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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前抢先上演。大约一百多名机动灵活的解放军援兵（其中部分民兵）从侧翼发起虚张声势的袭击，一下子将敌人打懵了头，与此同时，困在碉堡里的解放军迅速撤下阵地突围。他们配合得十分默契，一进一退，一张一弛，就像给国民党官兵上军事课一样。
李国辉眼睁睁看着共军像孙悟空一样逃出他的手心，这一仗打得无比窝囊，煮熟的鸭子居然在他面前飞走了。他咬牙切齿地说：“给我追上去，一直追进县城。小钱，你带一团人绕过县城，切断敌人退路。我要看看共军再耍什么花招！”
解放军并没有如李国辉所料那样死守待援，他们在退路被切断之前主动放弃县城，朝双江方向撤退。国民党军队占领沧源县城，俘虏部分未及撤退的伤兵、民兵和工作队员。李弥闻讯大喜，迫不及待向台湾发出战场告捷电，报告反攻云南首战大捷，消灭共军多少多少，已经切实占领云南第一座县城沧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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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的沧源是座只有几千人口的滇西小县，不通汽车，所谓县城也就跟内地一个小镇差不多，除县政府临时办公的几间平房，其余都是民居。七十年代我曾经到过沧源，那时我眼中的小县城仅有一家国营百货商店，一家国营食堂，一个小邮电所，和一条石板铺成的简陋街道。听说九十年代沧源彻底改变面貌，县城扩大十倍，柏油公路一直通到省城昆明。
1951年春天，所有重返云南的国民党官兵都为胜利欣喜若狂，李弥宣布在县城举行一场庆祝“光复”仪式，他迫不及待地骑着马，带领一群幕僚和台湾记者越过国境，意气风发地开进沧源县城。长官检阅了入城部队，国民党官兵举行分列式和阅兵式，喊了许多参差不齐的口号，可惜当地居民甚少，因为打仗又逃掉一些，所以掌声稀落无人喝彩。
台湾记者进行采访，许多官兵流下激动的眼泪，他们说早就盼望反攻这一天，我们一定要打到昆明去，打到南京去，光复整个大陆。记者把这些豪言壮语都记在本子上，用电台发回台湾，还附上传真照片，说明国军官兵士气高昂所向披靡。
李弥视察县城时险些被一发偷袭的子弹击中，他身后一个幕僚做了替死鬼，原来是沧源县民兵大队还在山上抵抗。民兵大队长是号称“岩帅王”的当地佤族山官田兴武，他同时还担任共产党沧源县长，本来经过秘密策反，田兴武已经答应里应外合消灭共军，不料战斗打响，他又出尔反尔站在共军一边战斗。李弥很恼火，叫“岩帅王”的亲戚“岩城王”去招降，这才弄明白佤族山官有顾虑，怕国民党不成气候，搞不好落个鸡飞蛋打的下场。于是李弥决定放下架子，亲自同田兴武谈话。可怜佤族山官一辈子没有见过比团长更大的汉人军官，他甚至连一百公里外的临沧城也没有去过，所以当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省主席亲自同他谈话，这位立场不稳的山官吓得连汉话也说不清楚，结结巴巴像个小学生。他本是个世袭的部落首领，被中国历史剧变的潮流所挟裹，身不由己地卷入阶级斗争的激流旋涡中，所以他就没法不像个陀螺一样左右摇摆。李弥当然看出田兴武不是个人物，他只用了不出一袋烟工夫就说服他倒向国民党一边。李弥当场委任他为上校支队长，然后将他和他的四百多个佤族民兵派到战场去打头阵。
俘虏没有得到宽大。他们多数是工作队员，有人负了伤，打着赤脚，还有一个女俘虏，很年轻，戴着眼镜，据说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他们来不及跟上部队撤退，也没有战斗经验，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酷性估计不足，因此他们成为这些反攻倒算的国民党同胞的复仇对象。我在沧源采访曾听当地人控诉国民党令人发指的暴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件，就是这些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匪徒在沧源城里支起大锅，将水烧开，把俘虏和伤兵扔下锅去煮。当时的情形不难想象，开水翻滚着，冒着滋滋的水蒸气，许多人围观，发出快乐和满足的哄笑，俘虏捆得像粽子，但是那不是粽子，是活人，女大学生！这幅残酷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曾为那位不知名的女大学生的悲惨命运暗暗揪心，悄悄垂泪。后来我在金三角质问当时参加反攻的国民党官兵：“你们这样做，不是跟日本人差不多吗？”
他们回答：“对不起，我保证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发生这种暴行枪毙俘虏的事是有的，但是煮活人没有听说过。”
我气愤地说：“难道是别人造谣，诬陷你们不成？”
他们安静回答：“可能因为仇恨太深，彼此都会有一些过激言论和误解。”
这回轮到我无话可说。我只好问：“现在还有仇恨吗？”
他们摇头说：“都是中国人，过去的事想来很内疚。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好，中国强大，我们就拥护你。”
反攻沧源的初步胜利鼓舞了李弥，他下令乘胜进军，一路由李国辉率师进攻耿马和双江，另一路由钱运周指挥进攻西盟和澜沧，起侧翼屏护作用。“岩帅王”田兴武决心将功折罪，带领他的民兵冲在前面打头阵，解放军兵力薄弱，连连后退，滇西防线很快被击破。国民党残军相继占领四座县城，并在城头升起青天白日旗帜。这时大批守候在境外的马帮蜂拥而至，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这些小县城里可怜的百货商店、储蓄所、粮站以及一切可以搬走的财产驮上马背，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金三角。这种盛况在当地持续了一段时间，络绎不绝的马帮很有耐心地将上述几座县城搬成空城。
对于兵败大陆的台湾国民党来说，他们太需要胜利，太需要精神鼓舞了，胜利是一道美味大餐，而他们是一群饥不择食的饿汉。于是台湾岛上所有报纸电台一齐欢呼滇西反攻的伟大胜利，好像他们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一样。军政要员频频发表讲话，政工部门组织民众上街游行，商会财界出资募捐，经过一番沸沸扬扬地炒作，李弥顿时身价倍增，从一个坐冷板凳的光杆司令变成家喻户晓的国军英雄，他俨然成了共产党的克星，战无不胜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或者巴顿将军。
台湾的胜利欢呼还有一个苦心，那就是做出姿态给美国人看。当时美国人在朝鲜战场陷入苦战，巴不得看到共产党后院起火天下大乱，如果李弥们一路高歌挺进昆明，共产党岂不是两面受敌首尾不顾么？朝鲜战场的局面不是很快会发生变化么？蒋介石这样做等于提醒傲慢的美国佬：你们与共产党打仗离不开我们国民党，离不开台湾！
然而就在台湾和美国盟军期待李弥胜利捷报频传的时候，李弥却下令反攻队伍在耿马县城停住脚步，一住就是三个月。
6
耿马县城以东四十公里，有一块山间平地叫猛撒，因为是半山腰，没有水源，所以也没有人居住。据说知青到来前几十年，这里森林茂密，是动植物的乐园，后来遭遇大炼钢铁，再后来伐木开荒，到处成了梯田，水土流失严重。当时我的同学王仕陆被分配到猛撒农场插队，番号是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八团，他兴奋地告诉我，八团居然有座飞机场！我讥笑他，你们八团知青回家探亲不是可以乘飞机了吗？他说是座报废了的机场，野战机场，也许还能起飞战斗机。我说莫非你们八团的橡胶树需要空军保卫？他说你别笑，都是真的。抗战时期，美国盟军为了保卫驼峰航线，对滇缅日军实施有效打击，曾在猛撒秘密修建了一座简易野战机场。机场只有一条砂石跑道，几间简易棚屋，仅供小型战斗机临时起降。机场即将完工之际，太平洋传来日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机场于是尚未启用便荒芜下来。后来我查阅史料，同学说得不差，基本上与历史吻合。
1991年我为写作中国知青梦专程到猛撒采访，果然看见那座荒芜的飞机场。机场平整如故，没有树，跑道上长满荒草，像座天然的足球场。
但是当我的视线投向1951年春天，李弥命令他的反攻部队停在耿马、双江一线按兵不动时，我注意到他同时占领了这座废机场。国民党残军在废机场四周布下重兵，我从军事地图上看见，李弥部队的防卫重心事实上已经转移到这座没有人迹的废机场。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他们的对手解放军好像也睡着了，没有反击迹象，连民兵游击队骚扰也时断时续，有气无力。这就有点像姜太公钓鱼，人和鱼彼此漫不经心，玩着让外人看不懂的游戏。根据侦察报告，解放军一个团已经撤退到临沧，滇西方向没有大部队。还有情报说共产党政府机关也开始向大理撤退。一些将领和幕僚认为共军主力被调到朝鲜战场，后方空虚，正是长驱直入的大好机会，有人甚至乐观预言，半个月收复昆明，打败共产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像前途一片光明，共军不堪一击，需要的只是进攻。
李弥稳坐钓鱼台，不为人言所动，对大好形势视而不见，根本不理睬部下的焦急心情。他安之若素，每天与幕僚品茗论道，谈棋说画，好像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游山玩水一样。许多急于打回老家的国民党军官都沉不住气，猜不透老长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连师长李国辉也蒙在鼓里，跟别人一样干着急。
糊里糊涂过了十多天，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乌云的夜晚，星星在天空闪烁，李弥走出他在耿马县城的指挥部，骑上心爱的东洋大白马，率领一行部下和随从直奔猛撒机场。当他们翻过山坳，一个前所未有的灿烂景象突然像银河落九天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黑夜沉沉，机场燃起熊熊火堆，将山间平地映得如同白昼。士兵戒备森严，骡马集合待命，树丛中隐蔽着大批民工。不久天空响起隆隆的马达声，一架没有国籍的美制飞机飞临人们头顶，这只黑色的巨鸟在天空低飞盘旋，沉重的呼吸响彻夜空。许多国民党官兵欢呼雀跃，他们激动万分，以为几年前抗战大反攻的辉煌场面将在猛撒重演：巨大的舱门打开，全副武装的空降兵和坦克大炮源源不断地从飞机肚子里开出来。
可惜时过境迁，飞机只投下几只降落伞就慌慌张张飞走了。人们找到这些挂在降落伞下面的木头箱子，箱子里躺着美国武器和弹药。不管怎么说，这也算个期待，美国人没有来，但是美国武器来了，抗战八年，大后方不就是靠着美国援助坚持下来的吗？民工忙碌起来，马帮将这些从天而降的大箱子分解开来，驮上牲口，然后运回金三角大本营孟萨去。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两个月，没有国籍的神秘飞机常常夜间光临猛撒机场，将各种各样的作战物资空投下来，有次还投下两名美国情报军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武器大多是美军二战中使用过的枪炮，美国人用旧武器支援盟友也不是什么新闻，何况是无偿支援。
直到这时，军官们开始省悟李弥肚子里的算盘。有一天钱运周对李国辉说：“什么反攻大陆？我看叫做反攻台湾，或者反攻美国更好。总指挥在同台湾做交易，我们都是他的道具。”
李国辉吓了一跳，连忙制止他说：“老弟，咱们都是军人，传出去就是谋反罪。再说长官不依靠美国不行啊。”
钱运周叹道：“师长，我敢打赌，咱们这辈子是不要指望打回老家了。你没见总指挥在积蓄他的家当么？好容易积攒的家当舍得同共军硬拼？唉，反正当兵吃粮，脱了军装也饿不死，管他个鸟！”
钱运周的话不幸而言中。当隆隆作响的飞机将装备一个标准军（三万人）的美式装备空投下来之后，李弥不是宣布挺进昆明而是立即撤退，将主力部队从双江和耿马县城撤到国境上，作出随时准备退出国境的姿态。这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西线无战事，大家好像彼此谦让，而让战局以外的人摸不着头脑。当台湾和西方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把这场有名无实的反攻云南炒得沸沸扬扬时，李弥却让他的队伍躺在国境上睡大觉，而他自己为了保险，将指挥部先期撤过国境十公里。这个谜一直藏了许多年，直到我在金三角采访，一位老者才向我揭开这个谜底：美国要求台湾开辟第二战场，台湾命令李弥反攻云南，李弥则讨价还价要求美国援助武器。最后达成秘密协议，美国人同意援助武器，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空投地点必须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必须在李弥反攻云南之后进行。
这场游戏没有输家，各得其所。
战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战场双方隔着两百公里距离，好像在玩老鼠和猫的游戏。解放军稍有动静，李弥就往后退，解放军一撤走，国民党又恢复原来的态势。几个回合下来，大家似乎都在比赛耐性，这就很像一场没有裁判的拔河比赛，双方都在拖延时间，等待对方耐心耗尽。
对峙第三个月，僵局终于被打破，解放军突然以两师兵力快速运动，国民党残军本是惊弓之鸟，立即向后撤退。这时一个更加惊人的情报传来，令李弥不寒而栗。原来共产党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一支神勇的精锐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穿插到国民党侧翼潜伏起来，只等乌龟把头伸出来，向前深入一步，这支部队立刻封锁国境，切断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从前那些鼓吹反攻昆明的军官幕僚此时背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暗自庆幸还是老长官英明，没有利令智昏，否则他们全都做了共军俘虏。反共救国军火速撤过国境，为防万一，李弥还将总部退过萨尔温江东岸。
只有不识时务的田兴武屈鸿斋们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他们本来是部落民族，为历史潮流挟裹，又为眼前利益诱惑，因此替汉人李弥做了挡箭牌和替死鬼。解放军封锁国境，他们像被蜥蜴扔掉的断尾一样，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垃圾堆。
7月，朝鲜战场传来和谈消息，李弥终于找到借口，迫不及待地下令撤退，于是反共救国军一路高奏凯歌喜气洋洋返回大本营孟萨。李弥不仅收获了美国援助，而且队伍空前壮大，总兵力翻了一倍。
7
1998年初冬的一天，我踏上飞往云南省会昆明的航班。扬声器报告飞经西昌上空时，我突然记起将近半个世纪前那个黑色的清晨，李弥从西昌机场起飞去与他的部队汇合，但是失败的命运无情阻断了他的希望。这位国民党将军无法在大陆任何一处机场降落所以只好只身飞往台湾。我从一万米高空鸟瞰大地，红土高原像一只制作粗糙的沙盘躺在我脚下，这只古老沙盘已经存在了亿万年，而我乘坐的飞机则像一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上匆匆划过。
我的采访是从原昆明军区离休干部李老开始的。1951年李老职务为军区作战参谋，参加过制定围歼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全部作战计划。
“年初军区有情报，境外国民党残部可能对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窜犯。到三月下旬，敌情就陆续传来，逆（李）弥残部约有一万多人蠢蠢欲动，将于近期分路窜犯国境。”李老是陕北人，虽然到南方生活大半辈子，但是一口乡音未改，一如既往地把“李”说成“逆”“我”说成“额”
“4月，第一股敌人在南路出现，来势很凶，目标是勐连，景洪。额（我）们开始判断有误，注意力被吸引到南路。加上下面个别部队领导犯了急躁主义，以为这是敌人主力，想立头功，没有等把他们完全放进来就冲上去，违背军区首长诱敌深入的指示精神。敌人本来就是佯攻，你一打，他头就缩回去，跟你玩‘敌进额（我）退’的游戏。直到4月下旬，敌人主力才真正出现，他们的目标是临沧和思茅。当时分析，敌人还有没有更大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是一般性骚扰还是真的打算在云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战术目标？
“军区首长多次指示：不要性急，把敌人放进来，放深入一些。放长线钓大鱼嘛。额（我）们采取一些主动措施诱敌深入，希望敌人再向东前进，最好是临沧和凤庆，这样额（我）们就有把握关上门，把他们全歼，除去境外一个毒瘤。但是敌人很狡猾，始终不肯上当，相持两个月，敌人时进时退，逆（李）弥龟缩在耿马、双江一带，也搞发动群众那一套，当然是欺骗蒙蔽觉悟不高的群众。”
我问：“你们后来查清楚敌人意图了吗？”
李老笑着说：“反攻大陆呗。蒋介石要他反攻，逆（李）弥又不能违抗命令，可是他反攻又怕被额（我）们消灭，所以就来个消极怠工。”
我说：“从客观上讲，李弥反攻起到什么作用没有？”
李老沉思片刻回答：“恐怕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为防备国民党残部窜犯边疆，中央军委把原定入朝作战的第某某、某某军都留下来，这就是一种牵制作用。另外逆（李）弥把滇西、滇南分散的蒋残匪和反共势力纠集起来，起到了壮大队伍的作用。”
另一位离休老人彭荆风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人看上去面色有些倦怠，但是精神尚好，思路敏捷，记忆力惊人。他对过去发生在西南边陲的几乎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说起话来仍然带有江西老家口音，语气果断勿庸置疑。
“1951年我在连队当文化教员，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投身革命队伍，热情似火，整天不知疲倦。国民党窜犯大陆，云南边疆是重点地区，当时打了那场很有影响的耿马、双江战斗。我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后来接触了许多战斗英雄，又深入部队和临沧地区采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火热的生活孕育了我的创作灵感，所以我一口气写出了两个电影剧本，还有一些别的作品。”
我问：“您认为您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吗？”
彭老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至今我仍然坚持这样认为。当时刚刚结束内战，民心向往和平安定，渴望建设家园，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国民党反攻大陆是一种不得民心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动。”
我说：“根据我的采访，1951年的战斗没有达到全部消灭敌人的预期目的，是否可以认为是一场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呢？”
彭老连连摇头道：“这样看法是片面的，很不客观。边疆保卫战虽然只毙俘一两百名敌人，看上去不能同解放战争中任何一场胜利相比，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和意义却十分巨大，不仅有力保卫了边疆，支持抗美援朝，而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妄想，起到警戒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的作用。李弥缩回金三角，从此再也不敢大规模窜犯边境。这一仗还应该包含一些有益的军事启示：境外之敌已经不是一两年前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他们正在和还将发生变化，热带丛林作战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可惜当时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当然也不能怪谁，人的认识总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逐步提高这个教训直到十年后的勘界警戒作战才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把话题转向境外。我告诉彭老，现居金三角的许多国民党将领都对1951年春天那场反攻云南的战斗有所反省。比如李崇文将军说，因为政治仇恨蒙住眼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情。
彭老笑笑说：“如果他们都像现在，能回大陆亲眼看看，他们就不会去做那样自欺欺人的所谓反攻梦想。”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对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政策。彭老说据一本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鉴于金三角国民党军残军同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人员大多在当地安家，取得所在国“居留证”有人已加入外国籍，不再从事危害祖国的活动，1981年根据中央和总政指示，停止对这股前国民党武装的工作。等等。
眼前抢先上演。大约一百多名机动灵活的解放军援兵（其中部分民兵）从侧翼发起虚张声势的袭击，一下子将敌人打懵了头，与此同时，困在碉堡里的解放军迅速撤下阵地突围。他们配合得十分默契，一进一退，一张一弛，就像给国民党官兵上军事课一样。
李国辉眼睁睁看着共军像孙悟空一样逃出他的手心，这一仗打得无比窝囊，煮熟的鸭子居然在他面前飞走了。他咬牙切齿地说：“给我追上去，一直追进县城。小钱，你带一团人绕过县城，切断敌人退路。我要看看共军再耍什么花招！”
解放军并没有如李国辉所料那样死守待援，他们在退路被切断之前主动放弃县城，朝双江方向撤退。国民党军队占领沧源县城，俘虏部分未及撤退的伤兵、民兵和工作队员。李弥闻讯大喜，迫不及待向台湾发出战场告捷电，报告反攻云南首战大捷，消灭共军多少多少，已经切实占领云南第一座县城沧源。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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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的沧源是座只有几千人口的滇西小县，不通汽车，所谓县城也就跟内地一个小镇差不多，除县政府临时办公的几间平房，其余都是民居。七十年代我曾经到过沧源，那时我眼中的小县城仅有一家国营百货商店，一家国营食堂，一个小邮电所，和一条石板铺成的简陋街道。听说九十年代沧源彻底改变面貌，县城扩大十倍，柏油公路一直通到省城昆明。
1951年春天，所有重返云南的国民党官兵都为胜利欣喜若狂，李弥宣布在县城举行一场庆祝“光复”仪式，他迫不及待地骑着马，带领一群幕僚和台湾记者越过国境，意气风发地开进沧源县城。长官检阅了入城部队，国民党官兵举行分列式和阅兵式，喊了许多参差不齐的口号，可惜当地居民甚少，因为打仗又逃掉一些，所以掌声稀落无人喝彩。
台湾记者进行采访，许多官兵流下激动的眼泪，他们说早就盼望反攻这一天，我们一定要打到昆明去，打到南京去，光复整个大陆。记者把这些豪言壮语都记在本子上，用电台发回台湾，还附上传真照片，说明国军官兵士气高昂所向披靡。
李弥视察县城时险些被一发偷袭的子弹击中，他身后一个幕僚做了替死鬼，原来是沧源县民兵大队还在山上抵抗。民兵大队长是号称“岩帅王”的当地佤族山官田兴武，他同时还担任共产党沧源县长，本来经过秘密策反，田兴武已经答应里应外合消灭共军，不料战斗打响，他又出尔反尔站在共军一边战斗。李弥很恼火，叫“岩帅王”的亲戚“岩城王”去招降，这才弄明白佤族山官有顾虑，怕国民党不成气候，搞不好落个鸡飞蛋打的下场。于是李弥决定放下架子，亲自同田兴武谈话。可怜佤族山官一辈子没有见过比团长更大的汉人军官，他甚至连一百公里外的临沧城也没有去过，所以当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省主席亲自同他谈话，这位立场不稳的山官吓得连汉话也说不清楚，结结巴巴像个小学生。他本是个世袭的部落首领，被中国历史剧变的潮流所挟裹，身不由己地卷入阶级斗争的激流旋涡中，所以他就没法不像个陀螺一样左右摇摆。李弥当然看出田兴武不是个人物，他只用了不出一袋烟工夫就说服他倒向国民党一边。李弥当场委任他为上校支队长，然后将他和他的四百多个佤族民兵派到战场去打头阵。
俘虏没有得到宽大。他们多数是工作队员，有人负了伤，打着赤脚，还有一个女俘虏，很年轻，戴着眼镜，据说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他们来不及跟上部队撤退，也没有战斗经验，对于阶级斗争的严酷性估计不足，因此他们成为这些反攻倒算的国民党同胞的复仇对象。我在沧源采访曾听当地人控诉国民党令人发指的暴行，其中最惊心动魄的一件，就是这些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匪徒在沧源城里支起大锅，将水烧开，把俘虏和伤兵扔下锅去煮。当时的情形不难想象，开水翻滚着，冒着滋滋的水蒸气，许多人围观，发出快乐和满足的哄笑，俘虏捆得像粽子，但是那不是粽子，是活人，女大学生！这幅残酷的画面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我曾为那位不知名的女大学生的悲惨命运暗暗揪心，悄悄垂泪。后来我在金三角质问当时参加反攻的国民党官兵：“你们这样做，不是跟日本人差不多吗？”
他们回答：“对不起，我保证我所在的部队没有发生这种暴行枪毙俘虏的事是有的，但是煮活人没有听说过。”
我气愤地说：“难道是别人造谣，诬陷你们不成？”
他们安静回答：“可能因为仇恨太深，彼此都会有一些过激言论和误解。”
这回轮到我无话可说。我只好问：“现在还有仇恨吗？”
他们摇头说：“都是中国人，过去的事想来很内疚。不管什么党，只要你把国家治好，中国强大，我们就拥护你。”
反攻沧源的初步胜利鼓舞了李弥，他下令乘胜进军，一路由李国辉率师进攻耿马和双江，另一路由钱运周指挥进攻西盟和澜沧，起侧翼屏护作用。“岩帅王”田兴武决心将功折罪，带领他的民兵冲在前面打头阵，解放军兵力薄弱，连连后退，滇西防线很快被击破。国民党残军相继占领四座县城，并在城头升起青天白日旗帜。这时大批守候在境外的马帮蜂拥而至，他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把这些小县城里可怜的百货商店、储蓄所、粮站以及一切可以搬走的财产驮上马背，然后源源不断地运往金三角。这种盛况在当地持续了一段时间，络绎不绝的马帮很有耐心地将上述几座县城搬成空城。
对于兵败大陆的台湾国民党来说，他们太需要胜利，太需要精神鼓舞了，胜利是一道美味大餐，而他们是一群饥不择食的饿汉。于是台湾岛上所有报纸电台一齐欢呼滇西反攻的伟大胜利，好像他们明天就要返回南京一样。军政要员频频发表讲话，政工部门组织民众上街游行，商会财界出资募捐，经过一番沸沸扬扬地炒作，李弥顿时身价倍增，从一个坐冷板凳的光杆司令变成家喻户晓的国军英雄，他俨然成了共产党的克星，战无不胜的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或者巴顿将军。
台湾的胜利欢呼还有一个苦心，那就是做出姿态给美国人看。当时美国人在朝鲜战场陷入苦战，巴不得看到共产党后院起火天下大乱，如果李弥们一路高歌挺进昆明，共产党岂不是两面受敌首尾不顾么？朝鲜战场的局面不是很快会发生变化么？蒋介石这样做等于提醒傲慢的美国佬：你们与共产党打仗离不开我们国民党，离不开台湾！
然而就在台湾和美国盟军期待李弥胜利捷报频传的时候，李弥却下令反攻队伍在耿马县城停住脚步，一住就是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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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县城以东四十公里，有一块山间平地叫猛撒，因为是半山腰，没有水源，所以也没有人居住。据说知青到来前几十年，这里森林茂密，是动植物的乐园，后来遭遇大炼钢铁，再后来伐木开荒，到处成了梯田，水土流失严重。当时我的同学王仕陆被分配到猛撒农场插队，番号是建设兵团第二师第八团，他兴奋地告诉我，八团居然有座飞机场！我讥笑他，你们八团知青回家探亲不是可以乘飞机了吗？他说是座报废了的机场，野战机场，也许还能起飞战斗机。我说莫非你们八团的橡胶树需要空军保卫？他说你别笑，都是真的。抗战时期，美国盟军为了保卫驼峰航线，对滇缅日军实施有效打击，曾在猛撒秘密修建了一座简易野战机场。机场只有一条砂石跑道，几间简易棚屋，仅供小型战斗机临时起降。机场即将完工之际，太平洋传来日军投降的胜利消息，机场于是尚未启用便荒芜下来。后来我查阅史料，同学说得不差，基本上与历史吻合。
1991年我为写作中国知青梦专程到猛撒采访，果然看见那座荒芜的飞机场。机场平整如故，没有树，跑道上长满荒草，像座天然的足球场。
但是当我的视线投向1951年春天，李弥命令他的反攻部队停在耿马、双江一线按兵不动时，我注意到他同时占领了这座废机场。国民党残军在废机场四周布下重兵，我从军事地图上看见，李弥部队的防卫重心事实上已经转移到这座没有人迹的废机场。另一个反常的现象是，他们的对手解放军好像也睡着了，没有反击迹象，连民兵游击队骚扰也时断时续，有气无力。这就有点像姜太公钓鱼，人和鱼彼此漫不经心，玩着让外人看不懂的游戏。根据侦察报告，解放军一个团已经撤退到临沧，滇西方向没有大部队。还有情报说共产党政府机关也开始向大理撤退。一些将领和幕僚认为共军主力被调到朝鲜战场，后方空虚，正是长驱直入的大好机会，有人甚至乐观预言，半个月收复昆明，打败共产党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好像前途一片光明，共军不堪一击，需要的只是进攻。
李弥稳坐钓鱼台，不为人言所动，对大好形势视而不见，根本不理睬部下的焦急心情。他安之若素，每天与幕僚品茗论道，谈棋说画，好像他不是来打仗，而是来游山玩水一样。许多急于打回老家的国民党军官都沉不住气，猜不透老长官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连师长李国辉也蒙在鼓里，跟别人一样干着急。
糊里糊涂过了十多天，一个没有月亮也没有乌云的夜晚，星星在天空闪烁，李弥走出他在耿马县城的指挥部，骑上心爱的东洋大白马，率领一行部下和随从直奔猛撒机场。当他们翻过山坳，一个前所未有的灿烂景象突然像银河落九天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黑夜沉沉，机场燃起熊熊火堆，将山间平地映得如同白昼。士兵戒备森严，骡马集合待命，树丛中隐蔽着大批民工。不久天空响起隆隆的马达声，一架没有国籍的美制飞机飞临人们头顶，这只黑色的巨鸟在天空低飞盘旋，沉重的呼吸响彻夜空。许多国民党官兵欢呼雀跃，他们激动万分，以为几年前抗战大反攻的辉煌场面将在猛撒重演：巨大的舱门打开，全副武装的空降兵和坦克大炮源源不断地从飞机肚子里开出来。
可惜时过境迁，飞机只投下几只降落伞就慌慌张张飞走了。人们找到这些挂在降落伞下面的木头箱子，箱子里躺着美国武器和弹药。不管怎么说，这也算个期待，美国人没有来，但是美国武器来了，抗战八年，大后方不就是靠着美国援助坚持下来的吗？民工忙碌起来，马帮将这些从天而降的大箱子分解开来，驮上牲口，然后运回金三角大本营孟萨去。当然这仅仅是个开始，此后两个月，没有国籍的神秘飞机常常夜间光临猛撒机场，将各种各样的作战物资空投下来，有次还投下两名美国情报军官。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武器大多是美军二战中使用过的枪炮，美国人用旧武器支援盟友也不是什么新闻，何况是无偿支援。
直到这时，军官们开始省悟李弥肚子里的算盘。有一天钱运周对李国辉说：“什么反攻大陆？我看叫做反攻台湾，或者反攻美国更好。总指挥在同台湾做交易，我们都是他的道具。”
李国辉吓了一跳，连忙制止他说：“老弟，咱们都是军人，传出去就是谋反罪。再说长官不依靠美国不行啊。”
钱运周叹道：“师长，我敢打赌，咱们这辈子是不要指望打回老家了。你没见总指挥在积蓄他的家当么？好容易积攒的家当舍得同共军硬拼？唉，反正当兵吃粮，脱了军装也饿不死，管他个鸟！”
钱运周的话不幸而言中。当隆隆作响的飞机将装备一个标准军（三万人）的美式装备空投下来之后，李弥不是宣布挺进昆明而是立即撤退，将主力部队从双江和耿马县城撤到国境上，作出随时准备退出国境的姿态。这真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战争，西线无战事，大家好像彼此谦让，而让战局以外的人摸不着头脑。当台湾和西方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把这场有名无实的反攻云南炒得沸沸扬扬时，李弥却让他的队伍躺在国境上睡大觉，而他自己为了保险，将指挥部先期撤过国境十公里。这个谜一直藏了许多年，直到我在金三角采访，一位老者才向我揭开这个谜底：美国要求台湾开辟第二战场，台湾命令李弥反攻云南，李弥则讨价还价要求美国援助武器。最后达成秘密协议，美国人同意援助武器，但是有个先决条件，就是空投地点必须在中国境内，也就是说必须在李弥反攻云南之后进行。
这场游戏没有输家，各得其所。
战争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对峙。战场双方隔着两百公里距离，好像在玩老鼠和猫的游戏。解放军稍有动静，李弥就往后退，解放军一撤走，国民党又恢复原来的态势。几个回合下来，大家似乎都在比赛耐性，这就很像一场没有裁判的拔河比赛，双方都在拖延时间，等待对方耐心耗尽。
对峙第三个月，僵局终于被打破，解放军突然以两师兵力快速运动，国民党残军本是惊弓之鸟，立即向后撤退。这时一个更加惊人的情报传来，令李弥不寒而栗。原来共产党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一支神勇的精锐部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穿插到国民党侧翼潜伏起来，只等乌龟把头伸出来，向前深入一步，这支部队立刻封锁国境，切断退路，形成关门打狗的局面。从前那些鼓吹反攻昆明的军官幕僚此时背上出了一身冷汗，他们暗自庆幸还是老长官英明，没有利令智昏，否则他们全都做了共军俘虏。反共救国军火速撤过国境，为防万一，李弥还将总部退过萨尔温江东岸。
只有不识时务的田兴武屈鸿斋们没能逃脱覆灭的命运。他们本来是部落民族，为历史潮流挟裹，又为眼前利益诱惑，因此替汉人李弥做了挡箭牌和替死鬼。解放军封锁国境，他们像被蜥蜴扔掉的断尾一样，被毫不留情地扫进历史垃圾堆。
7月，朝鲜战场传来和谈消息，李弥终于找到借口，迫不及待地下令撤退，于是反共救国军一路高奏凯歌喜气洋洋返回大本营孟萨。李弥不仅收获了美国援助，而且队伍空前壮大，总兵力翻了一倍。
7
1998年初冬的一天，我踏上飞往云南省会昆明的航班。扬声器报告飞经西昌上空时，我突然记起将近半个世纪前那个黑色的清晨，李弥从西昌机场起飞去与他的部队汇合，但是失败的命运无情阻断了他的希望。这位国民党将军无法在大陆任何一处机场降落所以只好只身飞往台湾。我从一万米高空鸟瞰大地，红土高原像一只制作粗糙的沙盘躺在我脚下，这只古老沙盘已经存在了亿万年，而我乘坐的飞机则像一只渺小的流星，在永恒的时间和空间纬度上匆匆划过。
我的采访是从原昆明军区离休干部李老开始的。1951年李老职务为军区作战参谋，参加过制定围歼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的全部作战计划。
“年初军区有情报，境外国民党残部可能对边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窜犯。到三月下旬，敌情就陆续传来，逆（李）弥残部约有一万多人蠢蠢欲动，将于近期分路窜犯国境。”李老是陕北人，虽然到南方生活大半辈子，但是一口乡音未改，一如既往地把“李”说成“逆”“我”说成“额”
“4月，第一股敌人在南路出现，来势很凶，目标是勐连，景洪。额（我）们开始判断有误，注意力被吸引到南路。加上下面个别部队领导犯了急躁主义，以为这是敌人主力，想立头功，没有等把他们完全放进来就冲上去，违背军区首长诱敌深入的指示精神。敌人本来就是佯攻，你一打，他头就缩回去，跟你玩‘敌进额（我）退’的游戏。直到4月下旬，敌人主力才真正出现，他们的目标是临沧和思茅。当时分析，敌人还有没有更大的作战意图？他们只是一般性骚扰还是真的打算在云南建立根据地？他们还有没有别的战术目标？
“军区首长多次指示：不要性急，把敌人放进来，放深入一些。放长线钓大鱼嘛。额（我）们采取一些主动措施诱敌深入，希望敌人再向东前进，最好是临沧和凤庆，这样额（我）们就有把握关上门，把他们全歼，除去境外一个毒瘤。但是敌人很狡猾，始终不肯上当，相持两个月，敌人时进时退，逆（李）弥龟缩在耿马、双江一带，也搞发动群众那一套，当然是欺骗蒙蔽觉悟不高的群众。”
我问：“你们后来查清楚敌人意图了吗？”
李老笑着说：“反攻大陆呗。蒋介石要他反攻，逆（李）弥又不能违抗命令，可是他反攻又怕被额（我）们消灭，所以就来个消极怠工。”
我说：“从客观上讲，李弥反攻起到什么作用没有？”
李老沉思片刻回答：“恐怕不能说一点作用也没有。为防备国民党残部窜犯边疆，中央军委把原定入朝作战的第某某、某某军都留下来，这就是一种牵制作用。另外逆（李）弥把滇西、滇南分散的蒋残匪和反共势力纠集起来，起到了壮大队伍的作用。”
另一位离休老人彭荆风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老人看上去面色有些倦怠，但是精神尚好，思路敏捷，记忆力惊人。他对过去发生在西南边陲的几乎所有事件都了如指掌，说起话来仍然带有江西老家口音，语气果断勿庸置疑。
“1951年我在连队当文化教员，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投身革命队伍，热情似火，整天不知疲倦。国民党窜犯大陆，云南边疆是重点地区，当时打了那场很有影响的耿马、双江战斗。我并没有直接参战，而是后来接触了许多战斗英雄，又深入部队和临沧地区采访。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火热的生活孕育了我的创作灵感，所以我一口气写出了两个电影剧本，还有一些别的作品。”
我问：“您认为您的作品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吗？”
彭老毫不迟疑地回答：“是的，至今我仍然坚持这样认为。当时刚刚结束内战，民心向往和平安定，渴望建设家园，共产党有充分的信心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国民党反攻大陆是一种不得民心和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举动。”
我说：“根据我的采访，1951年的战斗没有达到全部消灭敌人的预期目的，是否可以认为是一场不成功的军事行动呢？”
彭老连连摇头道：“这样看法是片面的，很不客观。边疆保卫战虽然只毙俘一两百名敌人，看上去不能同解放战争中任何一场胜利相比，但是在政治上的影响和意义却十分巨大，不仅有力保卫了边疆，支持抗美援朝，而且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妄想，起到警戒一切敢于来犯之敌的作用。李弥缩回金三角，从此再也不敢大规模窜犯边境。这一仗还应该包含一些有益的军事启示：境外之敌已经不是一两年前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他们正在和还将发生变化，热带丛林作战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应当予以密切关注。可惜当时大家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当然也不能怪谁，人的认识总是随着事物的变化而逐步提高这个教训直到十年后的勘界警戒作战才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把话题转向境外。我告诉彭老，现居金三角的许多国民党将领都对1951年春天那场反攻云南的战斗有所反省。比如李崇文将军说，因为政治仇恨蒙住眼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在是件可悲的事情。
彭老笑笑说：“如果他们都像现在，能回大陆亲眼看看，他们就不会去做那样自欺欺人的所谓反攻梦想。”
最后一个话题是关于对金三角国民党残军政策。彭老说据一本公开出版的资料披露：鉴于金三角国民党军残军同台湾当局在组织上已无隶属关系，残军人员大多在当地安家，取得所在国“居留证”有人已加入外国籍，不再从事危害祖国的活动，1981年根据中央和总政指示，停止对这股前国民党武装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