调。在此之前，在横滨也召开过探讨废除核武器的理论性根据的国际研讨会，邀请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记得一个来自非洲国家的与会者发言道：所有小国都拥有原子弹——他除了主张比国家更小的团体拥有核武器这个设想之外，对核扩散的噩梦基本上采取漫画性的说法——可能反而会出现和平。
为了让“非洲的”这个说法不会对不负责任的人产生影响，我想说，曾经研制拥有核武器的南非后来销毁了这些武器。这个与会者刺伤我的心的发言是他的补充部分，他说，日本把广岛、长崎变成一种圣地，在这个国家召开的研讨会上，绝对不能对核武器表现出丝毫拥护的言论。这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因为我经常碰到与他一样的争论方法。
就是说，如果受到“难道你们根本不理解‘广岛的心’吗？”的大声质问，那么实际上就成为无法认真进行关于核武器问题的讨论的一种遁词。因为形成了来自外国——本国也有很多——的批评不无道理的气氛，这也是一个事实。
上面说到“本国也有”其实，美俄两家核大国自不待言，就是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每次进行核试验时，政府都会发表抗议声明，要求考虑日本国民的感情。然而，政府也会反过来利用上述那样来自外界的批评，作为向外国的辩解之词。我有这样的印象。坦率地说，我根据实际情况认为我国政府的驻外官僚灵活使用这种双重手法。
日本政府在表面上始终如一地表现出废除核武器的意志，据我观察，外国的有关人员对日本政府的印象大概认为在国际关系场合为真正废除核武器而努力。这可以与日本坚持无核三原则的立场、赖肖尔无视无核三原则的发言以及最近可作为旁证的外交文件的连续解密联系起来进行考虑。
我怀疑，这种感觉方式在国际新闻记者之间也已经成为固定的模式。例如我在后面将要详述其工作情况的美国著名记者乔纳桑舍尔著有一部关于在全世界废除核武器或者进行核裁军新构想的书籍，提出很负责任的报告。这部著作根据广泛范围的采访写成，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该书根本没有采访听取曾经参与制定日本战后的政策，以及现在在职的政治家、官员、专家、社会活动家等人的意见。我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意图，只是稍微涉及到与美国政府的智囊团围绕这个课题的工作班子接近的日本记者的一些情况。
我认为，日本政府声明中在核武器问题上要尊重日本国民感情的陈词滥调，以及广岛、长崎发出的实际上内容繁杂的“广岛的心”这个词语，都没有被认真地接受和理解。这就是现状。
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如上所说，也暴露出国内外对无核三原则的不同理解。高知县等地方自治体主张要求进入港口的外国军舰和民间船舶提交没有装载核武器的证明书，外务省对此一直采取十分冷淡的态度。日本政府实际上——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如此——在考虑只遵守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这一条原则，这个态度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周边事态法的制定明确了日本在国际上作为运载核武器的美国军舰的后勤基地予以合作的立场。冷战结束以后，装载核武器的军舰成为核武装的关键，整个日本列岛以冲绳为先头被卷入美军的战略里去。
我在另一次国际研讨会上还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是一次与具体的裁军问题有关的研讨会。研讨会采用“网络”这个可以在全世界进行交流的最新手段，并且邀请呼吁在世界范围内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的乔第维阿姆兹前来参加，但是会议的主题是围绕电子媒介新时代的文化，并没有正面讨论废除核武器的问题。然而，一位在我看来属于“新一代”的优秀的电子媒体专家的意见使我深感兴趣。
我对他的发言的总体理解是：禁止使用相对来说属于小型武器的对人地雷是可以实现的问题，而核武器已经发展到具有神话性的规模，关系到毁灭人类的问题。如何废除核武器，这与禁止使用对人地雷不可同日而言，很难造成对核武器日常性恐惧的市民感觉。
不言而喻，这位电子媒体专家基于对市民日常感觉的深厚积累，认为必须走向通往彻底废除核武器的道路。另外，还有像哈曼卡恩这样的专家，出于“想像无法想像的事情”的构想，以核武器毁灭全世界的可能性为前提，设想出把人类推向毁灭边缘作为威胁手段的核遏制政策，提出“逐步升级的梯子”理论。但是，他非常了解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造成的悲惨情况，就是说，他具有在日常生活感觉上对核武器威胁的认识。我并不认为这位电子媒体专家也是哈曼卡恩这样的人。这位电子媒体专家所说的核构造规模的巨大性是实体是存在的，在正视这一点的基础上，也要注意到日常性的感觉。他的这个想法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也认为，在市民的日常感觉中意识到核武装——借用他的话说，具有神话般的巨大、魔鬼般非日常性的恶——的现状，是一条日益困难的道路。
尤其是美国市民具有反抗的力量，并向世界渗透的“核冬天”的形象；还有在欧洲使用战术性核武器的可能性增大的时期，从柏林开始的要求废除核武器的大规模市民运动。这些都是启示录般的巨大性与日常感觉紧密结合的具体例子。它们的起点就是杉并区的妇女在深刻了解渗透到广岛、长崎的日常现实中的核灾难悲惨的基础上发起的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
但是，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这能否说是显示出导致核裁军的硕大果实呢？不能这么说。虽然在现实上推进了废除核武器的进程，运动却造成近于后退的停滞状态。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和那位电子媒体专家一起深感忧虑。
对于实现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的问题的认识，在哈曼卡恩开展活动的前后，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冷战最激烈时期的核武器状况——全世界核武器的总储藏量、里根总统提出的——虽然大体上没有实现——称为“星球大战”的战略防卫构想(sdi)、现实中保存的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mirv)、在全世界的海洋上航行的配备有水中发射核弹头导弹潜艇、指挥核弹头导弹的相互确认破坏系统、实战的“警报即发射”体制，等等——其启示录般的最终破坏景象自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难以抵抗的神话般巨大的结构。上面已经说过，在冷战结束以后，这些旧态依然如故，而且核扩散正在不停地进行。
我听着这位电子媒体专家的发言，他审视世界的方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我心中浮现出另一个想法，就是通过我的职业所积累的专业体验而产生的“想像力”
我的关于想像力的思考如果和电子媒体专家的思考结合一起，就变成这样的结果：重新自我把握他所说的“神话般、魔鬼般”——如果换成我的话，就是“启示录般”——的核装备状况，显然就是我们想像力的发挥。让缺乏想像力的人——令人吃惊的是，在军事专家里、在把军事专家的构想制度化的政府官员里、在以此为基础执行政治的领导人里，都有名副其实的此种类型的人，这又是一个魔鬼的现实——实际感觉对核武器现状的日常性恐怖是极其困难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想像力的本质问题。
我们根据公开发表的信息，对现在覆盖在这个星球上的核武器状况进行各自的理解。综合各种情报，想像其总体构造以及“无法想像的事情”一旦变成现实的状况，就是想像这位电子媒体专家所说的“魔鬼般状况”我们这种想像力的发挥首先是可能的。
但是，这只是想像力发挥的第一阶段。的确，如果没有两个大国(及其国民)发挥这个阶段的想像力，就不会产生指导冷战时代的核遏制理论。自己以核武器构筑攻击敌方——攻击的内容逐渐变得彻底化——的体系，威慑对方，使之害怕。因此，对手也构筑相同或者更强的体系予以对抗。当两个阵营周边的国家也被卷入建立起相互确认破坏战略体系的时候，这个星球上的整个人类都成为核大国的人质。
如果站在战略顶峰控制核武器的少数人的脑子里没有充满恐惧感的想像力，认为对手的核武器会毁灭本国所有人民，就不会制定这样的战略。或者如果没有以本国的核武器毁灭对方全体人民的可怕的想像力，也不会制定这样的战略。而且，由于害怕、怀疑对方的想像力会超过自己的想像力，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对方会对自己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这种想像力的发挥导致双方把核体制推向不断的膨胀。
这样的反复导致建立起一旦受到先发制人的打击后能立即使用核武器进行彻底反击的体制——双方毫无松懈地不断进行更新——导致两个阵营构筑起相互确认破坏的真正“启示录般”规模的核武库。这就是权势者半个世纪的想像力的剧本或者游戏。
那么，对于成为人质的两大阵营——从环境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整个地球——的处于权力以外的市民来说，这种想像力会产生什么作用呢？我想，把这种想像力作为自己的体验进行回顾应该具有很大的意义。
对核大国以及它们的核不扩散条约持有异议的比较小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还有目前还不拥有核武器的一些国家，对核武器都有一些动作。每当它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核试验时，我国就发出抗议的声音。一方面是以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团体为主的静坐示威——这完全体现了在这个星球上直接遭受核武器打击的受害者的声音，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它的说服力。即使有人责问道：日本受到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怎么还批判核体制？原子弹受害者们依然具有不容置疑的批判的力量——另一方面，政府也发表抗议声明。
政府的抗议照例把对没有考虑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的感情表示遗憾作为逻辑的出发点。但是，我对原子弹受害国的日本国民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切身感一直表示怀疑。
不言而喻，在原子弹受害者的反核运动中——通过长期的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逐渐形成其根本的性质——显示出强烈的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然而，准确地说，应该说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作为人与这个星球上的全人类——也许是下一次的原子弹受害者，人类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相通的人的感情。
我以前也多少参加过、观察过反核运动，所以我可以说，原子弹受害者的反核感情里至少现在没有太大的民族情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自然是受害者，在原子弹轰炸后不久就开始开展反核运动，在一个时期内具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是不可避免的，后来逐渐加以克服。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实际上已经吸取了对造成美国投下原子弹——当然，这不能说核武器就要必然地投掷在广岛，尤其长崎——的太平洋战争，以及在此前的日中战争中日本人作为加害者的意识。另外，在实际的日常生活感觉中，也认识到对沦为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人民的加害者意识。我认为，在日本人的战后思想史里，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在以救助法运动为中心、并且今后还要继续开展的废除核武器运动中所经历的普遍性的道路具有特别的分量。
然而，政府在谈到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的时候，必然要明确打出民族性的牌子，而且只在这个时候强调广岛、长崎。不言而喻，政府显然必须一直维持国会决议的无核三原则。但是，在实际执行这个三原则的时候，是否真心，就不得而知。如果考虑到政府积极地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处理国际事务这个事实，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这句话就变得更加令人怀疑。
长期以来，我一直感觉到“国民感情”这个词、尤其“感情”这个词，本来就十分暧昧。如果现在也承认“国民理性”或者“国家理性”这个词，其中不是也潜藏着与其不同层次的“国民感情”这个词的含义吗？其间也回响着理性第一个层次的“感情”这个倍音。
1945年原子弹轰炸以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以后，以及独立以后依然残存着战败余波的时期，应该可以说，尽管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感情真切度有所不同，但与广泛阶层的日本人的感情重叠在一起。美国占领军取消审查制度，媒体对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报道解禁以后，广岛、长崎预先准备的谨慎的报告就对原子弹受害国的“国民感情”这个词语赋予正面的内容。但是，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个“国民感情”并不具有作为强烈反美情绪的民族性的攻击性。在美国举办的原子弹轰炸照片展反而刺激了美国市民的心灵创伤，我认识一位对这种反应感到惊愕的日本有关人士。另一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批判，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世界中的中国人，乃至“亲华派”都极具民族性，与现在的反日、反日本人的感情并行。请将二者进行比较。
可以说，至少在战后的一个时期之前，世界各国人民对原子弹受害者的感情具有多义性。当时的广岛市长访问美国，把原子弹受害者的情况告诉美国人民，进行募捐活动，的确感受到美国人民的真切支持，但是由于氢弹试验的成功——这又给日本渔民以及比基尼环形珊瑚礁周边的人们造成灾害——市民感情的趋向立刻发生变化。就是说，在一般美国人的意识里，在本国垄断原子弹的时期到与研制出原子弹的苏联进入冷战时代，意识到自己也可能遭受原子弹轰炸而开始反省的时期里，美国市民的感情的确倾向于广岛的原子弹受害者。但是，这种感情立刻变成氢弹威力的胜利者的国民感情。这种可以说是战争开始之前的胜利者气氛很快又因苏联研制氢弹的成功成为过去，接着进入如同漫长的严冬一样的核遏制时代——至今仍然如此——这对于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苦涩的现代史的记忆
我亲眼见过许多原子弹受害者，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个人，是我在1967年参加为开展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而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集会时遇到的一位长崎老人。在原子弹轰炸中，他失去了家庭和许多朋友。谈到他现在孤独一人，我感觉到真正痛苦的人是沉默的。他说实现世界国家之前，恐怕战争不会终结。但是，他不想让自己幼小孙子的将来比现在更加悲惨。因此，他要讲述自己的过去，要参加一些活动。
原子弹受害者向未来生活的人们讲述现实体验记忆的时候，是一种想像力的行为。既然原子弹受害者通过1945年夏天的记忆与未来的时间进行连接使自己的视点、论点得以成立，那么想像力就产生根本性的作用。而听众也通过1945年夏天记忆的讲述者唤起想像力对未来的功能。
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和想像力就是这样被激活，与他们生活现实的每个时刻相互结合。而且通过他们的发言——不仅是单纯的过去的证言——一直传递给日本人的社会，同时也对外国市民讲述。另外也要想到，还有一些并非原子弹受害者——例如我的工作就属于这一类——试图以原子弹受害者的记忆与想像力为媒介进行一些表现。
原子弹受害者本身的感情与广大日本人通过他们的体验所获得的共同感情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国民感情”这个词产生实质性的内容。但是，这是否成为例如在原子弹受害者救助法运动中所显示出来的——其方向直接反映在向国外报告团的活动上——尤其是废除核武器的强烈意志、对亚洲自由的同感、日本人一般市民的感情，则另当别论
上面谈到广岛、长崎的报告团。在世界范围内，广岛、长崎的体验是否真正在市民中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呢？恐怕很难说。但是，应该可以说，对冷战时代、尤其是“核冬天”的认识和想像力的发挥在市民社会掀起一个很大的高潮，说明确信地球上现存的核武器的总数是核现状的负遗产的认识已经为世界人民所分担。
然而同时，对于把改变核武器现状的意志视为正遗产的科学认识而加以紧紧把握的人们，如上述那位电子媒体专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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