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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夭,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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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公司里就只有钟老这么一个朋友。钟老死去以后,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间的联系。现在可以说公司跟他完全没有关系了。下班时他仔细地把自己的办公桌收拾清楚。下楼出门时,他还在钟老的座位前站了一会儿。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后来走出大门,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门口,他觉得自己快要跟这个地方永别了。
事实上他第二天还来,第三天还来,第四天还来,一直到第六天他还来。
那天下午有几个同事约好到钟老的墓地去。他也参加。他们搭长途汽车去,也搭长途汽车回来。他们被人象装沙丁鱼似的塞在车子里面。他几乎连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脚悬在空中。一路上车子颠簸得厉害,车里闷热,空气坏,他心里很不好过,差一点要在车上呕吐了。
钟老就葬在时疫医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块小地方,坟上土已经干了,还没有长草,只放了一个纸花圈,是用红、白、绿三色土花纸扎成的。上款写“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写“一中书局挽”另外还有一个花圈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却是“弟方永成敬挽”这是主任送的,也是纸扎的花圈。来不及立碑,就让这两个没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这样办丧事,也太简陋了,一共花不了几个钱,”一个同事说。
“这已经不容易了。要是周主任在这儿,恐怕连这样也办不到,”另一个同事说。
“其实想得开一点,人死了,再怎样,也没有意思。还不如生前待得好一点,”第三个同事插嘴说。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公司对我们活着的人也不过如是,何况死人!”第二个说话的人接口说。
没有人跟汪文宣讲话。他们好象都在避开他。他一个人站在一个角里,胆怯地望着他那个朋友的坟头,好象他真害怕他们随时都会把他赶走似的。
泪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现在眼睛又痛。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怎么花圈上写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他看错了,那里明明是“又安”两个字。不,不是他看错。他想到了另一个同样的纸花圈,白纸条的上款的确写着他的名字。他也会躺在这同样的土堆下面。陪伴他的也只有这同样的荒凉的环境。
同事们都走了,他们回到城里去了。他们临走时并不唤他一声。他一个人立在墓前不时左右观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现在是来看他的简陋的新居。
天空里黑云愈积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渐阴暗,后来连他也觉察出来了。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赶到长途汽车站去。他并没有跑,但是到了车站,他已经满头大汗,气喘得没有办法。他只等了半点多钟就被人挤上了车子。在车上站了一点又二三十分钟,才到了他住处的附近。本来汽车只走四十多分钟,这次因为半途遇雨,雨太大,车子在中途停了若干时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来。从这时起他便没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发着低热,淌着汗,不停地哮喘。他讲话的时候喉咙呼卢呼卢地响。他的胸部、喉咙都痛得厉害。但是他并不常常发出呻吟。他默默地忍受一切。他不让小宣回家。在母亲面前他的话更少了,看见母亲对他流泪时,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断了念。可是母亲却不肯放弃这个绝望的战斗。母亲请了西医来给他诊病,西医摇摇头,表示他的病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她只得又向张伯情求助,张伯情曾经带给她一线希望,可是现在连张伯情也觉得没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终于完全失去,现在他说话连自己也听不见了。他第一次发现这种情形时,他伤心地哭了一场。这所谓哭也不过是眼泪畅流,哭出来他倒觉得心里较为畅快。母亲看见他在哭,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他答不出声,只有张开嘴用手指指着喉咙。她明白了他的痛苦。她沉默半夭,才怜爱地说:
“宣,你不要难过。你是个好人天应该有眼睛”她的喉咙暂时也哑了。
“妈,我不难过。你怎么相信起天来了!”他想说却说不出来,他只有竭力止了悲,摇摇头,装出了笑容。
“你不要怕,你不会死的,”她说。
“我并不怕,人人都要死;不过留下你一个人受苦,我心里很难过。小宣年纪又太小,”他用力说,但是母亲只听见一点咻声,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那种挣扎的情形使她又害怕又痛苦。她望着他,一面打断了他的话:
“你不要讲话了,你好好休息罢。”她脸上的肌肉在搐动,眼里装满了泪水。
他长长地叹一声,睁大泪眼,用求助的目光看着母亲。
屋子里异常闷热,板壁好象随时会燃烧起来似的。他把盖在身上的一幅平价布床单也揭开了,从破旧汗衣的洞孔中他看见了自己那个只有皮和骨头的黄色胸膛。
这以后母亲为他买了一个铃子。唤人时他用铃子代替他说话;请人做事时他求助于纸笔。这里所谓人,其实就是母亲一个,此外就难得有人到他的屋子里来,除了医生和邮差。但是邮差也不常来,因为小宣难得写信,树生的信也来得少了。树生仍旧按月寄款来。款子已经动用了。过去一直在银行里存“比期”的款子也由母亲陆续取了出来。还是母亲开口向他要了存单以后去取的。现在为了儿子的生命,她什么事都肯做了,只除了先给树生去信。给树生的信都是他自己写的,他不要母亲代笔。他在每封信上都写着:“我还好,我的健康逐渐在恢复,你不要为我担心,”一类的话。给小宣的信,有时他写,有时母亲写,他只叫孩子不要回家(暑假中那个孩子住在同学的家里),好好念书,温习功课。母亲的信里话多一些,但是她也不忍讲出真实的情形,并且她还暗暗地抱着一线希望。
然而跟她的希望相反,真实的情形却逐渐坏下去。他自己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他的内部一天一天地在腐烂,他的肺和他的咽喉的痛苦一天一天地增加。母亲也看得出他在用缓慢的脚步走向死亡。
但是母亲的心还是不能轻易放弃。她继续给他吃药,给他喝鲜牛奶和鸡汁,她帮他穿衣,伺候他大小便,她为他做着一切连老妈子也不愿意做的事。可是有一天他终于吃力地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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