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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专家那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核武器的现状具有神话般的规模，非常冷静地认识到废除核武器与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绝非在同一层次上思考(虽然需要日常性的具体化)的问题。这种巨大的无奈感，也可以说是我对核武器现状的想像力发挥所造成的。
(三)
但是，相对于这种想像力，还存在别的想像力的功能。这个想像力应该是在对具有启示录般形象的核武器现状加以认识以后，如那位电子媒体专家所主张的那样，与日常性的感觉结合在一起，成为进行人的行动的基础。
我以前曾多次引用葛斯顿巴舒拉尔的关于想像力的理论，认为想像力的发挥并非原封不动地接受所给予的形象。只有进行改变所给予的形象的运动，才能真正发挥想像力。如何积极地对待现有的形象，这种人的行为才能发挥想像力的特性。
我认为，对于今天覆盖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现状，判断其具有启示录般的本质和规模，这个认识只能是正确的。甚至更令人感觉滑稽的是，彻底夸张地积聚这种启示录般的数据，只能说是冷战时代生产的核武器的总数。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实际战术上都是如此。相互确认破坏的遏制主义的总体在理论上已经呈现出启示录般的凶恶，可是对于每天参与作战的军人来说，不论是美国方面，还是先前的苏联以及现在的俄国方面，显然过去(也许应该说现在)一直采取核战略最优先选择权的“警报即发射”的态势。我们就处在实际上如此暴露无遗的启示录般的状态下——现在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即使人类由于忧虑悲观而沉默，也一定能听到从宇宙的什么地方发出的哄笑。难道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虽然这不是我当前研究的课题，但是我认为，那么，为什么从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至今没有发生核战争呢？为此核武器体制本身，应该说人的要素发挥了什么力量呢？这些都是现代史学家们从各个方面共同合作研究的课题。
现在所储藏的核武器数量对于毁灭整个地球的生命体还绰绰有余，而且核武器总是处在战略、战术上随时都能发射的状态下。在这样的时代，所谓想像力的积极作用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显然，必须为了把所赋予的核武器覆盖整个地球的形象朝着全面废除的方向转变。虽然有必要尽量正确、科学地综合认识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紧急的核武器现状，但是必须认识到，仅仅紧紧把握核武器现状所给予的形象还不能成为想像力的行为。只有考虑“怎么办？”“如何才能消除启示录般的核武器现状？”这些问题，才是积极发动想像力的开始。
“广岛的心”扎根于原子弹受害者的灾难体验才能存在。对于将其作为出发点思考问题的人来说，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现实总是具有日常实在感，同时，显然恐怕只能以强烈的实际感受认识会造成启示录般结果的巨大的魔鬼的核武器体制。
在上述的广岛国际研讨会上，美国、欧洲的与会者的基本态度是试图把核扩散作为当前的主要课题进行讨论。当然，他们是认识到迫切的危机感才提出核扩散的问题。但是，应该承认，争取废除巨大的核武器现状、即争取使核武器成为零而行动的大事业与防止核扩散是相辅相成的，现在即将制定的具体行动进程里已经包含有他们的信念。
坦率地说，这与不可能把魔鬼般巨大的核武器体系和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的实际进程摆在一起议论的认识有共同之处。虽然二者都正确地把核裁军、废除核武器作为长远(遥远)的目标
“广岛的心”正是感觉到这一点，认为这样的讨论无法安慰自己，于是心情急躁，才在会场上发出粗暴的呼喊。
另一方面，我对如何改变核武器的现状这个问题，事关人的态度，结合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的态度，进行过一些思考。对于废除核武器的各种想法，如果他们的思考方向不是直接废除核武器，尽管只是战术性或技术性的目标——其实，从战略大眼光来看，只要能些许缓和难以逆转的核武器所潜在的危险性，就不必追问是否会向废除核武器方向转变——只要不表示出立即废除现有的核武器的意图，他们的提案就往往具有遭到坚持“广岛的心”的人们严词拒绝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我想说“广岛的心”恐怕有必要向他们靠拢。
(四)
不言而喻，我认为“广岛的心”的出发点和到达点的意义都是很重要的。1963年的夏天，我和一位担任编辑的朋友一起去广岛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那次大会终于造成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各自拥护东西方阵营中某一方的核武器。我听了他们的争论，同时根据以前所了解的广岛的医生在遭受原子弹轰炸后开展的活动情况，从而确定了自己对核武器现状认识的方向。还有，我已经多次说过，我接触到“广岛的心”的实质，一直受到鞭策。
然而，现在我想说的是，应该改变“广岛的心”陈旧刻板的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恢复这个词的原有的力量。在探讨有关最终导致废除核武器的道路问题上，现在不正是从一开始就停止戴上“广岛的心”的过滤器，对某种意见做出拒绝反应的时期吗？
如果直接谈到反对维持核武器现状的各种方式，与设定使核武器成为零的终极目标——无论如何，这是应该争取的目标。我在下面阐述的想法的目标中，将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与谓的“垂直裁军”相比，对于使用各种方法达到现有的核武器在某个时间范围内不能实际使用的目标的“水平路线”的提案，我认为应该作为实现终极目标进程的一翼，予以接受，充分考虑，采取行动。
我对“水平路线”的一些想法进行归纳整理，从前面所说的美国记者乔纳桑舍尔的著作操纵核按钮的人们(大月书店出版)中受益匪浅。他把“水平路线”称为“限制运用核武器路线”w。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的构想变成联合国的构思而得以实现，为垂直裁军的可能实现指出了一条最切实可行的道路。舍尔对联合国和冷战结束后依然发挥着巨大权力的核遏制理论二者进行关注，提出如下论点。
正是在遏制论与百分之百威尔逊主义的夹缝里，出现新一代的年轻的分析家，提出了称为“水平路线”的与和裁军靠近的新的方式。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潮流，但总体上看，他们的想法包含有新构思框架的诸多因素。垂直裁军的目标是争取削减核武器的数量，而水平裁军的目标则是争取停止、分散、或者部分解体现有核武器储藏的机能。设置核武器拥有量的上限、废除一些类型的核武器、减少武器总量，这是垂直路线的措施。解除核武器的警戒态势、把弹头从运载装置上拆卸下来、并且保存在远离运载装置的地方、从弹头或者运载装置上拆卸零件(或者安装使其性能不能发挥作用的部件)、或者在武器的核分裂物质里加入混合物降低其质量，这是水平路线的措施。垂直裁军在万一失败的时候，缩小其目标。水平裁军是减少发生各个规模的失败的可能性。肯定垂直裁军的人注重核武库的规模问题，水平裁军的支持者着眼于核武库的机能问题。
垂直裁军以核武器的最终销毁为目的。水平裁军的最终目的很难定义。从技术上说，水平路线的绝对性零，可以说就是解体所有最后的核弹头以及运载装置的所有最后的构成要素，只剩下重新制造核武器的理论知识。归根到底，这个知识如同核时代的基石，裁军也好，人类其他的行为也好，都无法消灭。这个基础知识的永久持续性成为无核时代的欺骗和撕毁协议的危险性的基座，无法减少这个基础。
在“假想武器储藏”——具体解释为：“经过解除警戒态势，或者部分解体，使核武器储藏处在需要几天乃至几周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实战配备的状态”——的构想作为一个通往废除核武器“道路”的目标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对此提出批评。约瑟夫罗德布拉特等著名的废除核武器活动家表示反对，认为这个设想是需要核遏制的二十世纪的核军备对人类造成的“病态”所影响下的产物。但是我认为，这个构想可能在技术层面上使核武器成为零。下面我想抄录一段舍尔就技术性的零核武器与政治性的零核武器进行对比的文章。
政治性的零核武器可能存在，这与现存的任何核武器储藏体系无关。其判断特征是，政治当局明确宣布在任何情况下无意使用核武器。正因为美英两国坚信政治性零核武器(就是说，坚信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核打击的可能性)，所以感觉不到争取技术性零核武器的必要性。
谁都承认，政治意志比核技术更难掌握其实质，然而这也可以用“制度”这个具体的形式来表示。例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通过技术和法律两方面的结果来表示。技术性的结果是，为首先不使用核武器、确保防卫而采取转变军事力量结构的态势。法律方面的结果是，采取严格遵守首先不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姿态。但是，放弃报复性打击无疑是通往政治性零核武器道路上巨大的、可以扭转局势的措施。只有采取这个措施，才能完全放弃核武器，所以这个措施自然会产生深远的结果。首先，将会开辟出一条宣布拥有和使用核武器都是对人类的犯罪的道路。(如果各国保留重新制造核武器的权利，那就不可能，恐怕只能变成首先使用或者首先拥有核武器是犯罪行为。)第二，军事力量和国际联盟都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刻的改组。第三，可以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中确定对核裁军的“社会性核查”以及所有人的揭发。
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舍尔的著作——书名原文为thegiftoftime——中所引用部分的内容，下面这句结束语由我翻译：“我们只要知道如何接受时间的礼物，那就是永恒的生命的礼物。”
在这个地球上，即使时间的礼物永久继续，如果没有人的生命，等于时间无法赠送。时间在一片废墟的地球上不停地环绕流动，就人的想像而言，没有比这种永恒的眺望更加荒凉的了。应该说，人们在广岛曾经根据体验想像过这种未来的时刻。这种对绝望的持续记忆，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人的国民感情，再经过普遍化，甚至可以说是通往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感情”
在舍尔的著作里，还出现另一种基调低音。这是专家们对核武器问题的各种见解以及舍尔本人的声音。
即使消除了核战争的威胁，核武器的危险依然存在。核武器仍然储藏在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深深角落里。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一旦世界陷于混乱状态，核武器很可能会重新登场。这是从无法取消发明核武器这个事实产生的政治结果，实际上的确无法取消。无论如何，无法回到无核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是顽固地留下某种核遏制。
不言而喻，舍尔在寻找如何克服这个残渣的方法。我想，也是为了在那一次广岛的国际研讨会上无奈悔恨地呼喊“广岛的心”的人，希望再一次把广岛、长崎收入寻找的前景视野里。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单纯的比较论，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阿德鲁纳之后，人们经常发问：既然在世界上出现了奥斯威辛，此后还会有人类文化吗？也有人把广岛与奥斯威辛相提并论。尤其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已经形成这样坚定的共识：既然在奥斯威辛发生的一切无法抹去人类所肩负的认识，那就决不能让奥斯威辛的惨剧重演。
既然如此，那么，在广岛、长崎造成那样悲惨的结果，而且使未来的“时间礼物”变得毫无意义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核武器，在经过最终予以废除的各种方法的努力并取得应有的效果之后，依然也许还会死灰复燃。东西方的专家们为什么要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事实？如果把核武器问题与奥斯威辛对换一下，不是明明白白地显示着二十世纪人类的“智慧”是何等怪异吗？
(五)
为了在亚洲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日本人可以做的工作是提出东亚地区无核化构想等各种提案。我迫切希望冲绳地区无核化，也参加其中的一项提案。以后大概还会根据现实情况，提出更多的方案。冷战结束以后，未能直接朝着废除核武器的方向发展，虽然觉得有点太迟，无疑也是人类表现出能够取得某些成果的一种意志。
这并非离开一般的文脉就能实现的成果，但是我个人这样考虑：在核武器的现状下，有可能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的一项设想是，一国政府宣布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接着宣布不进行作为核遏制理论主要依据的后发打击——报复打击。如果与该国对立的国家对其进行核打击，在地球上不存在为其进行伦理性辩护的地方。这是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的理由。
大概有人会讥笑道：在国际政治的实际交锋中，伦理性的想法可以信赖吗？旁若无人地坚持己见才是二十世纪末的现状。然而，经历过广岛、长崎体验的日本、日本人现在重新把这个作为可以做的事情，以“广岛的心”作为中心，进行具体的研究，会觉得怎么样呢？
我在思考日本人对于核武器的态度问题时，碰到的最单纯也是最难办的困境正是这个。日本一方面被美国的“核保护伞”所庇护，另一方面却凭借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坚信核武器是绝对的罪恶，一直呼吁要彻底废除核武器。这不是根本上矛盾的吗？坦率地说，这不是虚伪的吗？我每次在外国——美国、欧洲各国、韩国——讲述日本人对废除核武器的想法时，都受到这样的批判。当我一个人思考的时候，都会反刍这些批判的声音。
对于“核保护伞”的虚妄，已经进行详细的理论解释。“核保护伞”是针对苏联/俄罗斯的核武器的论据在苏联解体以后就已缺少说服力。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看不到废除核武器的进程的发展，原先已基本意见一致的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的进度迟缓，我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感情重新恢复，期待“核保护伞”的威力能够抑制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
那么，如果要问是否的确存在可以视之为可笑的想法的根据，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因为核遏制主义还在世界上发生作用，因为基于体验对在核遏制主义最盛行时期制造的核武器的巨大体系在作战上具有不可行性、无效性的证言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日本仍然和冷战结束以前一样，继续对美国的核遏制体制采取合作态度。周边事态法的制定应该说比以前更具有实战的切实性。
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从一开始就处在暧昧的地位，但是我没有怀疑它产生过有效作用的一面。与其说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根据认真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志采取行动的结果——虽然不能忘记市民团体作为一个方面一直进行认真的努力——不如说美国政府、军方对这项原则基本上采取并不暧昧的态度。虽然由于日本方面的同意逐渐歪曲了原则，但对方还是从正面予以认识。
在对三原则的理解上，由于日本政府的主动虚伪和欺骗得到发挥——也许是被强迫的主动——把无核三原则变得似有若无，日美之间重复使用着令人感到无聊的惯用伎俩。至少因为无核三原则未能得到遵守，所以一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么曾经执政一段时间的社会党内阁不就能对美国施加压力吗？而且地方自治体根据无核三原则要对进港的外国军舰、船只进行检查的提案一直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从最近的情势来看，由于这些既成事实的积累，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重新表面化。周边事态法的制定似乎就是其总决算。
就我在日本国内的所见所感，我认为日本坚持依赖“核保护伞”这个陈旧的立场，并且进一步把无核三原则暧昧化，都是日本人国民气氛的进一步延伸的表现。然而，日本周边的国家并不这么看，反而认为这显然是变坏的标志。周边国家的这种态度正逐渐加快并且越发明显。西欧、美国的视角也非常明了。我不能不怀疑，难道只有日本人的国民感情没有看到新的局面吗？
在此，我提议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人对世界的核武器现状应该表明自己脱离“核保护伞”并再次确认无核三原则这个新的具体的态度。我还想说，迈向下一个世纪的日本和日本人难道就没有自立的选择吗？
所谓脱离“核保护伞”简单地说，就是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只有这样，根据周边事态法决定进一步支持美国战略——日本首相甚至在国会通过之前就跑到美国向克林顿总统汇报——的日本政府才能向亚洲周边国家再一次进行戏剧性的(好的)方向转换。
另外，日本政府还应该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如果现实中出现导弹核武器向日本攻击的危机，日本不仅不利用美国的核武器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也不要求进行后发打击。我认为，只有这样，在亚洲最近未来的核武器现状下，日本才能减少遭受核攻击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大概立即会遭到右派理论家的嘲笑：你在东京、大坂遭受核打击后，仍然叫大家“忍耐”吗？但是，实际负责管理发射任务的人——这是美军基地的人物证实，一直在进行今天核战略中的“反击”——一旦收到对方第一次攻击的警报就立刻发射导弹、即“警报即发射”的训练。我希望的是日本从这个“警报即发射”的核武器实战态势中摆脱出来。
然而，政府和媒体对核威胁的宣传，仿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大概连冷战时代都没有这么激烈的核武器现状下，这种宣传恐怕使日本人更加陷于对自身赤手空拳状态的不安情绪。所以，我的上述提议肯定被人嘲笑为小说家不现实的空想。
我已做好被别人嘲笑的思想准备还是认为，即使发生那种非常事态，日本仍然表示选择脱离美国“核保护伞”的道路，那将是冷战时代也未曾有过的、日本人具有最大意义的想像力的发挥。这个选择是日本和日本人在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第一次根据“广岛的心”表现出的具有真正勇气的行动。
这是根本性的国家选择，尤其现在制定了周边事态法并没有引起1960年“安保斗争”那样的市民大规模的自觉的示威游行。而且，从现在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来看，重新掀起那种示威游行无异是最大的梦想。
然而，我依然认为，为了在今天的核武器现状下真正发挥想像力，进行符合“广岛的心”的行动，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构想，否则，如果在面对新的亚洲危机的时候，只是一味被美国的战略推着走，就很可能使二十一世纪对我国的“时间礼物”落空。
(郑民钦译)
媒体专家那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核武器的现状具有神话般的规模，非常冷静地认识到废除核武器与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绝非在同一层次上思考(虽然需要日常性的具体化)的问题。这种巨大的无奈感，也可以说是我对核武器现状的想像力发挥所造成的。
(三)
但是，相对于这种想像力，还存在别的想像力的功能。这个想像力应该是在对具有启示录般形象的核武器现状加以认识以后，如那位电子媒体专家所主张的那样，与日常性的感觉结合在一起，成为进行人的行动的基础。
我以前曾多次引用葛斯顿巴舒拉尔的关于想像力的理论，认为想像力的发挥并非原封不动地接受所给予的形象。只有进行改变所给予的形象的运动，才能真正发挥想像力。如何积极地对待现有的形象，这种人的行为才能发挥想像力的特性。
我认为，对于今天覆盖整个地球的核武器的现状，判断其具有启示录般的本质和规模，这个认识只能是正确的。甚至更令人感觉滑稽的是，彻底夸张地积聚这种启示录般的数据，只能说是冷战时代生产的核武器的总数。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实际战术上都是如此。相互确认破坏的遏制主义的总体在理论上已经呈现出启示录般的凶恶，可是对于每天参与作战的军人来说，不论是美国方面，还是先前的苏联以及现在的俄国方面，显然过去(也许应该说现在)一直采取核战略最优先选择权的“警报即发射”的态势。我们就处在实际上如此暴露无遗的启示录般的状态下——现在也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即使人类由于忧虑悲观而沉默，也一定能听到从宇宙的什么地方发出的哄笑。难道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虽然这不是我当前研究的课题，但是我认为，那么，为什么从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至今没有发生核战争呢？为此核武器体制本身，应该说人的要素发挥了什么力量呢？这些都是现代史学家们从各个方面共同合作研究的课题。
现在所储藏的核武器数量对于毁灭整个地球的生命体还绰绰有余，而且核武器总是处在战略、战术上随时都能发射的状态下。在这样的时代，所谓想像力的积极作用有可能是什么样的呢？
显然，必须为了把所赋予的核武器覆盖整个地球的形象朝着全面废除的方向转变。虽然有必要尽量正确、科学地综合认识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紧急的核武器现状，但是必须认识到，仅仅紧紧把握核武器现状所给予的形象还不能成为想像力的行为。只有考虑“怎么办？”“如何才能消除启示录般的核武器现状？”这些问题，才是积极发动想像力的开始。
“广岛的心”扎根于原子弹受害者的灾难体验才能存在。对于将其作为出发点思考问题的人来说，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现实总是具有日常实在感，同时，显然恐怕只能以强烈的实际感受认识会造成启示录般结果的巨大的魔鬼的核武器体制。
在上述的广岛国际研讨会上，美国、欧洲的与会者的基本态度是试图把核扩散作为当前的主要课题进行讨论。当然，他们是认识到迫切的危机感才提出核扩散的问题。但是，应该承认，争取废除巨大的核武器现状、即争取使核武器成为零而行动的大事业与防止核扩散是相辅相成的，现在即将制定的具体行动进程里已经包含有他们的信念。
坦率地说，这与不可能把魔鬼般巨大的核武器体系和禁止使用对人地雷的实际进程摆在一起议论的认识有共同之处。虽然二者都正确地把核裁军、废除核武器作为长远(遥远)的目标
“广岛的心”正是感觉到这一点，认为这样的讨论无法安慰自己，于是心情急躁，才在会场上发出粗暴的呼喊。
另一方面，我对如何改变核武器的现状这个问题，事关人的态度，结合广岛、长崎原子弹受害者的态度，进行过一些思考。对于废除核武器的各种想法，如果他们的思考方向不是直接废除核武器，尽管只是战术性或技术性的目标——其实，从战略大眼光来看，只要能些许缓和难以逆转的核武器所潜在的危险性，就不必追问是否会向废除核武器方向转变——只要不表示出立即废除现有的核武器的意图，他们的提案就往往具有遭到坚持“广岛的心”的人们严词拒绝的倾向。对于这一点，我想说“广岛的心”恐怕有必要向他们靠拢。
(四)
不言而喻，我认为“广岛的心”的出发点和到达点的意义都是很重要的。1963年的夏天，我和一位担任编辑的朋友一起去广岛参加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那次大会终于造成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各自拥护东西方阵营中某一方的核武器。我听了他们的争论，同时根据以前所了解的广岛的医生在遭受原子弹轰炸后开展的活动情况，从而确定了自己对核武器现状认识的方向。还有，我已经多次说过，我接触到“广岛的心”的实质，一直受到鞭策。
然而，现在我想说的是，应该改变“广岛的心”陈旧刻板的表现方式和理解方式，恢复这个词的原有的力量。在探讨有关最终导致废除核武器的道路问题上，现在不正是从一开始就停止戴上“广岛的心”的过滤器，对某种意见做出拒绝反应的时期吗？
如果直接谈到反对维持核武器现状的各种方式，与设定使核武器成为零的终极目标——无论如何，这是应该争取的目标。我在下面阐述的想法的目标中，将会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与谓的“垂直裁军”相比，对于使用各种方法达到现有的核武器在某个时间范围内不能实际使用的目标的“水平路线”的提案，我认为应该作为实现终极目标进程的一翼，予以接受，充分考虑，采取行动。
我对“水平路线”的一些想法进行归纳整理，从前面所说的美国记者乔纳桑舍尔的著作操纵核按钮的人们(大月书店出版)中受益匪浅。他把“水平路线”称为“限制运用核武器路线”w。威尔逊总统的国际联盟的构想变成联合国的构思而得以实现，为垂直裁军的可能实现指出了一条最切实可行的道路。舍尔对联合国和冷战结束后依然发挥着巨大权力的核遏制理论二者进行关注，提出如下论点。
正是在遏制论与百分之百威尔逊主义的夹缝里，出现新一代的年轻的分析家，提出了称为“水平路线”的与和裁军靠近的新的方式。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潮流，但总体上看，他们的想法包含有新构思框架的诸多因素。垂直裁军的目标是争取削减核武器的数量，而水平裁军的目标则是争取停止、分散、或者部分解体现有核武器储藏的机能。设置核武器拥有量的上限、废除一些类型的核武器、减少武器总量，这是垂直路线的措施。解除核武器的警戒态势、把弹头从运载装置上拆卸下来、并且保存在远离运载装置的地方、从弹头或者运载装置上拆卸零件(或者安装使其性能不能发挥作用的部件)、或者在武器的核分裂物质里加入混合物降低其质量，这是水平路线的措施。垂直裁军在万一失败的时候，缩小其目标。水平裁军是减少发生各个规模的失败的可能性。肯定垂直裁军的人注重核武库的规模问题，水平裁军的支持者着眼于核武库的机能问题。
垂直裁军以核武器的最终销毁为目的。水平裁军的最终目的很难定义。从技术上说，水平路线的绝对性零，可以说就是解体所有最后的核弹头以及运载装置的所有最后的构成要素，只剩下重新制造核武器的理论知识。归根到底，这个知识如同核时代的基石，裁军也好，人类其他的行为也好，都无法消灭。这个基础知识的永久持续性成为无核时代的欺骗和撕毁协议的危险性的基座，无法减少这个基础。
在“假想武器储藏”——具体解释为：“经过解除警戒态势，或者部分解体，使核武器储藏处在需要几天乃至几周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实战配备的状态”——的构想作为一个通往废除核武器“道路”的目标开始提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对此提出批评。约瑟夫罗德布拉特等著名的废除核武器活动家表示反对，认为这个设想是需要核遏制的二十世纪的核军备对人类造成的“病态”所影响下的产物。但是我认为，这个构想可能在技术层面上使核武器成为零。下面我想抄录一段舍尔就技术性的零核武器与政治性的零核武器进行对比的文章。
政治性的零核武器可能存在，这与现存的任何核武器储藏体系无关。其判断特征是，政治当局明确宣布在任何情况下无意使用核武器。正因为美英两国坚信政治性零核武器(就是说，坚信两国之间没有发生核打击的可能性)，所以感觉不到争取技术性零核武器的必要性。
谁都承认，政治意志比核技术更难掌握其实质，然而这也可以用“制度”这个具体的形式来表示。例如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通过技术和法律两方面的结果来表示。技术性的结果是，为首先不使用核武器、确保防卫而采取转变军事力量结构的态势。法律方面的结果是，采取严格遵守首先不使用核武器协议的姿态。但是，放弃报复性打击无疑是通往政治性零核武器道路上巨大的、可以扭转局势的措施。只有采取这个措施，才能完全放弃核武器，所以这个措施自然会产生深远的结果。首先，将会开辟出一条宣布拥有和使用核武器都是对人类的犯罪的道路。(如果各国保留重新制造核武器的权利，那就不可能，恐怕只能变成首先使用或者首先拥有核武器是犯罪行为。)第二，军事力量和国际联盟都有必要进行更加深刻的改组。第三，可以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中确定对核裁军的“社会性核查”以及所有人的揭发。
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舍尔的著作——书名原文为thegiftoftime——中所引用部分的内容，下面这句结束语由我翻译：“我们只要知道如何接受时间的礼物，那就是永恒的生命的礼物。”
在这个地球上，即使时间的礼物永久继续，如果没有人的生命，等于时间无法赠送。时间在一片废墟的地球上不停地环绕流动，就人的想像而言，没有比这种永恒的眺望更加荒凉的了。应该说，人们在广岛曾经根据体验想像过这种未来的时刻。这种对绝望的持续记忆，是真正意义上的日本人的国民感情，再经过普遍化，甚至可以说是通往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感情”
在舍尔的著作里，还出现另一种基调低音。这是专家们对核武器问题的各种见解以及舍尔本人的声音。
即使消除了核战争的威胁，核武器的危险依然存在。核武器仍然储藏在远离我们日常生活的深深角落里。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一旦世界陷于混乱状态，核武器很可能会重新登场。这是从无法取消发明核武器这个事实产生的政治结果，实际上的确无法取消。无论如何，无法回到无核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是顽固地留下某种核遏制。
不言而喻，舍尔在寻找如何克服这个残渣的方法。我想，也是为了在那一次广岛的国际研讨会上无奈悔恨地呼喊“广岛的心”的人，希望再一次把广岛、长崎收入寻找的前景视野里。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单纯的比较论，但是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在阿德鲁纳之后，人们经常发问：既然在世界上出现了奥斯威辛，此后还会有人类文化吗？也有人把广岛与奥斯威辛相提并论。尤其在欧洲和美国，人们已经形成这样坚定的共识：既然在奥斯威辛发生的一切无法抹去人类所肩负的认识，那就决不能让奥斯威辛的惨剧重演。
既然如此，那么，在广岛、长崎造成那样悲惨的结果，而且使未来的“时间礼物”变得毫无意义的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核武器，在经过最终予以废除的各种方法的努力并取得应有的效果之后，依然也许还会死灰复燃。东西方的专家们为什么要使之成为一个明确的事实？如果把核武器问题与奥斯威辛对换一下，不是明明白白地显示着二十世纪人类的“智慧”是何等怪异吗？
(五)
为了在亚洲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日本人可以做的工作是提出东亚地区无核化构想等各种提案。我迫切希望冲绳地区无核化，也参加其中的一项提案。以后大概还会根据现实情况，提出更多的方案。冷战结束以后，未能直接朝着废除核武器的方向发展，虽然觉得有点太迟，无疑也是人类表现出能够取得某些成果的一种意志。
这并非离开一般的文脉就能实现的成果，但是我个人这样考虑：在核武器的现状下，有可能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的一项设想是，一国政府宣布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接着宣布不进行作为核遏制理论主要依据的后发打击——报复打击。如果与该国对立的国家对其进行核打击，在地球上不存在为其进行伦理性辩护的地方。这是实现政治性零核武器的理由。
大概有人会讥笑道：在国际政治的实际交锋中，伦理性的想法可以信赖吗？旁若无人地坚持己见才是二十世纪末的现状。然而，经历过广岛、长崎体验的日本、日本人现在重新把这个作为可以做的事情，以“广岛的心”作为中心，进行具体的研究，会觉得怎么样呢？
我在思考日本人对于核武器的态度问题时，碰到的最单纯也是最难办的困境正是这个。日本一方面被美国的“核保护伞”所庇护，另一方面却凭借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坚信核武器是绝对的罪恶，一直呼吁要彻底废除核武器。这不是根本上矛盾的吗？坦率地说，这不是虚伪的吗？我每次在外国——美国、欧洲各国、韩国——讲述日本人对废除核武器的想法时，都受到这样的批判。当我一个人思考的时候，都会反刍这些批判的声音。
对于“核保护伞”的虚妄，已经进行详细的理论解释。“核保护伞”是针对苏联/俄罗斯的核武器的论据在苏联解体以后就已缺少说服力。然而，冷战结束以后，由于看不到废除核武器的进程的发展，原先已基本意见一致的削减核武器达成协议的进度迟缓，我感觉到日本的国民感情重新恢复，期待“核保护伞”的威力能够抑制俄罗斯所拥有的核武器。
那么，如果要问是否的确存在可以视之为可笑的想法的根据，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因为核遏制主义还在世界上发生作用，因为基于体验对在核遏制主义最盛行时期制造的核武器的巨大体系在作战上具有不可行性、无效性的证言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另外，还有更加现实的问题，就是日本仍然和冷战结束以前一样，继续对美国的核遏制体制采取合作态度。周边事态法的制定应该说比以前更具有实战的切实性。
日本的无核三原则从一开始就处在暧昧的地位，但是我没有怀疑它产生过有效作用的一面。与其说这是因为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根据认真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志采取行动的结果——虽然不能忘记市民团体作为一个方面一直进行认真的努力——不如说美国政府、军方对这项原则基本上采取并不暧昧的态度。虽然由于日本方面的同意逐渐歪曲了原则，但对方还是从正面予以认识。
在对三原则的理解上，由于日本政府的主动虚伪和欺骗得到发挥——也许是被强迫的主动——把无核三原则变得似有若无，日美之间重复使用着令人感到无聊的惯用伎俩。至少因为无核三原则未能得到遵守，所以一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那么曾经执政一段时间的社会党内阁不就能对美国施加压力吗？而且地方自治体根据无核三原则要对进港的外国军舰、船只进行检查的提案一直遭到中央政府的拒绝。从最近的情势来看，由于这些既成事实的积累，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重新表面化。周边事态法的制定似乎就是其总决算。
就我在日本国内的所见所感，我认为日本坚持依赖“核保护伞”这个陈旧的立场，并且进一步把无核三原则暧昧化，都是日本人国民气氛的进一步延伸的表现。然而，日本周边的国家并不这么看，反而认为这显然是变坏的标志。周边国家的这种态度正逐渐加快并且越发明显。西欧、美国的视角也非常明了。我不能不怀疑，难道只有日本人的国民感情没有看到新的局面吗？
在此，我提议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日本人对世界的核武器现状应该表明自己脱离“核保护伞”并再次确认无核三原则这个新的具体的态度。我还想说，迈向下一个世纪的日本和日本人难道就没有自立的选择吗？
所谓脱离“核保护伞”简单地说，就是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只有这样，根据周边事态法决定进一步支持美国战略——日本首相甚至在国会通过之前就跑到美国向克林顿总统汇报——的日本政府才能向亚洲周边国家再一次进行戏剧性的(好的)方向转换。
另外，日本政府还应该向国际社会明确表示，如果现实中出现导弹核武器向日本攻击的危机，日本不仅不利用美国的核武器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也不要求进行后发打击。我认为，只有这样，在亚洲最近未来的核武器现状下，日本才能减少遭受核攻击的可能性。我这么说，大概立即会遭到右派理论家的嘲笑：你在东京、大坂遭受核打击后，仍然叫大家“忍耐”吗？但是，实际负责管理发射任务的人——这是美军基地的人物证实，一直在进行今天核战略中的“反击”——一旦收到对方第一次攻击的警报就立刻发射导弹、即“警报即发射”的训练。我希望的是日本从这个“警报即发射”的核武器实战态势中摆脱出来。
然而，政府和媒体对核威胁的宣传，仿佛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在大概连冷战时代都没有这么激烈的核武器现状下，这种宣传恐怕使日本人更加陷于对自身赤手空拳状态的不安情绪。所以，我的上述提议肯定被人嘲笑为小说家不现实的空想。
我已做好被别人嘲笑的思想准备还是认为，即使发生那种非常事态，日本仍然表示选择脱离美国“核保护伞”的道路，那将是冷战时代也未曾有过的、日本人具有最大意义的想像力的发挥。这个选择是日本和日本人在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后第一次根据“广岛的心”表现出的具有真正勇气的行动。
这是根本性的国家选择，尤其现在制定了周边事态法并没有引起1960年“安保斗争”那样的市民大规模的自觉的示威游行。而且，从现在的日本和日本人的实际情况来看，重新掀起那种示威游行无异是最大的梦想。
然而，我依然认为，为了在今天的核武器现状下真正发挥想像力，进行符合“广岛的心”的行动，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个构想，否则，如果在面对新的亚洲危机的时候，只是一味被美国的战略推着走，就很可能使二十一世纪对我国的“时间礼物”落空。
(郑民钦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