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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多老人都说，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样一个生机勃勃和万众欢腾的年代啊！一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变得年轻起来，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好年轻，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年轻的日子谁不珍藏在心呢？
旧政权像昨天的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新时代像初升的朝阳刚刚升起来，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给年轻人带来许多新的选择，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未来，在一个给人带来变化的年代，人人都因为充满希望而朝气蓬勃。
我一位堂伯父说：“那时候，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广播里朝鲜战场天天都在打胜仗，美国人变得跟兔子一样只会逃跑。解放军进军西藏，大剿匪，农村土改，镇压反革命等等。人人都在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街上秧歌队锣鼓喧天，欢送青年到队伍里去。总之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人都有紧迫感，形势逼人，时代像滚滚车轮，你一犹豫就掉队了。”
我的岳父，一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经历更是大起大落。本来到美国留学的飞机票已经买好，因为听从组织召唤（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转而投身保卫城市和学校的斗争。后来他被分配到政法战线工作，是我们这座城市里资格最老的法官之一。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从此命运一落千丈，直到改革开放，经过种种努力才争取来一个离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就显得比较被动，他一心只想当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认为这起码是觉悟不高的表现。父亲说：“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抗美援朝，学习文化。大学里也招兵，不少同学上着课就不见了，原来是参军走了。”
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参军呢？那时候参军多光荣，我们也好落个革命军人的光荣出身呀。”
父亲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么也没有，现在至少我还留下你们这几个孩子呀。”
我说：“当时您大学毕业准备干什么呢？”
父亲回忆说：“你爷爷打来电报，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后来没有走成，我也跟着留下来。”
我心中掠过一阵激动，原来我们险些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海外华侨啊。我几乎绝望地嚷起来：“当时您为什么不走？爷爷不去，您一个人走啊，拿出您当年背着家里参加远征军到印度打仗的勇气来。”
父亲望着远处说：“我回到你爷爷的工厂做练习生。是你爷爷决定的。”
父亲辛勤工作一辈子，历经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职称退休。我几乎有些恨我的爷爷，是他老人家扼杀了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光明前途。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一些，爷爷工厂没能坚持多久，因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进程取代，爷爷变成一堆被称为“股票”的废纸拥有者。他老人家民国初年创办中国“裕华”、“大华”纱厂，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仙逝于1960年。
我美丽的母亲在学生时代向往参军，当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或者解放军的女文工团员。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岁，还在成都华美高中念书，是那种充满幻想的花季少女。她的不少女同学都因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军装，成为跳舞唱歌的文工团员然后嫁给首长，成了很有级别的高干夫人。我说：“您为什么没有去实现自己梦想呢？依您的条件，走这条道路应该不成问题呀？”
母亲有些害羞地笑笑说：“当时部队到学校招文工团员，我记得很清楚，说是到广州去。首长第一个批准我，马上就让上车出发。我说我得回家说一声，我最放心不下你外婆。结果这一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都怪你外公自私。他把我当成摇钱树，当兵还摇什么钱呢？”
我说：“您为什么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黄世仁，您还不能反抗一个外公吗？您一反抗，我们这些后代不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吗？”
母亲叹口气说：“这都是命啊！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反抗有什么用？”
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姐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没有反抗精神，也没有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但是连她都有过突围冲动并险些获得成功，这说明革命形势已经像春风一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精神面貌。国民党旧政权的阴影正在消失，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刚刚开始，年轻的共和国因为赢得大多数民众拥护而生气勃勃，兵强马壮，显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国主义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这样一个年代，任何人复辟旧政权和反攻大陆的梦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2
许多年前，我在云南边疆度过一段漫长而且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那时候我们兵团知青分布在千里边防线上，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执行祖国赋予我们屯垦戍边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所在的团（后改为农场）地处中缅边境，地名叫陇川，全县人口不足万人，以致于许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们的父母还没有从地图上找到那个叫陇川的小地方。
其实我们守卫的这片国土上还是出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出过全国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学惠。八十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已经不大听说这个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这个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其知名度与江姐、刘胡兰、丁佑君、向秀丽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区别是先烈死了，徐学惠活着。
徐学惠是陇川县银行，准确说是我们农场一个小储蓄所营业员，那个小储蓄所离我们连队只有三里地，在糖厂水库边上，而我们农场另一个后来成了有名气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们连队也离那座水库不远。我们很多知青都到那个小储蓄所存钱，不是钱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学惠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时年轻的徐学惠只有不到二十岁，未婚，是否有对象不详。一群国民党残匪从国境对面的“洋人街”过来抢劫储蓄所，徐学惠死死抱住钱箱不松手，以致于残暴的匪徒竟把她的双臂活活砍下来
这是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陇川发生的著名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当时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徐学惠出名后受到党和国家关怀，调到昆明，装上假肢到处给青少年作报告。“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拉拢当上省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终于晚节不保销声匿迹。
当我在金三角采访反攻云南的国民党残军，提及名噪一时的徐学惠事件，他们都摇头否认，不肯承认罪行，好像个个都很无辜的样子。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实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好像那几十万人都是自杀的。徐学惠会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来吗？
国境对面那个外国小镇叫“洋人街”据说是国民党的据点，后来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联合国禁毒署列入名单的世界毒窝之一。不过当时金三角恶名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谈毒色变，政治任务高于一切，所以我们屯垦戍边的主要任务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蒋残匪窜犯边疆。
“蒋残匪”是个定义不详的历史符号，从前我常常在电影中看到他们，就是那种经过艺术加工的獐头鼠脑的坏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这个符号就变得很不具体，比方夜里突然升起一二颗信号弹，出现几张反动传单，传说某地桥梁水库遭到破坏，生产队耕牛被毒死，等等。开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一吹集合哨，大家赶紧起床执行任务，裤子穿反也顾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敌人当英雄，有人因此掉进沟里摔断腿终身残废。久而久之，白天劳动，晚上备战，人累垮了，敌人却连鬼影也没有见一个。幸好后来上级传达指示，说敌人搞疲劳战术，我们从此安心睡觉不再理会。
我们劳动的山坡对面就是今天令人谈毒色变的金三角，国界是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河沟，两边山头上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男知青常常站成一排，一齐把尿撒过国界，戏称“轰炸金三角”“洋人街”坐落在我们连队对面山上，肉眼能看见许多铁皮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太阳一升起来，那些房顶就闪闪发光，像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令人遐想无限。但是指导员严肃指出，残害徐学惠的国民党残匪就是那里派出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企图复辟，妄想反攻大陆。还乡团回来了，我们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
边疆七年，我的知青生活中像风一样刮过许多有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传说。比方五十年代，某寨子吊死我两名英勇的侦察员。某路口，敌人支起大锅将我方伤员（或者干部，或者农会主席）活活煮死。我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年以后自己将走进这些躲在金三角也就是历史帷幕后面的人群中间，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揭秘者和书记员。
另一件事情是，八十年代末我重返农场，改革开放，边疆发展边贸，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国境对面那座像乩语一样神秘邪恶的“洋人街”了却一桩心愿。其实我看到这是座很平常的缅甸小镇，低矮的铁皮屋顶，飞舞着蚊虫苍蝇，充斥着垃圾和热带气息的肮脏街道，做生意的人群和骡马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汗酸味，毒贩公开向游客兜售毒品。在一座大房子跟前，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从前的汉人（国民党）情报站，废弃多年，现在成了教堂。我驻足倾听，果然听见有呜呜呀呀的管风琴声从教堂的窗口飘出来。
我重重舒一口气，走出历史阴影，走到明亮的阳光下。
3
许多金三角老人回忆说，1951年，反攻命令一下达，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一片热烈欢呼。许多人流出激动的眼泪，对空鸣枪，扔帽子，还有人干脆蹲在地下嚎啕大哭，好像一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流浪孩子。
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对此深感困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丢盔卸甲的国民党残军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们凭什么相信反攻大陆会成功？他们难道忘记仅仅一年前，他们是怎样从大陆狼狈逃出来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一群虚张声势的流寇？
但是当我走进五十年前这群失败者中间，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因为我并不费力就找到答案所在。
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莱，一位参加过反攻云南的前国民党将军面对来访的大陆作家，极为感慨地叹息道：“我们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现在来看，反攻大陆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大陆，总认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如果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国民党怎么会失败呢？弄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
在金三角小镇回海，另一位已经加入泰国籍的华侨老人平静地说：“什么叫鸿沟，什么叫仇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赶出国境，这叫仇恨。广大官兵只能听见台湾宣传，相信一面之辞，这是鸿沟。台湾宣传说，共产党如何残暴，屠杀人民，共产共妻，老百姓怎样生灵涂炭，人民如何盼望国军回去解救他们，只要你们反共救国军一到，人民立即就会群起响应，以起义和战斗欢迎你们，共产党政权立刻就会像太阳下的冰雪一样土崩瓦解你知道蔡锷北伐的故事，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我们把李主席看作金三角的蔡锷，反攻云南就是又一次北伐。如果我们有可能像现在这样常回大陆看看，谁还会相信那些幼稚可笑的政治谎言呢？问题在于，当时我们都相信了，而且深信不疑。”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广大官兵被蒙蔽，作为国民党主帅的李弥，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蔡锷么？他有能力改变历史命运，反攻大陆成功么？如果他不相信，他为什么还是要全力启动这场大陆解放以来惟一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他怎样扮演这个两难的历史角色？
根据不少老人的叙述，我渐渐看见将近半个世纪前，反攻云南的国民党主力在孟萨集结完毕，李弥亲自将部下兵分两路：一路大张旗鼓向东佯攻景洪，扰乱共军视线，另一路主力则在缅北山区隐蔽行军，直到四月下旬才抵达一座地名叫做岩城的佤山。岩城古称永恩，界河对面就是云南西盟县城。
我对此感到疑窦丛生。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兵贵神速”永远是一条战术要义。可是李弥部队似乎并没有紧迫感，他们就像游山玩水，几百里路居然走了两个月时间。我向武老请教，前国民党幕僚回答说：“行军就是行军，没有人拖延时间。”
我摊开地图向他指出：“可是这样一条路线，你们居然走了整整两个月！那么你们都干些什么事情？”
他态度甚为安详地说：“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呀！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动员青年当兵，建立反共游击武装，宣传三民主义等等。”
我说：“你们不怕暴露意图，不怕解放军侦察到你们行踪？”
武老笑笑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我们那区区几千人能反攻云南。美国人在韩战中吃紧，台湾有精兵百万尚难自保，我们能起多少作用？”
我眼睛一亮，追问道：“李弥真是这样想的吗？既然明知道不可为，为什么还要反攻云南？”
武老点头赞叹道：“这就是李主席英明过人之处啊！古人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嘛。”
我开始有些明白，李弥其实是在下赌注，只不过他押的宝不在大陆，也不在台湾，而在美国人身上。
缅北山区原本没有国民党势力，李弥大军一路走，一路招兵买马，几乎毫不费力就把沿途土司山官统统招安，封了许多纵队司令支队司令，最小的也是上校独立大队长，反正只要给枪给钱，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部落酋长封建头人决没有不肯依附的道理。李弥对此很满意，向台湾发电称，反共救国军实力扩大好几倍。
岩城是座方圆百里的大山，为佤族山官屈鸿斋的领地。屈鸿斋号称“岩城王”这个土皇帝却不是佤族，他是云南汉人，犯杀人罪逃过国境避难，做了佤族山官的上门女婿。山官没有儿子，由他继承世袭领地。李弥派人做策反工作，送了许多银元和枪支，委任他为少将纵队司令。事实上这种收买战术几乎百战百胜，比如从前的杀人通缉犯屈鸿斋，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坐在家里就白白当上将军，这样的好事上哪里去找？山大王屈鸿斋简直被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昏了头，立刻竖起反共救国军旗帜，积极充当反攻大陆的前锋。
4月，担任佯攻的部队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来势凶猛，队伍被黏住撤不下来，如不及时撤退，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就是说，李弥在路上慢腾腾地磨蹭，反攻大陆的计划尚未执行就有可能流产，这样至少没法对台湾交差。当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和隐秘的原因，这是李弥全部计划的核心，如果反攻流产将危及这个计划的实施，所以李弥突然变得着急起来，仓促变更部署下达命令。
前卫师长李国辉奉命凌晨向沧源县城发起进攻。
4
这是个久旱无雨的黎明，云贵高原的红土地因为缺乏水分而变得苍老，一层薄雾如碳灰般将天地笼罩，河流奄奄一息，岩石蒙上一层灰。在这个雾蒙蒙的背景下远远望去，巨大的朝日刚刚升起，好像一枚被踩扁的红鸭蛋，坐落在山峦间的沧源坝子犹如涸辙之鲋，张开干渴的大嘴等待一天漫长的热带干风和太阳的无情煎熬。
在这个旱季即将走到尽头的早晨，国民党先遣部队越过国境线，对沧源县的前哨阵地蛮宋发起攻击。解放军驻蛮宋一个排，以石头碉堡的哨所为阵地进行顽强抵抗，战斗随即展开。钱运周指挥特务大队和士兵将哨所团团包围，虽然国民党官兵都知道共军只有一个排，等于一颗钉子，而不是匕首，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因为这里毕竟是大陆，对手不是只会朝天放枪的老缅兵土司兵，谁能说钉子不能致人死命呢？
青黑色的碉堡像一头怪兽，披着一层淡薄的晨雾蹲在山坡上，黑洞洞的枪眼犹如深不可测的眼睛，让人感到心惊肉跳。一群色彩斑斓的印度虎皮鹦鹉被士兵脚步惊飞起来，它们在亚热带旱季干燥的空气中努力振动翅膀，把夸张和不安的尖叫声撒得很远。钱运周从望远镜里看见碉堡外围有许多障碍物，树丛中有新掘的战壕，解放军隐蔽得很好，看不见人影晃动。
碉堡越来越近，只剩下几百米距离，敌人还是没有动静。钱运周感到背上有些发冷，这是一场正规战，不是打土匪，作战双方是较量几十年的老对手，彼此熟悉得如一家人。共军好像有意折磨他们，越是保持沉默，进攻者越是紧张，谁都知道，距离越近，打得越准，国民党士兵快把头埋在地上，虽说敌人只有一个排人，可是枪响起来，谁又担保自己脑袋不被先打穿几个窟窿呢？
终于“砰”的一响，共军开枪了！枪声使人精神一振，快要凝固的空气哗啦破碎了。这一枪实在太差，像走火，因为子弹并没有射向人体，而是滴溜溜地钻进泥土里去了。所有人都同时松了一口气，就像捆绑在身上的绳索松开来，他们从地上抬起头来张望，看见解放军阵地上冒出一缕细细的青烟，可以想象那是个惊慌失措的新兵。于是进攻一方士气大振，嗷嗷叫着凶狠地弯腰冲锋。
形势对防守一方不利，尽管他们顽强抵抗，但是双方毕竟力量悬殊太大，所以第一轮进攻下来，国民党残军占领外围阵地，把剩下的解放军全都逼进碉堡里去了。
晨雾渐渐散开去，太阳露出脸来，把红通通的光辉斜洒在战场上。碉堡四周躺着几具尸体，他们看上去不大像死人，脸上泛着红光，像心满意足的醉汉。钱运周让士兵喊话，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碉堡里面有人大声回骂。这时李国辉也上来了，他听出对方是个河南口音，就对钱运周苦笑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妈的！给我轰老乡几炮！”
炮声一响，对方沉默下来，解放军当然明白炮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炮弹将不结实的碉堡掀开一角，石墙炸塌，一些残肢断体被气浪血淋淋地抛到阵地外面来。国民党官兵欢呼起来，他们被胜利的炮火所鼓舞，挺直腰来进攻，解放军这回是真的完蛋了，好比一头死老虎，谁先冲上去谁拣胜利果实。
顽强的解放军还有一挺机枪在废墟中射击，零落的步枪也向进攻者表达誓死不降的决心，进攻人群呐喊着，像潮水一样扑向孤零零的石头碉堡。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胜利眼看就要得手，敌人马上就要被全歼，反攻大陆首战告捷的电报立刻就要飞向台湾，国民党打了许多年败仗，逢共必败，这回他们要向老对手划一个精彩的句号。但是这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他们身后突然飞来一阵劈头盖脑的手榴弹，就像晴空万里下起冰雹，手榴弹的猛烈爆炸打乱进攻的队伍，连督战的李国辉也险些被一块弹片击中。
一台精彩救援的好戏就在国民党反攻大军眼前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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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人都说，我出生前的五十年代初期，那是怎样一个生机勃勃和万众欢腾的年代啊！一提起那段日子，我父母的神情立刻变得年轻起来，因为那时候他们正好年轻，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年轻的日子谁不珍藏在心呢？
旧政权像昨天的太阳已经落下山去，新时代像初升的朝阳刚刚升起来，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给年轻人带来许多新的选择，许多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人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未来，在一个给人带来变化的年代，人人都因为充满希望而朝气蓬勃。
我一位堂伯父说：“那时候，报纸天天都有胜利消息，广播里朝鲜战场天天都在打胜仗，美国人变得跟兔子一样只会逃跑。解放军进军西藏，大剿匪，农村土改，镇压反革命等等。人人都在欢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大街上秧歌队锣鼓喧天，欢送青年到队伍里去。总之那是个火红的年代，人人都有紧迫感，形势逼人，时代像滚滚车轮，你一犹豫就掉队了。”
我的岳父，一位享受离休待遇的老人，他的经历更是大起大落。本来到美国留学的飞机票已经买好，因为听从组织召唤（他在成都和平解放前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进步组织），毅然放弃出国深造的机会，转而投身保卫城市和学校的斗争。后来他被分配到政法战线工作，是我们这座城市里资格最老的法官之一。不幸的是1957年他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从此命运一落千丈，直到改革开放，经过种种努力才争取来一个离休待遇。
相比之下，我的父亲就显得比较被动，他一心只想当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兴趣，我认为这起码是觉悟不高的表现。父亲说：“那时政府号召年轻人参军，抗美援朝，学习文化。大学里也招兵，不少同学上着课就不见了，原来是参军走了。”
我问：“您为什么不去参军呢？那时候参军多光荣，我们也好落个革命军人的光荣出身呀。”
父亲回答我：“要是我打仗死了，就什么也没有，现在至少我还留下你们这几个孩子呀。”
我说：“当时您大学毕业准备干什么呢？”
父亲回忆说：“你爷爷打来电报，要全家都到加拿大定居，后来没有走成，我也跟着留下来。”
我心中掠过一阵激动，原来我们险些就成为令人羡慕的海外华侨啊。我几乎绝望地嚷起来：“当时您为什么不走？爷爷不去，您一个人走啊，拿出您当年背着家里参加远征军到印度打仗的勇气来。”
父亲望着远处说：“我回到你爷爷的工厂做练习生。是你爷爷决定的。”
父亲辛勤工作一辈子，历经人生坎坷，八十年代以副教授职称退休。我几乎有些恨我的爷爷，是他老人家扼杀了父亲和我们一家人的光明前途。后来发生的事情我知道一些，爷爷工厂没能坚持多久，因为私有化很快被公有制进程取代，爷爷变成一堆被称为“股票”的废纸拥有者。他老人家民国初年创办中国“裕华”、“大华”纱厂，是著名的民族实业家，仙逝于1960年。
我美丽的母亲在学生时代向往参军，当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或者解放军的女文工团员。那时候她只有十七岁，还在成都华美高中念书，是那种充满幻想的花季少女。她的不少女同学都因为走上革命道路，穿上军装，成为跳舞唱歌的文工团员然后嫁给首长，成了很有级别的高干夫人。我说：“您为什么没有去实现自己梦想呢？依您的条件，走这条道路应该不成问题呀？”
母亲有些害羞地笑笑说：“当时部队到学校招文工团员，我记得很清楚，说是到广州去。首长第一个批准我，马上就让上车出发。我说我得回家说一声，我最放心不下你外婆。结果这一回家就再也没有出来都怪你外公自私。他把我当成摇钱树，当兵还摇什么钱呢？”
我说：“您为什么不反抗呢？白毛女都能反抗黄世仁，您还不能反抗一个外公吗？您一反抗，我们这些后代不就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了吗？”
母亲叹口气说：“这都是命啊！女孩子，迟早要嫁人，反抗有什么用？”
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资产阶级小姐基本上没有什么希望，没有反抗精神，也没有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但是连她都有过突围冲动并险些获得成功，这说明革命形势已经像春风一样深入人心催人奋进。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关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新政权建立时的精神面貌。国民党旧政权的阴影正在消失，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刚刚开始，年轻的共和国因为赢得大多数民众拥护而生气勃勃，兵强马壮，显示出敢于同一切帝国主义较量的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在这样一个年代，任何人复辟旧政权和反攻大陆的梦想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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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我在云南边疆度过一段漫长而且难以忘怀的知青岁月。那时候我们兵团知青分布在千里边防线上，一手拿枪，一手拿锄，执行祖国赋予我们屯垦戍边和接受再教育的光荣任务。我所在的团（后改为农场）地处中缅边境，地名叫陇川，全县人口不足万人，以致于许多知青到了目的地他们的父母还没有从地图上找到那个叫陇川的小地方。
其实我们守卫的这片国土上还是出过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出过全国知名的英雄人物，比如女英雄徐学惠。八十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已经不大听说这个名字，但是在五六十年代，这个名字几乎妇孺皆知，其知名度与江姐、刘胡兰、丁佑君、向秀丽等女先烈并列，惟一的区别是先烈死了，徐学惠活着。
徐学惠是陇川县银行，准确说是我们农场一个小储蓄所营业员，那个小储蓄所离我们连队只有三里地，在糖厂水库边上，而我们农场另一个后来成了有名气作家的北京知青王小波，他们连队也离那座水库不远。我们很多知青都到那个小储蓄所存钱，不是钱用不完，是怕花光了回不了家。
徐学惠事件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一个夜晚，当时年轻的徐学惠只有不到二十岁，未婚，是否有对象不详。一群国民党残匪从国境对面的“洋人街”过来抢劫储蓄所，徐学惠死死抱住钱箱不松手，以致于残暴的匪徒竟把她的双臂活活砍下来
这是我们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陇川发生的著名事件，这件事甚至惊动当时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徐学惠出名后受到党和国家关怀，调到昆明，装上假肢到处给青少年作报告。“文革”期间受“四人帮”拉拢当上省革委副主任，相当于副省长，终于晚节不保销声匿迹。
当我在金三角采访反攻云南的国民党残军，提及名噪一时的徐学惠事件，他们都摇头否认，不肯承认罪行，好像个个都很无辜的样子。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实在是跟日本人差不多，日本人至今不肯承认南京大屠杀，好像那几十万人都是自杀的。徐学惠会把自己手臂活活砍下来吗？
国境对面那个外国小镇叫“洋人街”据说是国民党的据点，后来我才知道“洋人街”是联合国禁毒署列入名单的世界毒窝之一。不过当时金三角恶名远没有像今天这样令人谈毒色变，政治任务高于一切，所以我们屯垦戍边的主要任务不是禁毒而是防止蒋残匪窜犯边疆。
“蒋残匪”是个定义不详的历史符号，从前我常常在电影中看到他们，就是那种经过艺术加工的獐头鼠脑的坏人。但是在我的知青生活中，这个符号就变得很不具体，比方夜里突然升起一二颗信号弹，出现几张反动传单，传说某地桥梁水库遭到破坏，生产队耕牛被毒死，等等。开始知青警惕性很高，深夜一吹集合哨，大家赶紧起床执行任务，裤子穿反也顾不得，一心指望抓住敌人当英雄，有人因此掉进沟里摔断腿终身残废。久而久之，白天劳动，晚上备战，人累垮了，敌人却连鬼影也没有见一个。幸好后来上级传达指示，说敌人搞疲劳战术，我们从此安心睡觉不再理会。
我们劳动的山坡对面就是今天令人谈毒色变的金三角，国界是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小河沟，两边山头上都覆盖着郁郁葱葱的森林。我们男知青常常站成一排，一齐把尿撒过国界，戏称“轰炸金三角”“洋人街”坐落在我们连队对面山上，肉眼能看见许多铁皮房子掩映在绿树丛中，太阳一升起来，那些房顶就闪闪发光，像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令人遐想无限。但是指导员严肃指出，残害徐学惠的国民党残匪就是那里派出来的。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每时每刻都在企图复辟，妄想反攻大陆。还乡团回来了，我们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
边疆七年，我的知青生活中像风一样刮过许多有关国民党反攻大陆的传说。比方五十年代，某寨子吊死我两名英勇的侦察员。某路口，敌人支起大锅将我方伤员（或者干部，或者农会主席）活活煮死。我没有想到的是，许多年以后自己将走进这些躲在金三角也就是历史帷幕后面的人群中间，成为一段特殊历史的揭秘者和书记员。
另一件事情是，八十年代末我重返农场，改革开放，边疆发展边贸，我终于有机会走进国境对面那座像乩语一样神秘邪恶的“洋人街”了却一桩心愿。其实我看到这是座很平常的缅甸小镇，低矮的铁皮屋顶，飞舞着蚊虫苍蝇，充斥着垃圾和热带气息的肮脏街道，做生意的人群和骡马散发出令人恶心的汗酸味，毒贩公开向游客兜售毒品。在一座大房子跟前，当地人告诉我，这是从前的汉人（国民党）情报站，废弃多年，现在成了教堂。我驻足倾听，果然听见有呜呜呀呀的管风琴声从教堂的窗口飘出来。
我重重舒一口气，走出历史阴影，走到明亮的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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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金三角老人回忆说，1951年，反攻命令一下达，在国民党官兵中引起一片热烈欢呼。许多人流出激动的眼泪，对空鸣枪，扔帽子，还有人干脆蹲在地下嚎啕大哭，好像一群被告之可能回家的流浪孩子。
我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曾经对此深感困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丢盔卸甲的国民党残军难道没有一点自知之明，他们凭什么相信反攻大陆会成功？他们难道忘记仅仅一年前，他们是怎样从大陆狼狈逃出来的？他们难道真的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强大，而他们自己不过是一群虚张声势的流寇？
但是当我走进五十年前这群失败者中间，我的心情豁然开朗，因为我并不费力就找到答案所在。
在泰国北部城市清莱，一位参加过反攻云南的前国民党将军面对来访的大陆作家，极为感慨地叹息道：“我们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现在来看，反攻大陆完全是一厢情愿的事，因为我们根本不了解大陆，总认为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如果人民站在我们一边，国民党怎么会失败呢？弄明白这个简单道理，我们用了五十年时间。”
在金三角小镇回海，另一位已经加入泰国籍的华侨老人平静地说：“什么叫鸿沟，什么叫仇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赶出国境，这叫仇恨。广大官兵只能听见台湾宣传，相信一面之辞，这是鸿沟。台湾宣传说，共产党如何残暴，屠杀人民，共产共妻，老百姓怎样生灵涂炭，人民如何盼望国军回去解救他们，只要你们反共救国军一到，人民立即就会群起响应，以起义和战斗欢迎你们，共产党政权立刻就会像太阳下的冰雪一样土崩瓦解你知道蔡锷北伐的故事，他是辛亥革命的功臣，我们把李主席看作金三角的蔡锷，反攻云南就是又一次北伐。如果我们有可能像现在这样常回大陆看看，谁还会相信那些幼稚可笑的政治谎言呢？问题在于，当时我们都相信了，而且深信不疑。”
我感兴趣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广大官兵被蒙蔽，作为国民党主帅的李弥，他相信自己会成为一个新的蔡锷么？他有能力改变历史命运，反攻大陆成功么？如果他不相信，他为什么还是要全力启动这场大陆解放以来惟一一次大规模窜犯大陆的军事行动？他怎样扮演这个两难的历史角色？
根据不少老人的叙述，我渐渐看见将近半个世纪前，反攻云南的国民党主力在孟萨集结完毕，李弥亲自将部下兵分两路：一路大张旗鼓向东佯攻景洪，扰乱共军视线，另一路主力则在缅北山区隐蔽行军，直到四月下旬才抵达一座地名叫做岩城的佤山。岩城古称永恩，界河对面就是云南西盟县城。
我对此感到疑窦丛生。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兵贵神速”永远是一条战术要义。可是李弥部队似乎并没有紧迫感，他们就像游山玩水，几百里路居然走了两个月时间。我向武老请教，前国民党幕僚回答说：“行军就是行军，没有人拖延时间。”
我摊开地图向他指出：“可是这样一条路线，你们居然走了整整两个月！那么你们都干些什么事情？”
他态度甚为安详地说：“发动群众，扩大影响呀！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动员青年当兵，建立反共游击武装，宣传三民主义等等。”
我说：“你们不怕暴露意图，不怕解放军侦察到你们行踪？”
武老笑笑说：“只有傻瓜才会相信，我们那区区几千人能反攻云南。美国人在韩战中吃紧，台湾有精兵百万尚难自保，我们能起多少作用？”
我眼睛一亮，追问道：“李弥真是这样想的吗？既然明知道不可为，为什么还要反攻云南？”
武老点头赞叹道：“这就是李主席英明过人之处啊！古人云，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嘛。”
我开始有些明白，李弥其实是在下赌注，只不过他押的宝不在大陆，也不在台湾，而在美国人身上。
缅北山区原本没有国民党势力，李弥大军一路走，一路招兵买马，几乎毫不费力就把沿途土司山官统统招安，封了许多纵队司令支队司令，最小的也是上校独立大队长，反正只要给枪给钱，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部落酋长封建头人决没有不肯依附的道理。李弥对此很满意，向台湾发电称，反共救国军实力扩大好几倍。
岩城是座方圆百里的大山，为佤族山官屈鸿斋的领地。屈鸿斋号称“岩城王”这个土皇帝却不是佤族，他是云南汉人，犯杀人罪逃过国境避难，做了佤族山官的上门女婿。山官没有儿子，由他继承世袭领地。李弥派人做策反工作，送了许多银元和枪支，委任他为少将纵队司令。事实上这种收买战术几乎百战百胜，比如从前的杀人通缉犯屈鸿斋，一夜之间旧貌换新颜，坐在家里就白白当上将军，这样的好事上哪里去找？山大王屈鸿斋简直被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昏了头，立刻竖起反共救国军旗帜，积极充当反攻大陆的前锋。
4月，担任佯攻的部队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来势凶猛，队伍被黏住撤不下来，如不及时撤退，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也就是说，李弥在路上慢腾腾地磨蹭，反攻大陆的计划尚未执行就有可能流产，这样至少没法对台湾交差。当然还有一个更加重要和隐秘的原因，这是李弥全部计划的核心，如果反攻流产将危及这个计划的实施，所以李弥突然变得着急起来，仓促变更部署下达命令。
前卫师长李国辉奉命凌晨向沧源县城发起进攻。
4
这是个久旱无雨的黎明，云贵高原的红土地因为缺乏水分而变得苍老，一层薄雾如碳灰般将天地笼罩，河流奄奄一息，岩石蒙上一层灰。在这个雾蒙蒙的背景下远远望去，巨大的朝日刚刚升起，好像一枚被踩扁的红鸭蛋，坐落在山峦间的沧源坝子犹如涸辙之鲋，张开干渴的大嘴等待一天漫长的热带干风和太阳的无情煎熬。
在这个旱季即将走到尽头的早晨，国民党先遣部队越过国境线，对沧源县的前哨阵地蛮宋发起攻击。解放军驻蛮宋一个排，以石头碉堡的哨所为阵地进行顽强抵抗，战斗随即展开。钱运周指挥特务大队和士兵将哨所团团包围，虽然国民党官兵都知道共军只有一个排，等于一颗钉子，而不是匕首，但是他们的行动还是十分小心谨慎。因为这里毕竟是大陆，对手不是只会朝天放枪的老缅兵土司兵，谁能说钉子不能致人死命呢？
青黑色的碉堡像一头怪兽，披着一层淡薄的晨雾蹲在山坡上，黑洞洞的枪眼犹如深不可测的眼睛，让人感到心惊肉跳。一群色彩斑斓的印度虎皮鹦鹉被士兵脚步惊飞起来，它们在亚热带旱季干燥的空气中努力振动翅膀，把夸张和不安的尖叫声撒得很远。钱运周从望远镜里看见碉堡外围有许多障碍物，树丛中有新掘的战壕，解放军隐蔽得很好，看不见人影晃动。
碉堡越来越近，只剩下几百米距离，敌人还是没有动静。钱运周感到背上有些发冷，这是一场正规战，不是打土匪，作战双方是较量几十年的老对手，彼此熟悉得如一家人。共军好像有意折磨他们，越是保持沉默，进攻者越是紧张，谁都知道，距离越近，打得越准，国民党士兵快把头埋在地上，虽说敌人只有一个排人，可是枪响起来，谁又担保自己脑袋不被先打穿几个窟窿呢？
终于“砰”的一响，共军开枪了！枪声使人精神一振，快要凝固的空气哗啦破碎了。这一枪实在太差，像走火，因为子弹并没有射向人体，而是滴溜溜地钻进泥土里去了。所有人都同时松了一口气，就像捆绑在身上的绳索松开来，他们从地上抬起头来张望，看见解放军阵地上冒出一缕细细的青烟，可以想象那是个惊慌失措的新兵。于是进攻一方士气大振，嗷嗷叫着凶狠地弯腰冲锋。
形势对防守一方不利，尽管他们顽强抵抗，但是双方毕竟力量悬殊太大，所以第一轮进攻下来，国民党残军占领外围阵地，把剩下的解放军全都逼进碉堡里去了。
晨雾渐渐散开去，太阳露出脸来，把红通通的光辉斜洒在战场上。碉堡四周躺着几具尸体，他们看上去不大像死人，脸上泛着红光，像心满意足的醉汉。钱运周让士兵喊话，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碉堡里面有人大声回骂。这时李国辉也上来了，他听出对方是个河南口音，就对钱运周苦笑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妈的！给我轰老乡几炮！”
炮声一响，对方沉默下来，解放军当然明白炮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炮弹将不结实的碉堡掀开一角，石墙炸塌，一些残肢断体被气浪血淋淋地抛到阵地外面来。国民党官兵欢呼起来，他们被胜利的炮火所鼓舞，挺直腰来进攻，解放军这回是真的完蛋了，好比一头死老虎，谁先冲上去谁拣胜利果实。
顽强的解放军还有一挺机枪在废墟中射击，零落的步枪也向进攻者表达誓死不降的决心，进攻人群呐喊着，像潮水一样扑向孤零零的石头碉堡。这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胜利眼看就要得手，敌人马上就要被全歼，反攻大陆首战告捷的电报立刻就要飞向台湾，国民党打了许多年败仗，逢共必败，这回他们要向老对手划一个精彩的句号。但是这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他们身后突然飞来一阵劈头盖脑的手榴弹，就像晴空万里下起冰雹，手榴弹的猛烈爆炸打乱进攻的队伍，连督战的李国辉也险些被一块弹片击中。
一台精彩救援的好戏就在国民党反攻大军眼前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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